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天的人们大谈独身主义、晚婚少子时，13年前就已经有一部日剧提出将它们视为新时代的课题来面对。

13年后，当我们注意到老龄化现象正在成为全球各地的棘手难题时，这部日剧又不疾不徐地回到我们面前，再次抛出一个更长远的疑问：下一个百岁时代即将到来，我们每个人又将如何度过漫长的老年生活？

这部日剧就是《不能结婚的男人》与它的续集《还是不能结婚的男人》，前者关于一个独自生活却过得有滋有味的40岁男人如何看待结婚与否，后者讲述这一单身大叔到了53岁、年过半百之际，如今又将如何步入他的老年生活。

其实从始至终，前后两部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每个人终将自己面对孤独”。

无论是第一部里“一个人生活到底孤不孤独”，还是第二部里，“是继续一个人孤独终老，还是找到一个陪伴携手到老”，正如主人公桑野信介在剧中贯彻到底的理念：人到最后都会变得孤零零的。

而孤独最大的关卡，恐怕就是“终老”这最后一道，比起常人的惶恐不安，桑野信介却表现得饶有兴趣：“余下来的半个世纪我要以什么方式活下去呢？”

这当然不是桑野信介对自己的设问，换句话说，这部探讨社会现象的剧是在问观众：当人们越来越长寿时，你们每个人要如何活下去？

同时它也在问：这个社会又是否真的支持你们如愿地活下去？

对于前一个问题，阿部宽——是枝裕和口中那个“善于饰演高大健壮但心眼特小的男人”——所饰演的桑野信介，就是观剧者们的综合体和放大版：

走路走直线，拐弯拐直角，一个人在满是情侣和家庭的饭馆里吃烤肉，一个人避开朋友看烟花，一个人在家里享受流水素面，一个人如痴如醉地沉浸在古典乐的世界里……

在生活的诸多方面，桑野信介的“心眼”小得令人啧啧称奇，外人视其偏执过人，但就桑野信介自己来说，不过是自己对生活有一些要求，还有一些任性，而这些任性，正是他自得其乐的来源。

仔细想想，这不就是现代人的写照吗？有一点自己的小执着，有一点自己的小确幸。

将这些坚持到老，恐怕就是未来老人们的“倔强”。

那么当这样的倔强老人越来越多时，将来年轻的行人会不会对他们侧目？将来的饭馆会不会欢迎那么多老人入座？将来又有没有那么多房子适合那么多老人一个人在家的趣味？

于是这个有关“终老”的挑战，就自然地从个体手里又接力到了大环境的手里——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未来的老人对幸福感的需求只会更强，但社会能不能给予老人更强的幸福感呢？

我们当然不知道未来如何，但我们肯定知道，既然老龄化社会正在到来，此刻就更有必要审视当下。然而哪怕是当下的老人，他们也有他们的倔强，而我们却还远远不能支持。

最大的原因是，老年人很难被社会看到。

下面这篇文章，就来自经济学家梁捷对此的具体分析，当我们常常把目光聚焦在年轻人身上时，老龄化也正在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这些要求绝不应该忽视，因为它们不止关乎现在的老年人，同样也关乎现在年轻人的未来，和未来的年轻人们。

讲述 | 梁捷

来源 |《一平方公里内的经济学》

（文字经删节整理）

似乎现在坐公共汽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公共汽车已经变成老年人专用交通工具了。

我猜，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年轻人的时间宝贵，不耐烦等待不怎么准点的汽车，有钱人就开车、打车，没钱的就坐地铁或骑共享单车，而老年人对时间成本看得最淡，多等一会无所谓，再加上公共汽车最便宜，所以公共汽车才会成为老年人专用的交通工具。

公交车上的老年人是一个缩影。

和其他发达地区一样，上海的老龄化程度已经非常严重，尤其在上海市中心、拥有本地户籍的人群中，老年人已经占据绝对主流，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比例会进一步提高。如果没有外地移民，上海的老龄化会导致恐怖的后果。

即便现在上海有将近一半的外来人口，支撑着上海经济，上海人口的老龄化也提出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其中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谁来支付他们的养老金？

1.

老年人并不是个个相似

几十年前曾有经济学家表示，对经济学家而言，老龄化是一个新问题。到了今天，我在学习经济学家对老龄化的研究时发现，老龄化基本还是一个新问题。

美国学者舒尔茨在1976年撰写了一本《老年经济学》教科书，是老龄化研究的经典之作。书中，舒尔茨有一句话曾深深触动我：“老年人并不是一个由相似成员构成的群体”。

也就是说，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相差悬殊，富裕的很富裕，贫困的很贫困，由此导致他们的生活状态完全不同。

中国老年人严重缺乏其他获得收入的渠道，所以老年人生活的核心问题就是收入问题，或者财富问题。

很多老年人其实都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还能工作，但是现在很少有企业敢于聘用不太熟悉的又超过退休年龄的人群，所以很多劳动力被荒废，只能回归家庭。

有些老年人在工作时期已经积累足够的财富，或者退休后能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衣食无忧。上海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就处于这个阶层。

我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旅游的社会调查，结果发现，上海老年人表现出极强的出国旅游消费能力，丝毫不亚于正在工作的年轻人，而且他们的旅游热情并不随着年龄上升而减弱。我们经常听说很多老年人都已经环游世界好几圈，还动辄要挑战非洲、南极等高难度地区，这些都是他们经济实力的体现。

但对另一些未富先老的老年人来说，日子就难过很多。他们没法开源，就只能想办法节流，省吃俭用。而对于原本就没有退休金的农村老人而言，很多就只能依靠子女了。

这两年，我们经常听到各类诈骗或者投资P2P爆雷的故事，受害者多是老人。除了批评老年人无知、贪婪以外，我们也应该理解老年人的焦虑——他们确实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了，而他们又想致富，想为家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从不完美的养老金

每个老年人的经济状况都有所不同，而从政府层面看，应该施行完善的养老金制度，保障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维持最基本的体面生活。不过养老金的运营管理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都只能边看边调整。

一般来说，政府有两种最基本的管理养老金的手段。

第一种叫做“现收现付制”，通俗地说就是用现在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来支付这一代老年人所需要的养老金。

虽然每个年轻人缴纳的钱，并没有直接用在自己身上。但只要保证这种代际转移的机制持续不断，以后自己养老时，也会有更年轻人的人缴纳养老金来支持自己。

这种制度非常稳定，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人口年龄结构不变，每一代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数量相仿，这样年轻人的压力就不会太大。

可惜的是，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就不满足这个特征。

上世纪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以及1980年以后持续30年的计划生育，导致目前中国很多地方的人口结构都不平衡，上海就是一例。上海户籍的年轻人与老年人简直不成比例，所以单纯依靠年轻人的税收来支付老年人的养老金，这是不现实的。

另一种筹措养老金的方式叫做“基金制”，就是所有老年人的养老金都放在一个基金池里，确保这个基金能保值增值，用这个基金池里的资金来支付老年人的养老金。

这个想法是不错，金融手段可以有效弥补人口结构不一致的问题，在精心管理下，基金的增长幅度也有可能与养老金的增长幅度相匹配。

而“基金制”的最大问题在于风险。基金要交给专业公司管理，再专业的公司，只要追求盈利，就会面临一定的风险。根据金融学的定律，风险一定与收益相对应，追求越高的收益，就必定面临更高的风险。

然而养老金并不是一般的资金，它几乎不能承受亏损的结果，养老金亏损的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在基金制的模式下，如果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金的增值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它本身也必定暴露在更高的风险之下。

3.

老龄化，一个至今无解的难题

人口老龄化是个很严肃的人口学问题，而我们今天对此束手无策，全世界都束手无策。

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营养和养生水平的提高，全世界老年人的预期寿命都变得越来越长。我们不可能去缩短老年人的寿命，只能想办法提高年轻人的出生率，这样在总体上降低老龄化的程度。

但出生率压下去好办，可以有各种强制手段，中国对此富有经验，出生率要提升是极为困难的，直到今天都几乎没有国家成功过。所以，人口老龄化是全世界面临的难题。

老年人也是人，但是他们会有一些特定的需求，比如对医疗的需求，对照顾的需求。

老年人的医疗需求确实是刚需。老年人身体机能自然退化，科学知识也不够，患病的可能性比年轻人高得多。但是人老了以后，对于医疗的需求也在微妙的变化。

随着年龄增长，一个人距离死亡的距离也越来越近，而由于对于死亡和生病的恐惧，很多老年人逐渐变得害怕体检，害怕面对真实，转而投向一些保健品和养生秘方。

从经济角度计算，他们投在这些保健品和养生秘方上的金钱只会比正常体检和医疗来得更高。这就是人们在不同生命阶段对于健康需求的不同看法。

同时，老年人也有一些普遍性的需求。比如老年人也需要吃饭，也需要买衣服，也需要滴滴打车，也需要各种层面的社交。

但是从供给侧来看，我们对老年人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除了保健品以外，很少有产品会考虑老年人的需求。一些比较酷炫的餐馆里很少能看到老年人，最新的智能手机应用，也很少考虑老年人所面临的困难。

从需求侧的角度看，老年人很少有生活方面的需求：老年人总是很节省、不愿意改变，总是有囤积东西的癖好。所以，老年人愿意支付的费用很低，并不是一个在经济上值得重视和加以开发的群体。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现实。

老年人与普通人群之间往往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很多国家都有一些NGO致力于教育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或者电脑，帮助他们缩小数字鸿沟。

在过去几年，中国智能手机的增长率和普及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令人震惊。不得不说，微信这一类的app帮助中国老年人极大地缩小了数字鸿沟，这方面的贡献还是应当得到承认的。

4.

免费的老年人劳动力，

是城市青年的隐藏条件

中国老年人对于代际传承，有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年轻人总是抱怨父母不断地催婚、催生、催二胎，把自己的需求转嫁到子女头上，但从家庭角度看，中国的老年人又往往是最具有利他主义的人——他们为了子女或第三代的福祉，往往愿意极大地牺牲自身的福祉，放弃自己的偏好和理想，把劳动力投入到家庭之中。

这种强烈的利他主义偏好，与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并不多见。

在中国，老人普遍承起担照顾第三代的责任：买菜做饭、接送孩子，甚至还有教育。在上海这种压力极大的城市，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如果有孩子的话，一般都需要父母来照顾或者分摊家务。

免费使用老年人的劳动力，是这些家庭得以在上海立足的隐藏条件。

对于原本就居住在上海的老年人，那情况还好，可还有很多原本并不生活在上海的老年人，不管他来自农村还是城市，为了照顾在上海打拼子女的第三代，不得不放弃亲切熟悉的家乡生活漂在上海。有人把这个群体称作“老漂”。

“老漂”的生活质量很难得到保证，毕竟年纪大了，要融入上海这个陌生的大都市，绝非易事。很多对于劳动问题和家庭问题的经济学研究，都忽视了这个隐藏条件。

老年人和子女、第三代一起居住，往往是各式生活矛盾的根源。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老年人的居住和生活模式各种各样，无法用简单的经济分析来概括。

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研究“流动的农民工”，我们还期待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流动的老年人”。

对于老年人行为研究的最大困难在于，老年人很难被看到。

我们关于老年人生活的经济数据也很有限，似乎老年人一退休，就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他们往后的生活再也无法激起经济学家的兴趣，这是很可惜的。

我们在公园里、公共汽车上经常能看到老年人，但是我们能看到的老年人终究只占上海所有老年人的极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老年人忙着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平时的外出活动很少。

同时老年人也很少有自己的媒介平台，很难发声表达。老年人也有自己的微信群、朋友圈，但是对于大多数还没有步入老年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完全是隔离的。

我们对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和心理特征的了解非常有限。

经常有人列举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奇观，比如上海的宜家商场的餐厅，往往沦为老年人的交友区和相亲角。在宜家商场，只要办一张会员卡就可以免费喝咖啡，于是很多老年人就聚集在这个环境优雅又有免费咖啡提供的餐厅里，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社交。

别人觉得这是一种奇观，可老年人有自己的评价标准，有自己的倔强。

老年人需要被看到，老年人需要引起更多经济学家的关注，这是日趋老龄化的社会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仔细观察，路上确实还是能看到不少老年人，只是我们的目光总是不愿意在这些老年人身上多作停留，迅速转移到其他俊男美女身上。我在想，每个人终究都会老去，那时，对这个世界的观察终究会有一些改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