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萧绎集校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既是2018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一件盛事，更是陈志平、熊清元两位学者通力合作、多年玉成的美事。客观地说，他们选择萧绎集作为古籍整理对象，是需要学术勇气的。毕竟，作为“内积猜忍，外崇矫饰”“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的短命帝王，梁元帝萧绎在史书上的风评颇差，其著作自安史之乱以来，散佚大半，明清辑录，讹误颇多，其间隐衷，或有因鄙薄而以轻心掉之者。因此，《萧绎集校注》的整理出版，总不免涉及一个饶有深意的话题，即：如何对待历史上有争议的作家的作品？是由“想见其为人”而漠视其文，还是客观公正地“不因人废言”？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颇能见出学术道德与世俗道德交织影响的复杂性。陈、熊两位教授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萧绎研究，并陆续推出《金楼子疏证校注》《金楼子译注》《萧绎评传》《萧绎集校注》，足以见出他们身上自由独立的学术品格和由点及面、穷源究底的学术精神。当然，作为该百家而不遗的集校精品，《萧绎集校注》真正的学术价值并非在于学者的自我实现，而在其续接《金楼子疏证校注》，形成了现存完备、可信的萧绎作品全集。这部著作的权威性，不仅来自陈、熊两位先生在整理古籍之际审问明辨的严谨态度，更源于他们在底本选择、文本校勘和名物注释方面所表现出的学术功力，颇多方法论的创见。对孜孜以求还原古籍本真的学者而言，本书可谓是既显“功夫”又示“次第”的典范之作。

一、因书制宜的底本选择：截断众流，直寻出处

古籍整理是一门严谨而专业的科学，来不得一丝模糊、容不得一处讹误，然则孰是孰非，人力有时而穷，重烟迷雾，历史不可蠡测，故欲集善书，必先辨别版本优劣，择其善本为底本，而后方能比对各种本子的原始文字，还原作者著述的初始形态。按照学术通例，古籍整理一般取作品收集较全且时代最近于作家、能存古貌者为底本。不过，各种古籍的流传情况、版本质量、散佚程度多有差异，故底本选择并非一概而论。凡古籍整理之学，须综合运用版本学、校勘学和目录学知识，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原则，统筹甄别以定底本。陈、熊两先生治学严谨，其“前言”“凡例”不仅明确了本书“截断众流”、直寻“宋及以前史籍、类书、总集”、重辑萧绎作品的整理体例，而且还不厌其烦地叙述了萧绎作品流传散佚的来龙去脉，力求阐明其专书专法之特殊原因。

萧绎所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文艺理论高度发达的时代，“自制名之集、区分时间之集、区分文体之集、区分官任之集、专录逸文之集、全集、自选集等别集”的成批涌现已成常态。在这样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勤于著述、热衷藏书的梁元帝萧绎，在生前整理汇集个人的著作，是理所当然的。他在《金楼子·著书篇》著录的自著之作多达“五十余部七百余卷”，“内容广泛博雅”、“数量十分惊人”，然而“由于封建专制统治、兵燹和水火自然灾害等多种原因”，到“唐末至宋代以来，只有一卷本的萧绎集流传”（《前言》），甚至这所谓流传至今的较为古老的“一卷本”亦不曾面世于今。今存的明代《六朝诗集·梁元帝集》、张燮《梁元帝御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梁元帝集》以及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梁元帝》这些版本，只可能是从“宋及以前史籍、类书、总集”重辑而成的。陈、熊两先生在认真比对、反复校勘这两类著作后，还发现明清专集“所收萧绎作品，均未超出宋及以前史籍、类书、总集范围”，这更进一步证实了明清萧绎集的重辑事实。在原始文献遗失的情况下，重辑之作并非没有作为底本的价值，可问题在于“今诸史籍、类书、总集俱存，而明、清人所辑录之元帝集，不仅文字多有讹误，且有误入者（如《答广信侯书》《下荆州》等），有漏輯者（如《议移都令》《祠房庙令》《郢州都督萧子昭碑铭并序》等）”（《萧绎集校注·凡例》），显然缺乏底本的权威性。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要保证底本选择的彻底性、科学性，其最善之法莫过于“截断众流，直寻诸篇出处，重新辑录”（《凡例》）。这种集腋成裘的重构之法既能查漏补缺，保证篇目著录的完整准确，又能保存萧绎创作的原始状态，减少不必要的文字校勘，显然是最适宜的整理法门。

从学术方法的视角看，《萧绎集校注》的底本选择，无疑表现了独辟蹊径的学术敏感和大破大立的学术气魄。不过，这种“截断众流”的重辑之法并不能作为古籍整理之通例，其不经意的创新，事实上仍是来自严谨求实的学术推理。

二、去伪存真的校勘神探：史地互证，择善而从

陈先生深受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影响，自述其考据癖好，源于断案如神、真相大白的隐秘快感。熊先生则视学术求真为毕生的事业。因此，《萧绎集校注》里“去伪存真”的校勘功夫是兼学者的事业与侦探的志趣于一体的，参同校异、酌定文字，纯以事实为准绳，绝不容断以己意。其“例言”中的校勘说明既不乏对古籍早期形态和学界共识的尊重，又体现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态度，如“所辑录诗文，若载录之史籍、类书、总集诸书于其作者均无异说，可确定为萧绎者，则以收录內容最完整者为底本；如诸书均完整收录，則以时代最早者为底本。凡诸书所标之作者有异，但可判定为萧绎者，列入'正文'部分；若无法判定作者，则列入书后存疑之作中”；“底本之讹字、衍字，则于正文中径改删，并于校注中说明。他本文字异同有价值者，亦出校。而避讳字一般仅出注说明，不改字”；“文本无存而篇目可考者，今悉数列出；所加考证，于题目下以按语形式出之”。“正文”与“存疑之作”合理并存，“出校”“出注”与“径改删”有机结合，其旨均在以征信为考据之本。

本书校勘诚于“例言”，不唯书，只唯实。以《玄览赋》考辨为例。有部分学者认为《玄览赋》的具体写作时间比较模糊，然而《萧绎集校注》并未简单盲从此说。陈志平、熊清元两位先生凭着熊十力、黄侃等鄂东学人传承下来的“不服周”的倔劲儿，广泛查阅了《尔雅·释天》《大戴礼记·千乘》《礼记·月令》《淮南子》《史記》《世说新语·言语》《太平御览》等诸多文献，最终从“旃蒙”“司空”“变蕤”“广莫”“九水”等名词注释入手，确认写作时间为“大同十一年（乙丑、545）十二月”。其中“旃蒙”系年，最为关键，其注云：“旃蒙，歲陽名。《尔雅·释天》：‘太歲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今按：据《梁书》卷三《武帝纪》，萧绎自大同六年（540）十二月至太清元年（547）正月，在江州刺史任上，其间大同十一年（545）为乙丑岁，此‘旃蒙’当指是年。”“司空”“变蕤”“广莫”等条注释，则进一步暗示《玄览赋》作于某年冬季十二月。“九水”“三宫”暗示该赋作于江州刺史任上。除了写作时间外，还有学者对《玄览赋》的理解也存在一些误区，他们认为该赋具有汉代散体大赋品格，与汉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卷二）的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玄览赋》属于征行赋，记载的是萧绎的人生历程，并非展示宫苑气象、都市繁华的京都和田猎大赋。作为征行赋，《玄览赋》时空跳跃的幅度颇大，频繁转换的“仕宦地域的人文掌故、地理风貌和民俗物产”（《前言》）与强烈的个人情感、密集的隶事用典巧妙地融为一体，令人有新奇繁复之感。为了破解萧绎用文字营造的地理迷宫，两位先生废寝忘食，殚精竭虑，不仅在深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太平御览》等多种史书、类书，综合参考各种“古典”“今典”的基础上，对《尚书·禹贡》《水经注》《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等地理方志进行比对校勘，还反复翻检核验于《中国历史地图集》。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萧绎的行经地点一一得以勘定，《玄览赋》最终摆脱所谓汉大赋的想像的假面，再现其征行赋的纪实特征。

在文字校勘上，《萧绎集校注》言必有据，凡有所校改，皆以文献考据为基础，以词洽意顺为择善之道，尽可能在言必有征的科学考据中融入批评家的文学眼光。例如，《玄览赋》“变蕤宾之吕”的“蕤宾”一词另有异文，《文苑英华》、御制集、阎本、张本、全梁文、丁本均作“凌阴”，即作“藏冰的地窖”解，唯《艺文类聚》作“蕤宾”。据《礼记》，“蕤宾”和“大吕”同为古乐律名，与月令相应，“蕤宾”之律变而为“大吕”之律，乃是季冬十二月。相较而言，其他版本所持的“凌阴”义与此文不合，故以“蕤宾”为是。不过，本书校注并非简单盲从较近于作者之年代，而始终唯义是从。因此，它直言不讳《艺文类聚》“粤羲皇之握镜”句的说法有误，“羲”盖“我”之讹。改为“我皇”，不仅切合“运璇枢而御宇，执玉衡而齐政”的实际指向，而且无形中营造出了一种叱咤风云的宏大气势。一字之改，境界全出。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误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陈志平、熊清元两位先生能综合运用文史知识，灵活果断地采用理校之法，乃至恰到好处地借用形象思维，实现最大程度的去伪存真，已渐趋段大家所谓“定其是非”的校勘高度。

三、博学鸿儒的知识考古：揭橥文缘，淹通百家

《萧绎集校注》有意识地以萧绎作品注释为中心，附录收入君臣兄弟等“当时人与萧绎唱和之作及其他相关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萧梁时期的文学生态。从“文学场”这一关系结构的视角考察文学生产的原始形态，乃是20世纪文学研究的新动向。《中国文学场》《法国知识分子的时代：萨特时代》《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隐秘的火焰》《法国文人相轻史》等，都是中外“文学场”研究的代表作。《萧绎集校注》在知识考古的基础上，充分兼顾了文学与社会风气、士人心态的普遍联系，巧妙体现了时代环境、文学交游对个人文学创作之影响，具有重现“文学场”的某种性质。正如《前言》所述，萧绎“团结了刘缓、鲍泉、周弘直、刘孝綽、徐君蒨、徐陵、阴铿、颜之推、王褒、庾信等文学创作人才，形成了西府文学集团。该集团通过诗文唱和、典籍编撰、江陵校书等活动，在创作上相互切磋砥砺，同时和萧纲文学集团遥相呼应，推动了当时文学、学术的发展”。《萧绎集校注》在为《对烛赋》《采莲赋》《鸳鸯赋》作注之时，均特地说明“梁简文帝、庾信俱有《对烛赋》”“梁简文帝亦有《采莲赋》”“梁简文帝萧纲、庾信、徐陵皆有同题之作”，且一并加以“今按”语，所谓“萧绎此篇盖与简文、庾信同时作”云云，暗示文人唱和之意。萧绎与其集团多有酬答，如《和鲍常侍龙川馆》《遗周弘直书》《责鲍泉书》《与刘孝绰书》等，他甚至亲为刘孝绰、庾肩吾等人撰写墓志以寄哀思。庾肩吾与其子庾信均是萧梁“宫体诗”的代表作家，同属西府文学集团和萧纲文学集团，两者之创作与萧梁一朝文学生产、文风变迁关联甚深。因此，对于《中书令庾肩吾墓志》，陈、熊两位先生不仅郑重校释其官职、人名，而且用较多笔墨叙述了庾氏父子的创作活动和仕途经历，以凸显其诗界地位。除现存作品之外，“失传之作”亦可见其“还原文学发生场域”的校注思路，其存目大抵是根据萧绎同时代文人的唱和诗赋、史传笔记、尺牍文字、碑铭石刻而整理的，每题之后必详按语，全面交代其某年月日之文缘行谊，颇具有现场感。在《中大通三年致太子纲书》按语之下附录的梁简《文答湘东王书》全文中，还有对当时文士交游场景的描述，所谓“濠梁之气，不异恒日。差尽怡悦，时有乐事，游士文宾，比得谈赏，终宴追随，何如近日，注《汉》功夫，转有次第”，足见萧梁一代文学之盛。这种“同声相应”“以类相从”的注释方式，无形中使《萧绎集校注》获得了“文学场”的历史言说功能。

《萧绎集校注》在注释上的另一特点，即其范围的广大融通。《梁书·元帝纪》称萧绎“笃志艺文”“口诵六经，心通百氏”，《南史·梁本纪》亦载其“文籍满腹”。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注释萧绎作品，务须同步拥有博雅深厚的文史素养和自由开阔的学术视野。陈、熊两位先生能相继完成《梁书校注》和《金楼子疏证校注》，正得力于此。《萧绎集校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梁书》儒释兼融、文史互渗的特点，“余编”部还保持了《金楼子》的子书风格，因此其最适宜的注释风格也应该是知识性和学术性的。凡《萧绎集》著录或关联的名物事典、语汇修辞，注者尽皆随手拈出，豁人眼目。全书注释和按语涉猎极广，除传统四部文献之外，天文地理、文学绘画、方志笔记、逸闻杂说、玄学佛理等百家之学，无不该悉。仅萧绎的16首游戏诗，即囊括医卜星相、建筑交通各个领域。尤其是《相名诗》，神秘晦涩，玄之又玄，即使存疑而不注，实亦不悖乎情理，可本书依然上下求索，一一廓清迷雾。当然，除物名诗外，最让人叹为观止的，首推萧绎所引佛教名词之注释。萧绎深受南朝崇佛风气与其父梁武帝萧衍的影响，自小崇信三宝，遍览群经，“《法华》《成实》，常自敷扬。盛开学府，广招义僧”（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其著作广引内典、遍洒灵光处，比比皆是，其中直接关涉佛典僧寺的作品即有《和刘尚书侍五明集》《内典碑铭集林序》《善觉寺碑》《庄严寺僧旻法师碑》《智藏法师碑铭》等十数篇。在学术专业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当代社会，非宗教、哲学专业的学者要准确揭橥这些富有文学性的诗序碑铭中的宗教奥义，其难度之大，堪比译经。然而，陈、熊两位先生硬是凭借巨大的毅力，广泛检索《魏书·释老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古今史籍，孜孜博览《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大般涅槃经》《维摩诘经》《法华义记》《华严经探玄记》《大智度论》《俱舍论》《释迦谱》《法苑珠林》《大乘义章》等三藏经典，反复品读《高僧传》《续高僧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佛教传记，最终破迷开悟，功不唐捐，一举廓通了萧绎浩瀚的佛教阅读世界，为读者深入理解萧梁一朝的宗教文化和文采风流，提供了最有效的指南。

正如《萧绎评传》所言：“在先唐人物中，梁元帝萧绎是留存研究资料最丰富完备的一位”。“他者的描述，如《梁书》《南史》《资治通鉴》《颜氏家训》《哀江南赋》”以及“其他历史人物传记中涉及他的记载”或许存在种种裂痕，不过《萧绎集校注》和《金楼子疏证校注》作为萧绎的夫子自道，为我们还原其创作和生活的世界提供了最真实、广阔和生动的文学场域。不管他如何“矫饰”，这么多的独白对话和“自我言说”，总会流露一隅心灵的秘密！事实上，阅读《萧绎集校注》，你会发现，这个历史记载为“猜忍”“矫饰”的皇帝文士，也还有推崇忠孝、通达佛理、重视三农、笃于友情的一面。只要抽丝剥茧、穿透迷雾，进行有深度的智力阅读和“跨时空的对话和交流”，我们就一定能“复活”萧绎和他所处的南朝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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