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翔凤是清代的今文经学家，与刘逢禄同为常州学派的著名学者。刘、宋二人有很多共同点，他们年龄相仿，与常州庄氏都有姻亲关系，又都受到庄氏经学的启迪，推崇今文，喜谈《公羊》。但二人实际上又有许多差异。从年寿而论，刘逢禄中岁早卒，宋氏颇享高寿。在生平际遇上，刘逢禄官居礼部，少有游历，而宋氏则屡试不第，只能辗转大江南北以谋生计。今日的许多清学史论著对宋氏的经学成就分析入微，但对他的生平经历着墨甚少，以致宋氏的人物形象往往显得晦暗不明。笔者重理相关文献，勾勒宋氏飘零人生之大概，或有助于我们对宋氏其人其学的理解。

宋翔凤手书诗札

宋翔凤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出生之时，宋氏家族已在苏州颇具声望与地位。自明至清，这一家族绵延不绝，“世有仕宦”（《朴学斋文录》卷四）。虽不如常州庄氏、刘氏那般门第显赫，但在苏州一地也算是名副其实的大姓望族。由于宋氏宅第多在葑门以里，因而人们称其为“葑溪宋氏”。

宋翔凤的曾祖做过安徽太平府通判，祖父是国子监生，封文林郎。父亲宋简受到名臣王杰、朱珪的器重，先后官云南、贵州、山东等地，政绩斐然。因而，就宋翔凤所得闻见的几代先人来看，虽未可说致身通显，却足称不坠家风。此外，宋翔凤的母亲是乾隆年间状元庄培因之女，出身名门，通晓诸经，也为宋氏家族增添了一份荣耀。

宋翔凤是宋氏一门的长房长孙。如果单从宋简这一支来看，则是他唯一的儿子。宋翔凤共有五位妹妹，在母亲的教导下皆能读书习字。据宋氏记载：“（先母）自课翔凤读《孟子》《毛诗》《礼记》，半由口授。教五女皆能识字诵古书。翔凤于趋庭之余，与群妹纵谈古今，若自忘其为寡兄弟者。”（《朴学斋文录》卷三）二妹宋静仪、三妹宋徽仪皆撰有诗集，文才不难想见。宋翔凤对三妹尤为欣赏：“（徽仪）日以《毛诗》《文选》、屈赋教授群妹。又好读《易》，从余问难，退谕史事，与姊往复，龂龂未休，各有条目。妹虽巾帼，将为儒生如何？”（《朴学斋文录》卷四）宋翔凤与五位妹妹一直感情甚笃，无话不谈。宋氏一家的诗礼传统与和谐家风，由此可见一斑。

有着相对优渥的生活环境，又身为家中的独子，再加上少年时的聪明颖异，宋翔凤自然被族人亲旧寄予了厚望。所谓“少小争传红杏名”，少时宋翔凤的耳边一定不乏称许之声，人们都期待着葑溪宋氏也走出一位“红杏尚书”。但宋翔凤偏偏不喜举业。他生性活泼且倔强，成年后多次提到自己“年小气浮”“气盛不可绳”，又说“余生十有八年，身常处于专室而心且驰乎万里”（《朴学斋文录》卷一）。很明显，宋翔凤少年时期的志气不是八股文章所能限制的。

宋翔凤回忆说：“余十许岁，里门耆宿方谈古文训故之学，闻而窃慕。”（《忆山堂诗录叙》）乾隆末年的苏州，聚集着江声、段玉裁、钱大昕、王鸣盛等当时学界一流的汉学家。宋氏语中的“古文训故之学”，即指吴门诸儒的沉酣故训、崇奉汉学而言。在这样一股汉学之风的吹袭下，宋翔凤酷爱古书，甚至不惜以衣物换取。在苏州学者汪元亮、徐承庆等人的直接引领下，宋氏走上了汉学考据的道路。他早年的辑佚著作如《论语郑注》《孟子刘注》等，便是这种汉学观念的产物。他后来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朴学斋文录》，更可见他对汉学考据的尊崇。

乾隆六十年（1795）末，宋翔凤随父宦游，历经数月方到云南。有感于长途跋涉中的日月虚度，也有感于弱冠之年的责任意识，二十岁的宋翔凤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去年之冬，从役来滇，中多弃日，又恐自兹以后，南北东西，靡所底止。弱冠已至，当殊童子，恐以吾身失坠家学，夜枕不寐，作而自思，不知汗之流于背也。”（《朴学斋文录》卷一）文字充满了懊悔与担忧，也隐含了如何成就自身的思考。此时的宋翔凤，内心应已不排斥举业，从他此后的行动来看，尽早博得功名、踏上仕途才是较为理想的生活状态。

不幸的是，“南北东西，靡所底止”的担忧一语成谶。从嘉庆五年（1800）中举，直至道光十五年（1835）最后一次会试落第，宋翔凤常年往返于京城与各地之间。尤其是道光年间，“隔一两年过家小住，少则兼旬，多或累月”（《说文解字注匡谬》卷首《徐谢山先生家传》），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时间，宋氏都是辗转于各地，天南地北，行踪不定。

如果说常年奔波尚在宋翔凤的意料之内，那么真正给他带来焦虑和痛苦的，则是每三年一度（加上恩科则更频繁）的名落孙山。宋氏有诗句说：“弱冠举京兆，名公颇相器。计偕十三上，屡蹶春官试。长为江海人，每洒穷途泪。”他曾惭愧不已地回忆道：“余往返都辇二十余年，犹未通籍，公卿贵人弃之如遗。”（《洞箫楼诗纪》卷二）正是因此，在宋氏的诗词中，表达频繁落第、怀才不遇之感的内容便占去相当分量。如“踟躇漫说长安路，此路频年识苦辛” “二十年来误好春，破衣染尽九衢尘”等句，道尽了科场失意人的悲凉与无奈。宋氏在《洞箫词》卷末缀语中说：“长言短言，疑喜疑悲。中多郁郁，世未易知。同心几人？请观此词。”他的好友李兆洛曾观察到，宋氏诗风在中年之后“益进为沉郁”（《洞箫楼诗纪序》），其实那正是宋氏心境的如实展露。这种心境在《忆山堂诗录》《洞箫楼诗纪》《香草词》《碧云庵词》中都有体现，对于研究宋氏生平与思想而言，诗词是不可绕过的绝佳史料。

由于常年科场失利，宋翔凤与许多落第士子一样，只得辗转各地谋生。或干谒地方长官，或求访学林名宿，或出为幕僚文吏，或承任书院主讲。年届不惑时的宋翔凤已“九州历八五岳四”，至五十多岁时则“足底曾经十二州”。除京师外，他北抵并州，南达粤省，西南至滇黔，其他如山东、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宋氏游历的持续时间之久与空间范围之广，在同时期的学者中是相当少见的。

宋翔凤《过庭录》十六卷，1930年影印本

在游历过程中，宋翔凤对各地的地理沿革及风土民俗多有留意，这对他读书治学不无益处，但更重要者在于，宋氏借此接触到了学界的许多名宿与新锐，对当时的学术话题、学风动向等感知尤深。从乾嘉入道咸的数十年间，清代学坛有了诸多新变，不同的学术声音此起彼伏。一方面乾嘉汉学的劲风仍在吹袭，初兴的今文意识也在不断滋长，另一方面则是宋学复苏，源于明末清初的那种经世意识逐渐回潮。这一时期，宋翔凤惊惧于“朴学转相鄙”的学风变化，诗句中有云“使我屡自疑，不敢存素履”。不用说，所谓“素履”即指乾嘉时期的汉学风尚，那种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朴学”之风，正在走向消歇。

宋翔凤在思想上的变化，与他的经历大有关联。早年的宋氏是较纯粹的汉学研习者，后来经庄述祖、刘逢禄引导而渐入今文经学之途。但中年以后，宋氏思想愈来愈呈现出以今文经学为主导，进而杂糅众说的倾向。道光初年，宋氏在广州拜谒阮元，应当由此接触到了新近刊行的《汉学师承记》与《宋学渊源记》。而此后在邓廷桢幕府中的数年经历，也让他对同样奔走于阮、邓幕府的方东树并不陌生。在他的交游圈中，既有张惠言、臧庸、王引之这样的汉学名家，也有刘逢禄、龚自珍等今文学同道，既有以姚鼐、管同为代表的桐城派文士，更有邓廷桢、林则徐等有志经世的能臣干才。也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宋翔凤一方面对汉学“师法”别有会心，著作中不乏文献考订之类的内容，但另一方面则极力表彰圣人之“微言”，以《公羊》阐释《论语》，同时又对朱熹的道统之说与顾炎武的经世之略深致敬意。由于宋翔凤对不同路径、不同风格的学术皆有吸纳，在融会诸说之时或不免穿凿之处。章太炎评价他“最善傅会，牵引饰说”（《訄书·清儒》），梁启超说他“傅会太过，支离太甚”（《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都是指此而论。但需要注意的是，宋氏学问的这种表现形式，与他所处时代众声喧哗的学术局面是相应的，透过宋氏之学，我们恰可以观察从乾嘉入道咸的时代学风与思潮动向。

道光十五年（1835），五十九岁的宋翔凤终得湖南差遣，常年飘零的人生迎来了一个栖止之机。但宋氏赴任时的心境是极度悲痛的。此年秋冬之交，宋氏仅有的一女一子先后过世，特别是宋氏之子病故于京师科场之外，无异于宣告了宋氏一门进士梦想的破灭。同一年，儿媳徐氏也病殁于苏州家中，留下了年仅五岁的幼孙。由于宋翔凤之妻不久病故，幼孙只得由宋氏六妹宋硕仪代为抚育，因而宋氏常常从湖南将微薄的俸禄寄回家中。在“有子已黄泉，有孙不依膝”的忧郁心境下，宋氏历仕耒阳、新宁等地，前后长达十七年。于政事之余，他潜心著述，《孟子赵注补正》《论语说义》等书在耒阳县舍完稿，而晚年最重要的札记体著作《过庭录》也多撰于此时。

咸丰二年（1852），已入残年的宋翔凤从湖南回到苏州家中，于“葑溪草堂”读书授徒，并以耆老身份赢得了乡人尊敬。当时宋翔凤在乡人眼中的形象是：“年届八十，长身鹤立，议论纚纚，尤善述乾嘉轶事。”（《乐府余论》末刘履芬附记）宋氏晚年“喜奖后进”，如有后辈拜谒，“辄剧谈留食，亹亹不倦”（《赵烈文日记》咸丰十年二月十六日）。在晚清学坛名重一时的俞樾、戴望等人，便是这些后辈中的翘楚。俞樾在《春在堂随笔》卷八中回忆说：“吴中老辈，余所及见者二人。一宋于庭先生翔凤，一陈硕甫先生奂，皆乾嘉学派中人也。”

宋翔凤于咸丰十年（1860）二月殁世，时年八十四岁。此时刘逢禄、龚自珍都已故去多年，魏源也弃世三载。宋氏去世不久，太平军占领了苏州。遭此动荡，显赫一时的葑溪宋氏，“旧时里第，已成瓦砾”，宋氏的著作版片也“无从问讯”（《乐府余论》末刘履芬附记）。伴随着宋翔凤飘零人生的终结，自清初以来便成为学界观瞻所在的苏州，也终于从“汉学中心”的舞台悄然退场。晚年的宋翔凤被看作乾嘉学派中硕果仅存的代表人物，他的去世也带有乾嘉汉学最终走向落幕的意味。也正是因此，对他的人生进行勾稽索隐，不仅能弥补既有成果之不足，更能为由乾嘉入道咸的士人群体相关研究提供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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