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有明星像热依扎一样，不到半年就遭遇了三次网络暴力。

从一组吊带衫照片，让她成为众矢之的，到自曝患有重度抑郁症被质疑炒作，再到澄清营销号不实报道反引恶评，前两次她或一笑了之，潇洒应对，或努力回应，坦诚解释。只是这一次，她选择了反击：在自己的微博上一口气怒挂200余名素人。

热依扎做错了什么？网友为何如此容易愤怒？人，又为什么热衷于互相伤害？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J. 伯恩斯坦，研究了五位反思暴力的思想家后，在《暴力：思无所限》中说：“暴力并不会出现在一个“被标记”为暴力的世界中。暴力把它自己伪装起来。它将自身呈现为某种无害的、必要的、正当化的、合法化的东西。”这大概是恶评网友前赴后继的盾牌，也是热依扎歇斯底里的绝望反击之剑。

以暴制暴，真的有用吗？

1、暴力时代

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我们被有关暴力的讨论、书写尤其是景象淹没。无论是在电视、网络、智能手机、电影还是在荧光屏上，我们无法逃避现实暴力或虚构暴力的呈现。

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对无休止的又一个关于暴力的报道或描述变得麻木不仁和冷漠无情；又一个自杀式爆炸，又一个世界某个偏远地区的刺杀或者暴力反叛，又一个家庭暴力的报道，又一个充斥形形色色暴力的动作电影或者视频游戏——我们对这些无动于衷。

键盘侠被虚构暴力环境所包围，在他们看来，对方只是一个会发文字的头像或符号，而非活生生的人，他们可以随意敲下恶毒的文字，却对之冷漠以待。

当某个精神错乱的人突然在中学、大学或者电影院中展开杀戮的会后，媒体通常就会大显身手。然而，在全天候的轮番报道几天之后，这些偶发事件便湮没无闻了。

兴许，我们的时代可以被恰当地成为“暴力时代”，因为真实暴力或者想象暴力（有时含混不清且融为一体）的呈现不可避免。

以暴制暴有用吗？理查德·J. 伯恩斯坦回答是：不。他说，任何用来反对暴力的暴力，都会促使暴力循环永无止境。暴力并不具有创造性——它只具有毁灭性。

对于群体这种特点的阐述，没有比勒庞的《乌合之众》阐述得更为透彻和发人深省了。

勒庞指出，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提供给他们的意见、想法或者信仰，他们要么照单全收，要么全盘拒绝，不是视为绝对真理，就是当作绝对谬论。

于是，群体的信仰总是在暗示作用下被决定，而不是经由理性思考孕育而成。众所周知，宗教信仰是多么的偏执，它们对人们的思想产生的是怎样专制的统治。

对于是非对错毫不怀疑，同时又非常清楚自己的力量，群体因此既专横又无知。个人可以接受矛盾和探讨，但群体则从不接受。

勒庞还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在公共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发出一点点轻微的反驳，也会立即招来愤怒的吼叫和激烈的斥骂，随即而来的就是攻击和驱逐，让演说者无力招架。倘若现场没有当局警卫人员的威慑，异见者恐怕早已被千刀万剐了。”

吊带衫、抑郁症、澄清，这些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事件，为什么在热依扎身上，就引起那么多敌意？只因她在群体中，用出乎期待的高调姿态回应争议，而这让她在群氓的围殴中倍显愤怒而孤独。

“雪花”有反思性的指称，大概起源于波兰犹太诗人斯坦尼斯洛的《凌乱的思考》：“雪崩了，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

这句话往往被认为指向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即不思考的恶。

“平庸的恶”是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二战中运送犹太人至集中营的纳粹战犯艾希曼。她形容艾希曼时说：“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

艾希曼是麻木而庸俗的，根本就没有对事物进行独立思考和评判的意识和能力。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他被迫成为了一个具体的形象和符号，成为了所有罪孽和暴行的代言人。

阿伦特从艾希曼这个人物身上揭露出令人不安的特质：不思考，不想思考，懒得思考，让别人替自己思考。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特质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

在这个网络狂欢、娱乐至死的时代，人们总想让“思想停摆”，总想速成，总想靠键盘改变世界。

围观热依扎事件的吃瓜群众，在对热依扎评论、对两面派嘲笑一番之后，继续追逐下一个热点。热依扎的痛苦与挣扎也随之抛到脑后，直至下一个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出现，继续抛出“雪花论”，周而复始。

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思考的能力不在。你我都可能是那片导致雪崩的雪花，你我都可能是艾希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