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要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主动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

开放，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更意味着新的体制、新的格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本报约请三位专家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行学理阐释，为上海进一步强化“四大功能”建言献策。

主持人：本报记者 陈瑜

嘉宾：殷德生 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经济学院院长

沈国兵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教授

赵蓓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鸟瞰临港新片区  邢千里摄

主持人：在当前我国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何理解“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项战略任务的重要意义？

殷德生：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美国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者”，这也是我国新一轮开放进程中的主要国际风险挑战。此外，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对我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构成威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从2010年开始，中国工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企图把中国排除在以创新知识全球化为基础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进程之外，挑起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手段不断翻新和加码。从加征关税到“实体清单”，从限制高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到《芯片与科学法案》再到“印太经济框架”（IPEF），企图在全球构筑对华科技封锁网并打造所谓的“平行供应链”。因此，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举措，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在何处？要破解哪些重点问题？

赵蓓文：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强调“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进一步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通过投资、贸易、金融等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赋予了新的内涵，首次将创新与投资、贸易、金融三大重点领域并列，进一步拓宽了对外开放重点领域的范围。

“创新”被作为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加以提出，和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一方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加强企业自主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离不开创新；另一方面，在研发、生产、销售等领域破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科技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同样也离不开创新。此外，创新政策还可以与投资、贸易、金融政策相配套，通过政策协同实现全球资源要素的整合，进一步激发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创新创造活力，积极主动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

殷德生：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浪潮倒逼我国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新”主要体现就在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尤其是要在贸易、投资、金融、创新等领域取得突破。一是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全面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二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依托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吸引并集聚全球创新要素，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和创新网络。三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机结合。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带动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跃升，在全球迈向更高位置，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四是把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开放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围绕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将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打造高水平国际经贸合作平台，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沈国兵：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由此，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已上升到国家议程。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我国需要推进“四维并举”协同开放（贸易与投资开放——商品与要素流动型开放——金融开放——嵌套制度型开放）来破局重点领域体制机制问题：

第一，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来化解因贸易和投资严重失衡引发的经贸摩擦上升和严峻的外部环境问题，为中国与世界经济需求端注入新动能，同时通过贸易和投资开放提升供给端有效的供给能力，可以化解双循环中的部分堵点问题。据此，提出以一体化市场驱动机制推进更大范围、多元平衡的贸易和投资开放。这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坚实根基。

第二，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来弱化经济全球化逆流、供给端“卡脖子”问题造成的影响。据此，提出以统一大市场流通规模优势畅通更宽领域的商品和要素竞争有序流动，实现互利共赢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这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的重要基石。

第三，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来化解人民币跨境结算与金融开放风险问题。据此，提出以人民币跨境结算能动协同机制推进更高水平、稳慎高效的金融开放。这是能动支撑实体经济贸易与投资开放、流动型开放的催化剂。

第四，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来化解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问题。据此，提出以知识产权保护构筑营商制度保障，提升更深层次、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制度型开放。由此，为贸易与投资开放、流动型开放和金融开放以及创新等提供嵌套式制度型开放保障。

主持人：强化“四大功能”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使命。如何理解强化“四大功能”与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关系？上海如何进一步强化“四大功能”，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发挥引领作用？

殷德生：上海要当好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只有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开展更大力度的政策制度创新，“四大功能”才能不断实现突破跃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都离不开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支撑。功能是超越数量和规模、甚至高于质量和效益的特质。上海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关键就在于强化“四大功能”的优势，只有强化“四大功能”，才能构筑起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一方面，积极主动地更好统筹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更好统筹“在中国、为世界”，更好统筹在岸与离岸，高效配置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资源，提升经济主体全球运营能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体系；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地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掌握国际规则特征和发展趋势，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国际规则构建，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探索“中国方案”、作出“中国贡献”。

赵蓓文：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上海要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市场化是一流营商环境的基础，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必须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作为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必须更高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为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法治建设的保障。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更需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打造制度开放新高地，让外资企业在上海敢于投资、安心经营、做大做强。

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抓手，增强上海在“双循环”中的战略链接作用。通过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强化上海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特别是在金融政策与科技政策的协同方面，使金融成为服务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的重要环节和纽带。推动深化“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互换通”等试点，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功能，促进境内外金融市场联动发展。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探索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CPTPP和DEPA的风险压力测试，开展全方位制度型开放试点。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上海要勇于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一方面，上海要继续发挥在国家履行对外义务中承担制度型开放的探索责任，加快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建设；另一方面，上海更需要进一步发挥“一带一路”桥头堡的作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对外提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合作交流的水平，对内依托长三角进一步发挥上海打造世界性产业集群以及加强供应链产业链韧性方面的作用。总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上海将在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领域的战略互动中，推动城市合作与内外开放的协同发展。

主持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紧密衔接起来。作为“一带一路”桥头堡，上海如何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赋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沈国兵：要以推进稳慎高效的金融创新和投资开放赋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包括：积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跨境使用范围；积极稳步推进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积极推动金融投资市场互联互通，以建立“一带一路”人民币债券市场、打造跨境支付和结算中心为抓手，强化“上海金”“上海油”“上海铜”等报价，服务于“一带一路”投融资需求。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国际航运能力。积极在“一带一路”做工业园区和海外仓建设，服务于货物贸易，形成产供链重要的搭桥者；以培育和发展服务贸易和国际航运创新发展为重点，提高国际航运开放水平、深化航运制度创新；以增强服务贸易和国际航运服务能力为重点，大力发展以“一带一路”为目的地的相关业务。

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卫生健康合作中心。世界经济新格局下科技创新已成为重塑国际格局的关键力量，为强链固链、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这就迫切需要上海依靠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进行科技攻坚突破。此外，要发挥上海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特殊优势，推进互联网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加强与“一带一路”方在卫生健康上交流培训合作。

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一是借势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经贸投资服务开放平台，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跨境电子商务。二是完善数字贸易交易促进平台功能，探索建设服务于跨境贸易的大型云基础设施。在“一带一路”开展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跨境交割业务。

主持人：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如何构建与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系？

赵蓓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制度型开放，必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实施开放发展与经济安全的战略协同。要加强自主研发，锚定科技创新的“核爆点”，在“卡脖子”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加强供应链、产业链韧性与稳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作好金融风险管理的压力测试，充分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先行先试的“试验田”功能。此外，要推动监管领域、监管方式、监管流程的创新。实现从传统监管向数字监管、风险监管、信用监管等新领域转变。在监管方式上更加注重政策协同、区域协同、部门协同，即不是单一政策的监管，而是强调金融、贸易、投资、创新等领域的政策协同，从而进一步打破部门间、行业间的政策壁垒，实施全方位的统筹监管，防范形成监管的死角和盲区。在监管流程上进一步深化事中事后监管体制机制创新，加强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配置力、影响力的监测，维护供应链产业链安全。

殷德生：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之一。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安全的直接要求就是着力提升开放监管的法治化和科学化水平。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加快构建与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精准、高效、可靠的安全保障体系；二是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以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体系为抓手，增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配置力。三是强化开放监管政策的系统集成，围绕投资准入、贸易监管、金融管理、境外投资等开放领域，增强监管体系的联动性、协调性和针对性，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及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合作，注重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对开放经济安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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