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与〈汉书〉：中国文化的晴雨表》一书中，大木康先生提出一个假说：有的时代人们喜欢《史记》，有的时代则更喜欢《汉书》，通过考察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不同时代的学术氛围。大木康书名中的“晴雨表”是用片假名表示的日语外来语，即英文barometer，“反应事物变化的指示物”，中文或不妨译成“风向标”。“风向”这个词，容易联想到中国传统史学一种方法：观风察势。

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学。有很多类似“史汉”的对举短语，如“庄屈”“杨墨”“孟荀”“李杜”“朱陆”“顾黄”甚至“钗黛”。历史学中国“迁固”并称，西方有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哲学家不是康德派，就是黑格尔派；社会学中韦伯和涂尔干泾渭二分；经济学里凯恩斯与哈耶克双虎屠龙；政治思想史上，潘恩和伯克左右对峙。思想极境上的界桩，由两个代表性人物在两端分别敲下，接踵其后的众人不能逾其范围，柏林《刺猬与狐狸》中有一句，彭淮栋先生的中译铿锵有力：“以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巨人各持一端，即能度得俄国文学之幅广”——这个句式挺好用，我们可以把“笛卡尔与帕斯卡尔”“伏尔泰与卢梭”“雨果与福楼拜”等等代入。诸如此类，和大木康假说中“史分迁固”是同一种叙事模式。

罗尔纲发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引管同、郭嵩焘的话“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主张“清人好利”。不料，引起他的老师胡适激烈批评：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人是旧式文人……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判断……名利之求，何代无之……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这个批评的入手点相当精准，“观风察势”本就凭借感觉概括，缺点正是模糊笼统。“汉唐间尚班书，宋明人慕迁史”之类，只是大而化之的说法。大木康在书中提到12、13世纪出现了郑樵、刘辰翁那样的贬班派，我们也可举出反例，生卒在郑、刘之间的王若虚，却是个极端的扬班派。同一个时代那么多人，如何统计他们的好尚？好《史》尚《汉》，何代无之？

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看待历史的方式。胡适推崇“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的科学归纳法，可在亨佩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1942）中看到更充分的论证。这篇文章主张，所谓成功的历史解释，乃是能将多个历史个例纳入某一规律中，以规律“覆盖”实例，预测未来，这一思考进路遵循“个别→一般→个别”的程序；而大木康试图把“扬马还是尊班”当作某朝某代学术风气的风向标，实际上循轨着另一种可称为“范例思维”的历史理解，即“个别→个别”的程序。这一类的历史理解，主张历史思考的价值，在于提供范例的“示意”。

判定某个特定的历史解释是否成功，有不同的标准。“西汉务利……宋人务名”的说法，“治新史学”的胡适嗤之以鼻，刘咸炘却深赏之，屡赞“此言甚精”，出现如此视差，原因即在胡刘两人分别倚重人类才智的不同维度，对“何为成功的历史解释”的理解大相径庭。我们接下来举刘咸炘的两个说法。

先看第一个。大木康言：清代考证学兴起，考证学者多爱好骈文，《汉书》随之被重视，可知“考证学、骈文和《汉书》乃是一个整体”。与此类似，刘咸炘揭示过一个更大的关联网络：

讲宋学者，文必忠八家；讲汉学者，诗多主《文选》；学骈文者，书多忠六朝；讲考据者，画多喜北宗。阮芸台学主考据，文主骈，书主北碑，画主北宗，其最显者也。盖宋学之于八家文、南贴书、写意画，考据之于八代文、北碑书、工笔画，其性固有相同者矣，其相同而取之者，则气质为之也。（《中书·广博约》）

大木康假说中有所体现的技法，在刘咸炘这段话里有更娴熟的运用：把学术风格分为两种，然后寻找相似性、构建格式塔，使诸艺各从其类。我们在学术史写作中所建立的联系，通常是著作间在思想内容上的关联，我们会注意某类知识线索在同一个逻辑上的推衍、学者们相继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穷究。建立这一类的联系，靠的是我们“理索智度”的能力。例如我们一般会如此归类：“在‘世界不可知’的立论上，休谟和康德属于同一阵营”，或：“在史家素养上，章学诚接着刘知几提出了进一步的观点”。但这和刘咸炘把“学主考据，史宗《汉书》”归为一个阵营、“讲宋学者，文忠八家”归到另一边的阵营，是不同的辨类归属。理解刘咸炘这个关联网络，需要足够的跨学科知识基础，同时还需要一定鉴赏能力，单靠“理索智度”是不够的，需要“灵心善感”的介入。

我们要考察的刘咸炘第二个说法与本文主题史汉比较有关。《汉书》说《史记》有三失，“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为什么班固父子会如此贬低《史记》呢？刘咸炘建构了一个模式来解释，他提出，对前作进行纠偏，是史学史以钟摆运动前行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

他先进行一个二分：“儒流为乡愿，道可容狂狷，狂狷刚而乡愿柔，政张则人柔，政驰则人刚，柔则静，刚则动”，然后将史汉与上述二分进行匹配。史家记述历史的同时，也是为了矫正时代歪风而写作。秦汉之际的风气，属于“刚”，到汉武帝时崇伪儒，乡愿进而狂狷衰，开始转向“柔”。对此，司马迁学本道家，厌恶俗儒，记述游侠，赞扬汲黯，贬斥公孙弘，把卫青霍去病写进《佞幸列传》，刺讥拘谨，崇尚奇激，到后来，仿佛被司马迁预言了似的，西汉终亡于“柔谨之俗”；光武中兴后，矫正了王莽时的伪儒之气，士风转而尚节气，走上狂狷偏激一路，于是班固根据儒家的立场，在《杨胡朱梅云传》（刘咸炘称“此班之《独行传》也”）中反思狂狷奇行的过失，在《王贡两龚鲍传》（此即班氏之《逸民传》）中“辨王、贡诸人之清名而折出处之中，惜龚、鲍之取祸”，后来，仿佛被班固预言到了似的，东汉终亡于“刚激之俗”。

就这样，刘咸炘把《史记》《汉书》之别，置入一个广泛联系的两极对照的意义网络中，《史记》属于“道家、狂狷、刚、政驰、动”一侧，《汉书》属于“儒家、乡愿、柔、政张、静”一侧。史著和时代，史学史和历史，在两极对照组的动态关系中演进。历史的进程如左右倚，史学的演变是救偏弊。如果说大木康假说把“史著和时代”的关系处理成像从晴雨表读数那样的直接，那么刘说更加迂婉，他辩证地考虑了两极的平衡和轮替，从而把“史著和时代”编入更加广大而精微的解释模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