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学家、散文家黄裳评价郑振铎（1898—1958）先生于抗日战争、“孤岛”时期的上海，千方百计寻觅搜集中国古代版画资料，潜心编辑出版的《中国版画史图录》说：“这是一部开山之作，所收之富和印刷之精都是了不起的。”（《榆下说书》）那么，郑振铎当时是怎样寻觅搜集中国古代版画资料、编辑出版《中国版画史图录》的呢？就笔者所知，作些记叙。

郑振铎是版本学家、藏书家、作家、翻译家、文学史家、文物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家。他根据自己学术研究之需，坚持数十年不间断八方搜求有文化积累价值的古籍。正如他在《劫中得书记·序》中说：“余聚书二十余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至，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西谛书话》）

1937年“七七”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华北的同时，“八一三”又疯狂进攻上海，11月12日上海陷入日军之手。当时许多文化人离开上海转向内地，不少朋友也劝郑振铎离开上海。而郑振铎坚持在沦陷的上海，居住在日军暂时未侵入而称为“孤岛”的租界，为的是“抢救文化遗产”（叶圣陶为《西谛书话》所作序）。因为当时许多有文化家底的市民逃离上海时，把大量藏书以贱价出售，流入旧书店和旧书摊乃至海外，其中不乏古籍珍本。郑振铎认为，如果不对其中的古籍珍本进行搜集抢救，将会使民族文化蒙受严重损失。所以他走遍上海租界大街小巷的旧书店和旧书摊，搜集有文化价值的古籍。当他搜集到不易见到的古籍珍本时，总是处于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喜悦之中，并视之为“重要发现”。正如他在《劫中得书记·新序》中说：“想想看，一时而得到了二百多种从未见到过的元明二代的杂剧，这不该说是一种‘发现’么？肯定地说，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的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来说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对于我，它的发现乃是最大的喜悦。”

郑振铎在“孤岛”上海发现流散市场而有文化价值的古籍数量相当多，不是个人财力所能购藏的。所以，他联合当时留在上海的文化界人士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何炳松（暨南大学校长）、张寿镛（光华大学校长）等人，向重庆国民政府呼吁，请求拨款抢救古籍，得到支持后，秘密由香港汇款至上海收购抢救了大量宋、元、明、清版本图书。

在郑振铎个人所搜求的书籍中，古代版画书籍占有可观的数量。他留意徽派版画，从明朝歙县虬村诸黄，如黄德时、黄应光、黄一楷、黄一彬、黄伯符等著名木刻家雕制的插图书籍，直到清初徽派殿军鲍承勋父子的木刻画，他都有收藏。此外上图下文的通俗小说，附有插图的杂剧传奇和农书、医书、营造书等科学技术书籍及山湖志、方志等，凡是木版书中有插图的，都在他的刻意搜求之列。明清之际，许多著名画家为木刻家创作的优秀画稿，如丁云鹏为黄鏻、黄应泰等画的《程氏墨苑》，陈老莲为黄子立和其他木刻家画的《博古叶子》和《水浒叶子》，萧尺木为汤尚、汤义、刘荣画的《太平山水图》等，郑振铎都有收藏。其中《博古叶子》是绝少的刻印精本。彩色印本《程氏墨苑》，一部分图版是把几种颜色涂在一块版上印的，开后来饾版印刷法的先河。《水浒叶子》刀法圆润流畅，再现画稿精炼生动的线条，把梁山好汉们各有个性的形象尽情描绘。《太平山水图》刀法变幻丰富，画面峻秀奇拔，把祖国雄伟富丽多姿壮观的山川景色刻画得传神入化。郑振铎还收藏有明末胡正言编印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是中国古代版画艺术举世闻名的划时代的杰出作品，它巧妙地运用了饾版、拱花二法，把彩色木刻画印刷术推向新的高度。

元刻本《全相三国志平话》插图

郑振铎把在“孤岛”时期上海搜求的中国古代版画书籍连同他原先收藏的中国古代版画书籍作深入研究之后，就确定编写一部《中国版画史》（四册）的计划，而《中国版画史图录》（二十册）是作为附属部分。具体着手是先编出《中国版画史图录》，然后根据《中国版画史图录》资料编写《中国版画史》。

当时，郑振铎家居上海静安寺庙弄，执教于沪郊真如的暨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后该校迁入“孤岛”租界，他每天照常去上课，教学之余即进行《中国版画史图录》的编选工作。

明刻本《武经总要》插图

《中国版画史图录》共分二十册，编排次序以时代先后分。赵家璧《回忆郑振铎和他的〈中国版画史〉》中记：

唐、宋、元三代作品不多，合成一册。明代作品丰富，共分十一册，内以时间分的有明初、嘉隆二册；以地区分的有金陵一册，安徽歙县黄氏所刻二册；以内容分的有《画谱墨谱选》一册，《诸家作品选》一册；另外是彩印的《十竹斋笺谱》四册。明清之际分上下二册，内一册彩印；属于同一时期的专家作品集有陈老莲《水浒叶子》和《博古叶子》，和萧尺木的《太平山水图》各一册。清代至民国四册，以时间分的有康乾、嘉道以来各一册；以内容分的有《风俗画选》和《北平笺谱选》。

上述二十册《中国版画史图录》共包罗一千三百多幅古代版画。按预定计划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但是并不按上述编目程序先后出版，而是根据资料齐全的先编印的方法，“凑足四册，即装成一函，发售预约”。赵家璧说，从1940年5月起到1941年12月8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入侵上海租界，12月底“良友”遭日寇查封为止，在一年半时间里，实际出版了十六册。此外，还印出一千份《中国版画史样本》，印刷精良，图版清晰，并附有中英文说明，介绍作品出处，绘画者或刻工姓名等背景资料。当时尚未印成的是几册彩版本，即明清之际的下集、《北平笺谱选》和《风俗画选》，这些都需要用传统的饾版、拱花等木刻彩印工艺来印刷，因“孤岛”上海缺乏这种特殊刻版印刷工艺的人才，所以无法出版。同时，日寇侵入租界后，包括郑振铎在内的进步爱国文化人士都在日寇搜捕名单之列，郑振铎便离开静安寺庙弄的家，改姓易名，东躲西藏，生活不定，写作《中国版画史》的计划只得中断，只完成了一篇《中国版画史序》。然而，郑振铎毕竟没有白费心血，把编选的二十册《中国版画史图录》出版了大半，比较系统地保存了中国古代版画的优秀作品，这是对中国文化史、尤其是中国美术史的重要贡献。当时出版的《中国版画史图录》只印二百套，除郑振铎自己留下二十套分赠亲友外，其余则由国内外收藏家和大学、图书馆等学术机构订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郑振铎先后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主管国家的文物、考古、美术、图书馆、博物馆等工作。不幸的是，郑振铎于1958年10月17日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阿富汗、阿联访问时，因飞机失事遇难，留下大量未尽事业，令人百感交集。

在郑振铎先生诞辰125周年和谢世65周年之际，撰此文以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