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杨浦区航拍影像

告别上海的那天，这位同学在父母带领下来我家道别。他拄着拐杖的身影和茫然的眼神，如今想来，依然令我难以释怀......

松花新村是一个位于上海市的东北角、建造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工人新村。也许是紧挨着松花江路、延吉东路的缘故，因此被命名为松花新村。

新村附近的路名大都取自东北地名，如和松花江路平行的有靖宇路、延吉路，纵向的则有敦化路、内江路、图门路、安图路、长白路等，无不让人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东北风味。

整个松花新村按东、西划分为一村和二村，我们一般就称之东松花、西松花，共有数十幢尖顶、灰色三层楼。那时居住在松花新村内的基本上都是上海机床厂的工人，而上海机床厂就处在与松花江路交叉的军工路上。因此，松花新村实际就是该厂的家属区。

而紧挨在旁的是上海电缆厂，该厂的职工新村、职工子弟小学则位于松花江路、延吉东路右侧。当时两爿厂都是在上海市、乃至全国名声显赫的万人大厂 。因而，以这两个厂为主体构建成了上海东北角的工人家庭聚集区。

如今的松花新村

当年，父辈们到厂里上班，和我们到学校上学都只要步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就可以了。每天清晨上班、上学和黄昏时下班、放学的人流夹杂在滚滚的自行车潮中，给那时还是上海这座城市偏僻市郊小道的松花江路增添了几分喧闹的都市氛围。

我的出生地是松花一村7号14室，是居住面积16平方米，两户合用厨卫的一室户。这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父母结婚时，机床厂分配的婚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工人阶级绝对“高大上”。因此，能够无偿分配到这样一间房间，用现在的眼光来打量，足以让如今的年轻人够羡慕的了。

上世纪50年代是“听话要听党的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的纯真年代。我出生后不久，正当盛年的父母，便从祖居地将祖父请到上海，把我“扔”给了祖父带养。这样一来，原本只是父母两人居住的16平方米的房间，一下子多出了我与祖父，三代同堂，空间顿时就变得狭小起来。

父亲便和邻居商量，晚上能否在厨房搭个帆布床让祖父睡觉。邻居是父亲机床厂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再说那时的人就是单纯，信奉助人为乐，得知我们家的困难后，他当即就同意了。

本文作者刘翔一个月大时留影

于是，每天晚上两家人家吃好晚饭，将炊具洗净，隔壁邻居一般也就不再出入厨房。而祖父把我安顿入睡后，便将煤球炉封好，再从房间里拖出一张帆布床在厨房里铺好，随后在床边坐下。烟瘾极大的他，这时将身子舒适地依上墙壁，掏出一根8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放松”起来。随着袅袅烟雾的飘浮，做了一天家务的劳累也就在那一口口的“呼吸”之中渐行渐远。

偶尔，祖父独自在帆布床边上支起一个凳子，斟上一杯土烧酒，打开用白报纸包裹成的三角包，那里装着5分钱的油汆豆瓣，撒上一点细盐，便“沉醉”在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里。此时此刻的祖父，是一天中最为幸福的。然后，便一头扑倒在帆布床上酣然入梦，睡得无比香甜。他发出呼噜声，有时会“穿墙”而过，传入我的耳中。

不过，一到清晨5时，他便又准时起床，打开封好的煤球炉，煮烧早饭。祖父那浓眉大眼、腰背挺直、始终忙碌家务的身影，至今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其实，当时祖父睡在厨房内，是在和死神相伴啊！因为一旦煤球炉子没有封好，发生二氧化碳泄漏，就会导致中毒死亡。可为了我们这个家的安宁，他无所畏惧。好在祖父封炉子的技术“炉火纯青”，几年下来，始终平安无事。

工人新村“两万户”典型的公共厨房

作为感恩和回报，当我懂事起，便为祖父跑腿，到松花新村菜场边上的粮油店拷酒、买香烟。这时候，祖父常常会摆出一副大老爷的派头，颐指气使地把一毛钱纸币朝我一扔，大手一挥：“小鬼，快去帮爹爹拷点老酒，买包香烟！”接过纸币，我立马屁颠屁颠地向屋外奔去。而我也经常从找回的零钱中“贪污”下一两分钱，作为自己的零用钱。殊不知，这一两分钱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巨款”啦。虽然祖父没有工作，其烟酒钱也是父母给他的，但他明知我“贪污”，依然是装出“浑然不知”。

上海街头的粮油店

如今想来，早早地沦为“家庭妇男”的祖父，其实，生活得并不如意。从旧时代过来的他，其同辈人基本上都是文盲，而他不仅具有初小文化程度，而且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在老家的村子里算得上是个“秀才”了。

在我的记忆中，祖父不仅烟瘾、酒瘾很大，古诗词的底子亦很深，酒至情深，能把李白的一首《将敬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吟诵得慷慨激昂。

前不久，遇到一位松花新村的老邻居，他还向我说起，至今还清晰记得当年我的祖父坐在7号大门口读报和挥毫写毛笔字的情景，那架势用现在的话来说，还是很有腔调的。

和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不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发现松花新村大人们开始显得心事重重起来。原来，这时国家发布了支援内地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简称为“支内”，上海机床厂对口支内单位是陕西省的汉中机床厂与宝鸡机床厂。组织上一旦定下哪个职工去“支内”，那就是连“根”一起拔，其本人和全家都必须把上海户口一同迁入陕西。我的好多小学同学随同父母一起挥泪告别故土，远赴汉中或宝鸡，一呆就是几十年。

1964年居住在松花新村时一家五口和祖父（中坐者）、姑姑（后排右一）合影（前排左一为作者）

至今我还清晰记得，住在我家楼上的一位姓李的小学同学，他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当年此病肆虐）。其父亲和我父亲在一个车间工作，是第一批被指令去宝鸡机床厂支内的。他们举家迁往宝鸡，告别上海的那天，这位同学在父母带领下来我家道别。他拄着拐杖的身影和茫然的眼神，如今想来，依然令我难以释怀。虽然后来大部分支内职工退休后，陆续回到了上海，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上海的支内职工则把“根”永远扎在了陕西的黄土地上。

我们家在松花新村一直居住到我小学毕业，以后随着弟妹的陆续出生，我家也就成了住房困难户。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机床厂将我家住房分配到面积更大的长白新村后，我家便搬离了松花新村。

长白新村“两万户”住宅

回想起来，居住在松花新村的那些年，是我们国家，是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初创期。尽管那是一个各类生活资源短缺、家庭经济不富裕的年代，但老百姓的心灵却十分单纯。而今，一晃五十多年过去，我们家也演变成了由祖孙三代十一口人的四个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

前些年过春节，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年夜饭，就是在松花江路靠近松花新村的一个饭馆吃的。当除夕夜的第一声鞭炮炸响后，我悄悄地溜出饭馆，漫步在寂静的松花江路上，凝望着夜幕下的松花新村。松花新村和松花江路已经物是人非，原先的三层楼尖顶房，已经加层为四层楼的平顶房，四周也砌起围墙作了封闭式管理。和周围一幢幢耸立的商品房小区相比，松花新村真的是显得“老态龙钟”了。

可是——新村老了，路灯亮着；街巷睡了，时间醒着。

来源：档案春秋  作者：刘翔

编辑：李添奇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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