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行文是文言文，说话却很通俗，并非一定要之乎者也。据我所见，文人臣子们多行文言文，帝王倒是爱实际，比较通俗化。

帝王说话、批折子通俗化的原因大概是可以说得比较实际，能解决问题。因为文言文行文有一些“毛病”，会产生歧义。这不仅仅是我们现代人读着不理解，在古代也有人不理解的。因为文言文讲究“谦”，就是话不能说得难听，称呼上要客气，有时客气得过分，如司马迁给任安写信，就说“太史公牛马走”，自称自己是个在牛群马群里跟着走的人。称对方为“阁下”“足下”，称自己为“鄙人”“卑职”，这都还好理解。

但有时候就委婉过度，不花点心思揣摩就出大乱子。所谓的委婉而说，就是拐弯抹角地说。《汉书·萧望之传》就有这么一件事：汉元帝时，担任中书令要职的宦官弘恭和石显，诬告元帝的师傅萧望之、周堪等，要求“请谒者召致廷尉”。

汉元帝刘爽初即位，不懂官场委婉、奏折曲折的表达之意，“廷尉”在汉相当于公安机关兼法院机关，他以为“谒者召致廷尉”就是让掌传达的人把他们喊到司法官那里去问问情况。却不知“谒者召致廷尉”便是逮捕下狱的委婉语。他就批准了弘恭、石显的报告，于是造成误会，把自己所尊敬的师傅关进了监狱。

可见连皇帝都未必能懂他们的意思。

皇帝当然不喜欢这种不切实际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就说大白话，能直接表明意思，干脆得很。他们甚至在圣旨里拉家常、撒娇卖萌、吐苦水，用的全是大白话。

康熙给他的臣子王鸿绪的密折里，几乎全是大白话，其中之一是这样：

“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儿，亲手蜜蜜（密密）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

这简直就是大白话，好处是直说重点，而且话里话外很为臣子考虑。王鸿绪接到后，果然感激的无以复加。

康熙折子里的很多批复是：“知道了。”

一点架子都没有。康熙对于对于繁琐的文言很反感。而且，康熙还很幽默。

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陕甘提督李林盛上了一道奏本。

这奏本里有些话是没必要说的，比如什么——

“除臣恭奉纶音，颁赐食品，……伏念臣以庸愚，幸生盛世，遭遇尧舜之主，身经太平之年，毫不报称，夙夜兢惕……”

用了一堆四字语歌功颂德，关于康熙所问的事情，却含糊而过。而且，最笨的是，他在奏折上把自己的官印，给盖了上去。

康熙朱批：“知道了。已后折字写清字，不必用印。”

康熙的意思是，这种折子，不要用印，汉字写不好你写满洲字。

结果这家伙给康熙回了一道折子，里面还蛮有文采的说什么“功高万世，德迈百王，薄海内外，靡不共戴尧天也”之类的无聊话。

更要命的是，康熙本来让他写满文，他却在折子里说：

“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如令人代缮……”

他竟然说满文文理不通！这是大大的不敬，语法错误，换成雍正或者乾隆试试？

康熙却没生气，幽默一下，朱批：知道了，此汉文亦未必尔能自作业。

意思是，你连文言文自己都写不好，得了吧。

至于雍正帝，那更是掏心掏肺的呼喊，动不动在折子上披露心迹：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此类言语，雍正对臣子经常说。

而且经常肉麻，甚至八卦，问人家喜欢的姑娘怎么了。雍正给臣子回复折子，像是朋友：

“朕躬甚安，不必为朕过虑，你好么？好生爱惜着，多为朕效几年力。”

雍正所批奏折：朕亦甚想你

也许我们以为清代的皇帝是满族人，对汉语文言文未必熟悉，所以说话通俗。但其实汉族的皇帝说话也很通俗。

而且他们也不是高高在上，一定是什么都不敢碰的。崇祯皇帝小时候，做皇帝的是他哥哥朱由校，史称明熹宗。

因为朱由检（崇祯皇帝）那时候年纪小，就问他的皇帝哥哥：“你这个官我能做吗？”

明熹宗笑着说，我先做几年，就给你做。

（按：李清《三垣笔记》载：熹宗初即位，上（崇祯）犹在冲龄，忽问曰：“这个官儿我可做得否？”熹宗曰：“我做几年时，当与汝做。”）

明代的皇帝似乎都很接地气。大宋流行叫官人，明代流行叫哥儿。万历年间，发生了一桩案子，到处抓人，导致上下惶恐。万历皇帝突然想起太子年纪还小，估计也害怕，就把他叫过来，温言安慰：

“哥儿，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读书写字。晏些开门，早些关门。…….我还有许多言语，因此念怒动火，难以尽言。我亲笔写的面谕一本，赐你细加看诵，则知我之心也。”

他知道自己生气，发了很大的火，所以安慰太子，让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发火。

明穆宗朱载垕，说起话来简直是撒娇求抱抱，很委屈。

他跟臣子高拱两人对话，高拱是明代嘉隆万三朝的重臣，高拱在晚年生病时，把这些记了下来，就是《病榻遗言》。这是一本政治回忆录，其中有一段是说隆庆皇帝本来在生气，高拱到了之后，两个人对话：

上见臣至，色稍平，以手执臣衽甚固，有欲告语意。

（按：以手执臣衽甚固，意思是皇帝像个小孩子拉着他的衣服不放，你是否想起了小孩子拉住妈妈衣襟的景象？）

臣即奏曰：“皇上为何发怒？今将何往？”

上曰：“吾不还宫矣。”（不嘛，朕不想回宫）

臣曰：“皇上不还宫当何之？望皇上还宫为是。”（乖，听话，不回宫去哪里呢。）

上稍沉思曰：“你送我。”（回去也可以，你送我回去呀。）

臣对曰：“臣送皇上。”

上于是释衣衽而执臣受，露腕以疮示臣曰：“看吾疮尚未落痂也。”（你看我手腕上一个疤。）

随上金台立，上愤恨语臣曰：“我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争奈东宫小里？”连语数次，一语一顿足一握臣手。（皇上拉着高拱的手一边跺脚一边说话。说自己怕是活不长了。）

臣对曰：“皇上万寿无疆，何为出此言？”

上曰：“有人欺负我！”

这皇帝，有点像小白兔了。可爱不？！

明穆宗

明英宗朱祁镇很随和。

他觉得有一个人可用，大家也都同意，他便去问王翱，王翱是当时的甘肃总兵官，他觉得这人不可用。

皇帝说：老王你太执拗了，人家都说这人好，就你说不好。

王翱说：这人是个外国人，甘肃离西域太近了，到处都是外国人，你再弄个外国人当官，岂不是让外国人说我大明连个汉人自己的官都选不出来？

皇帝大笑，说：“还是老王有见识！”（这是明英宗原话）

英庙遽曰：“老王执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独尔以为不好，何也？”

王公叩头曰：“吴瑾是色目人，甘肃地近西域，多回回杂处，岂不笑我中国乏人？”

英庙即抚掌曰：“还是老王有见识！”

——陆深《溪山馀话》

明代皇帝的上谕都很白话，没有什么骈四俪六的文言，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皇帝）就曾发过一道上谕，原文如下：

宣谕承天府百姓：

说与故里众百姓每（们），我的父母，昔在孝宗皇帝时，封国在这里，积许大的德行，生我承受天位。我今为父母来到这里，你每（们）也有旧老的，也有与我同后生的，但只是我全没德行，父母都天上去了，这苦情你每（们）也见过么？我今事完回京，说与你每(们)众百姓，各要为子的尽孝道，为父的教训子孙，长者扶那幼的，幼的敬那长的，勤生理，做好人，你每依我此言语。非我不能深文，以便那不知文理之人教他便省地，你每（们）可记着。

这圣旨里没有什么大话空话，很实在，他也说得明白，不是我写不出来有文采的话，主要是为了大家能听懂，牢牢记在心里——“非我不能深文，以便那不知文理之人教他便省地，你每（们）可记着。”

这传统大概来自于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他上位后，曾经有两道圣旨，就很口语化：

“这文书各家见了呵，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怎么劝诚，教休做这等恶人，合着天理仁心了行，却不好？”

“有一等官人家，父母、妻子、兄弟一同害人，满家儿并无一个发仁心的，似这等全家坏了的，也好些个。”

“这文书说得明白，一件件开得分晓，若还再如此塞军，便是自己犯了又犯这般。难说你不曾见文书？不知道这文书又不是吏员话，又不是秀才文，怕不省得呵！”

明太祖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那天的早上，早朝时间。

宣圣五十五代袭封衍圣公臣孔克坚于谨身殿同文武百官面奉圣旨：“老秀才，近前来，您多少年纪也？”

臣对曰：“五十三岁。”

太祖曰：“我看您是个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您勾当您常常写书与您的孩儿，我看他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您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您家里不读书是不守您祖宗法度，如何中用？您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急情了。于我朝代里，您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

二十日，于谨身殿西头廊房下奏上位：“曲阜进表的回去，臣将主上十四日戒谕的圣旨，备细写将去了。

上喜曰：“道与他，少吃酒，多读书。钦此。”

这就是朱元璋的圣旨。九个大白话字，就可以钦此。很通俗。

可见，古代说话，跟我们现代人区别不大，只是我们现在的有些词语，古代还没有而已。只是行文上，有讲究。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朱元璋也有“奉天承运，皇帝昭曰：朕惟中国之君，自宋韵既终，天命真人”之类的文言文圣旨。但大部分时候，他分对象，对于不需要文绉绉的对象，他绝对不文绉绉。

总得来说，皇帝也是人，他们也需要倾诉心中情绪。只是多半时候无人可诉。难免在圣旨奏折中流露一点。

更重要的，皇帝做事，也许要求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直截了当，有时候大白话可以一步到位，而不需要揣摩文言文背后的那些弯弯绕。但臣子们或许不是那样想的。所以，导致古代皇帝的圣旨、奏折批示等于文人臣子的文章、奏折比起来显得很没文化。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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