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久三年（1863年），在黑船不断来袭的压力下，日本上空的权力天平也开始发生了倾斜。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将军德川家茂进京入朝。这是自宽永十一年（1634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上洛以来，武家领袖第一次上洛（前往京都）。

整整229年，天皇和将军之间只靠着中间人进行着有限程度的交流，君住京都府，我住江户城，你任命我却不能命令我，我统治天下却不能搬掉你，日本在这种上级非上级，下级非下级的二元统治下相安无事了两百多年。

如果说两百年平静背后的矛盾，因为德川家茂上洛而被重新摆到了台面之上。那么显然229年前，德川家光上洛则算得上拉开了故事的帷幕。

这位德川家的第三代将军从小体弱多病，据说他的乳母春日局平常恨不得给幼年的家光盖上五六床被子，按理来说这个肤色较黑，略带口吃的孩子应该是一个柔弱的人。但或许打小就经历了夺嫡斗争，本应是兔子的他却偏偏活成了一头狮子。在他的统治下，幕府完善了武家诸法度，完成了闭关锁国，熬过了宽永饥馑，镇压了岛原一揆，可以说江户幕府的政治体制和日本的近世的国家意识正是从家光时代开始建立的。

德川家光一生共有过三次上洛，第一次发生在元和九年（1623年），因为将军宣下家光首次前往京都，所谓的将军宣下，就是天皇任命家光出任将军，这也是将军权力来源的法理依据。第二次上洛发生在宽永三年后水围天皇行幸二条城时，刚当上将军不久的德川家光陪着大御所德川秀忠共同面君。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候的将军还并不是全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因为在它的上面还有大御所也就是将军他爸这个特殊的存在。

江户幕府前期的武家政治是一种特殊的二元政治，将军是政策执行者，而大御所是政策的制定者，虽然在德川秀忠和德川家光的时代这种角色划分开始模糊，但幕府的两大权力根源军事指挥权和领知宛行权却还是牢牢掌握在大御所德川秀忠手里。

这种状况直到宽永九年（1632年）德川秀忠去世才告结束，很明显，德川家光的第三次上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对权力的宣示。

作为江户幕府历史上自家康以来又一位大权独揽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光上洛的排场大的吓人，光是随行人员就超过了三十万人。不仅远远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次上洛，也超过了关原之战十五万的参战人数，在历史上也就决定丰臣家和德川家命运的大阪冬之阵足够匹敌。

关原之战前东西军势力划分

但即使付出的代价是动员了几乎所有大名参与一次非战斗行为，德川家光也要向全日本公示总大将的身份从他爸转移到了自己身上的事实，武力的归属对于将军来说何其重要可以说是显而易见了。

1634年7月11日，正当京都的百姓围观着鲜衣怒马的武士们浩浩荡荡的进入二条城时，天皇的御所内公家正在思索如何应对德川家光这位意料之中的来客。

之前因为强行退位，断绝了德川家做第二个藤原氏想法的后水尾天皇，不对，因为退位了所以应该是后水尾上皇，此时正把他的近臣万里小路光房、二条康道、土御门泰重聚集在一起。或许因为秀忠的死，或许因为天皇继承、紫衣事件的解决，一直以来紧绷着的公武关系开始有了缓和的迹象，为了延续这种趋势，也为了吃不上饭的公家多一份工资，他们决定第一时间以明正天皇（也是德川家光的外甥女）和后水尾上皇的名义派出使者。

第二天，天皇的敕使和上皇的院使前后脚进了二条城，有了御所的表态，第三天，五摄家、亲王、公家、以及京畿的寺社也纷纷来到将军跟前参拜行礼。这还不够，朝廷的使者在三天后更带来了一份名为太政大臣的大礼，这是一个德川家光的祖父家康和父亲秀忠都出任过的官位。

按说家光在这个时候就任太政大臣既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标志着公武关系的彻底缓和。

但是在德川家光看来，这个带着浓浓公家成分的官职并不适合他贯彻自己的武家之路，于是很干脆地用自己德不配位的理由给拒绝了。虽然短期来看家光辞官的影响有限，毕竟后水尾上皇也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首先是钱，后水尾上的工资从三千石涨到了一万石，其次是权，家光亲自派遣重臣到院御所承认了后水尾的院政：

官位晋升以下朝廷诸事，皆依院之御钧旨而行。

德川家光

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直接造成了自从大阪夏之阵以来就一直在淡化的天皇和武家之间依靠公家官位授予而保持的联系彻底断绝。试想一下，当武家的领袖对一个至少从一位乃至正一位的头衔都不屑一顾时，手下的大名和武士自然也很难获得相对较高的官位，无钱无权的公家最后能影响武家的胳膊也被砍掉了一大截。

就在幕府努力降低公家对武家的影响力的同时，其对武家势力的掌控也没有放松。德川家光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上洛过程中也进行了规模远远小于德川家康以及德川秀忠上洛时期的改易转封。

尽管规模小，但家光在这次上洛路上对大名领地的更替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对西国和近畿地区的渗透。下野的日根野吉明加增一万石转封九州的丰后府内二万石，武藏的酒井忠胜转封小滨，而原来在小滨的京极忠高则被转封到了中国地方的出云松江二十四万石，近江膳所的七万石被下总的石川忠总接管，而他前任主人则被派往了近畿的丹波龟山，当然为了给这连串的人事任命提供可能，原来龟山的松平忠昭被转封到了九州的丰后龟川。以这次改易为代表的宽永十一年领知更替将大量的谱代和宗藩大名安插到了九州、中国、关西、近畿等地，这也是幕府权力交接后德川家光希望在统治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扩大影响力的象征。

当这种行为伴随着家光对全国五万石以上大名进行朱印改时就有了另一层意义，因为所谓的朱印改就是将大名的领知宛行状和石高重新登记，这就意味着德川家光掌握了武家的经济命脉，当在二条城中的五十余位大名纷纷收到新的领知宛行状后，幕府的领知宛行权已经从已故的大御所德川秀忠转移到了德川家光身上。

大权独揽的将军用史无前例的上洛规模对全国展示了其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用领知更替在统治薄弱的地方打上了补丁，用朱印改为全国大名的财政基础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更新备份，当他完成这一切是，整个德川幕府已经做好了系统更替的完全准备。

如果说宽永九年前的江户幕府的权力传承是通过不断的小更新将大御所和将军并存的二元政治体制进行优化改善。因为德川家光既没有像祖父家康一样难以企及的威望和影响力，也不像父亲秀忠一般经历了战国的考验，这就意味着他的统治在秀忠去世以后不再会遭到另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的干预，但同时这也代表着家光的统治失去了最有力的庇护。

而且作在宽永十八年（11641年）才拥有第一个儿子的将军，在第三次上洛的时候他不仅没有成为大御所所需要的政治条件和意愿，也没有可以合适传承将军职位的接班人。所以大御所和将军的二元体制已经到了改变的时候。

为了做出这个将军集权的改变，在上洛的基础上，德川家光做出若干决定以适应这次系统大更新，于外来说，他继续完善了《武家诸法度》，其中幕府对大名最重要的约束措施——参勤交代制度正是在此时被明确；于内来说，幕府的行政体制也经历了以将军为核心到以对将军负责的老中制为基础的转变。

正是从这时开始江户幕府真正的脱离了德川家康的影响力，开始成为了一个健全的武家政府机构。而当这一更新完成后，将军上洛就失去了其必要的政治意义，这也是为什么229年后才有另一位将军上洛的原因，而这种变化都是拜黑船带来了另一个系统的更新包所赐。江户开幕或许开始于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但江户真正成为武士之城，幕府彻底褪去战国残留的起点或许就在宽永十一年德川家康跨上战马向京都迈出第一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