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研究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者来说，中共在长期艰难的武装斗争中，经历了为民族独立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两次为生存，也为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和新生的国内战争。其中，两个疑问一直萦绕在那些研究者心里，其一，是无后方长途行军作战，如：伟大的长征。其二，就是几乎神一样存在的根据地这个模式，它是怎么完成民众改造，经济内循环并且能支撑起武器简陋的大规模前线部队集团军作战，并且能取得胜利的。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

在研究者中，功课做得比较细的当然有国共自己的反思和研究，而在国际上也有不少专家作为专门的历史和社会课题加以研究。尤其是日本，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日本对于自己母文化之国的一切奇迹，倒是从不放弃分析。譬如日本研究中共史的著名学者，原日本茨城大学人文学部教授石岛纪之。

石岛纪之在北大做学术交流时

石岛纪之认为，农民对于中共的支持虽然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转变，但是，在根据地内农民的生活确实得到改善，他们对于中共的支持不是有限的。根据地农民对于中共基本上是支持的。石岛通过对太行根据地的考察发现，通过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多数农民获得利益，这是农民支持中共的主要原因，而“自我保护”“对旧统治者的仇恨”以及来自中共上级的“强制”等这些因素虽然存在，但不能说农民对于中共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

高桥伸夫

高桥伸夫（日本庆应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东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其则是学者中十分活跃的一位，在根据地研究中，他的关注点如下：

一，强调中共中央的意图与革命现场之间存在着差别。

二，强调在地理或空间上革命的多元性或多样性。各个根据地按照各自的特点独立开展革命，其总和就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整体形象，革命根据地并不是一个模式的。

三，要有意图地摆脱农民是容易变化的这种观点，强调农民不容易改变的方面和农村社会传统的延续性。他提出，那种认为农村发生了巨大变革的观点过于简单。在表面上看来农村短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剧烈变革，实际上在其背后农民和农村社会却存在着顽强的连续性。

丸田孝志

丸田孝志（日本广岛大学综合科学研究科教授），其是运用新方法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研究的代表学者。他通过时间、象征、民俗信仰等对根据地的政治宣传、动员工作进行了系统和开创性的研究，引人注目。新的社会史理论认为，时间和纪念日与特定集团的共同记忆相关，权力通过这种记忆向人们灌输其正统性，按照这种价值观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丸田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纪念日的设立及其活动和新历、农历的使用发现，随着中共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换，中共在根据地的原有国际共运和中共自身纪念日、大众运动和归属集团（青年、妇女、工人等）纪念日之外又加上了国民政府方面的纪念日和象征抗日战争及国际统一战线的纪念日。每当在纪念日前后都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共政策进行广泛宣传，设定动员目标，以纪念日为政治动员的时间起点和终点，把余暇和娱乐时间利用起来，将其政治意义共有，通过对于时间的规范确立起动员体制。

根据地儿童团员在检查路条

另一方面，边区还利用农村中还延续使用的农历开展对民众的组织和动员。在传统节日、庙会、赶集等农历节日，按照当地的习俗进行各种宣传，以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确立新政权的权威。根据地还利用传统节日组织农业生产，创设区和村的翻身解放日，以增加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在国旗和领袖像等政治象征方面，丸田对于根据地的国旗和领袖肖像悬挂方法的变化研究了国共关系和中共领导人地位的形成过程。

在对根据地仪式的研究中，丸田提出，在许多方面是利用了旧的传统形式。例如在立功运动和奖励各种模范时，模仿了过去科举及第的庆祝、彰显仪式。根据地的追悼仪式被作为激发人民大众民族主义和阶级意识、情绪的手段而被利用。作为“地主文化”的一些做法，这时则成为地位上升了的农民们所喜好的仪式。这显示出身份不固定的中国农村社会中，阶级间文化的相互模仿与交流。为了强化村落的组织性，便于在村落的动员，根据地还实行模范村运动，包括举办祝寿会和集体婚礼等。

根据地大生产运动

山本真（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系副教授），其在继承日本实证史学传统上，加以社会史方法对于特定区域的革命根据地进行深入研究，代表方向为为中共福建根据地的研究。由于福建地区宗族势力强大，近代以来产业结构变化明显，所以山本是从宗族和社会经济结构这两方面对革命根据地展开分析的。

山本首先研究了民国时期福建的社会政治生态，这就是由于“民军”这些军事势力的割据和剥削，大宗族向弱小宗族转嫁负担，导致了地域社会矛盾的激化，出现了“各个小集团的武装化和相互争夺的散沙”状况。试图消灭这种状态的社会中坚势力就是那些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精英，他们当中的激进派提出不仅要在军事上打破这种状况，而且要否定由宗族长老等构成的保守势力及其秩序。另一方面，在民众方面，他们是否会服从于以中共为背景的新领导者，这要由他们所属于的宗族和村落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受到大宗族压迫的弱小宗族、在宗族内部分化出来的贫困阶层等这些受到传统宗族庇护较少的人群或集团就具有倾向中共的可能性。

位于东莞的大岭山根据地旧址

山本发现，在红军占领地区所进行的推翻旧统治者的革命和土地改革，会受到一些传统制度的影响。例如在福建省西部地区，地权包括所有权和耕作权这种双重权力，耕作权十分重要，因此，在土改之后，原来具有耕作权的中间阶层一般还继续耕种原来土地，由此他们便相对富裕。中共为了用阶级划分重新组织社会，就须要打破原有的社会关系和意识，通过对青年人进行的教育，发动他们破坏祠堂和庙宇，但在这里要去除传统习惯和意识会十分艰难。

关于中共革命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山本注意到福建西南部地区都是山区，耕地缺乏，农业生产比重较小，而林业、手工业（竹纸、烟草、印书业、铁器制造）和运输业（挑担脚夫）的从业者却十分庞大，他们最多的是集中在造纸和烟草等较发达的行业。为了维护经济来源，一些由权威族长领导的宗族便拥有武装组织和民团，他们对于共产革命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在上杭县才溪乡，由于有大量的建筑业工人，他们习惯于在外地的集体生活，因而有许多男子参加了红军。而没有缠足习惯的客家妇女则通过从事农业生产以支援前方。所以，这一地区参军比例很高。此外，这一地区在传统上外出打工者比较集中去的地方往往是广东、江西、福建的交界地带，这正好与中央苏区的范围相重合，这一点值得重视。

其实，从战前到战后，纵观九十余年来日本从未放松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研究，从战前的情报调查到战后初期的好奇、同情，再到对于革命的反思，以及21世纪以来的国际交流扩大和研究创新，其显著特点就是将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纳入到近现代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脉络之中。在研究方法上有如下几个特征：

1，从民众史角度研究中国革命。实事求是的说，日本学者在治史上相对是严谨和客观的，其较早认识突破了阶级论和王朝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从下向上的研究，把民众作为历史的主角，从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心性上把握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共政策的形成过程。

2，关注到中国社会非身份制和个人主义的特征。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层并不固定，经常流动，个人选择有很大的空间。革命就是激发和强化了中国社会的某种集体性机制并进行重组。

3，从乡绅论出发，引伸出对于根据地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各种模范的研究。战前日本对华调查就关注到所谓“有力者”和乡绅，战后对于乡绅、精英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关注到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在党和农民间的纽带作用以及中共的典型推进工作方法。

4，对于宗族的系谱性和机能性都有关注。中国宗族的系谱性很强，带有儒学宗法文化色彩，但是宗族作为一种社会集团在现实生活中也发挥着机能性作用，因而在与革命的关系上会非常复杂。此外，日本研究者重视实证，关心细节，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也是其特点。

从昔日对手的眼里，来看待一个已经写入历史的胜利的我们。其实，很多问题和环节都能推导出，一个只有真正拥有了强大的民心，和正确的政治主张，并且得以实际的努力的毫不松懈的矢志不渝的去实现的政党，才是历史正确的选择，同样，它也创造了历史新纪元。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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