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8日上午，“陆谷孙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召开。陆先生生前的同学、朋友、同事和学生齐聚一堂，以座谈的方式共同缅怀这位逝世百日的英语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和双语词典编纂家。

 

 

此次追思会，由外文学院副院长、陆先生的学生高永伟教授主持，会上首次公布了不少陆先生各个时期的照片。澎湃新闻将座谈记录整理如下，并刊出部分照片，以向陆先生致以最深切的敬意与怀念。

 

 

陆先生生前的同学、朋友、同事和学生齐聚一堂

 

翟象俊：

 

我和陆谷孙先生认识五十九年了，可以说是友谊牢不可破。2011年的时候，医生说我要开刀，陆先生听说以后，立刻让学生送来一万六千元钱，又抱来几大本《英汉大词典》，让我送给医生作为礼物。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我把钱退还给了他，词典倒是都送出去了，是很高雅的礼物。去年，医生发现我的心脏房颤很厉害，陆先生知道之后，又马上打来电话慰问。我住院六十三天，七八月份天气很热，他不仅来看望我四次，还每天一个电话，询问我的病情进展。所以，他去世以后，我的悲伤实在难以形容。

 

陆先生的成就是大家公认的，《新英汉词典》《英语大辞典》《中华汉英词典》这三本词典都深深打上了他的烙印。过去我们都用郑易里编的《英华大词典》，郑先生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这部词典主要借助的是日本人的成果。此外还有一个王同亿编过《英汉辞海》，问题也很多。等到陆先生主编的词典出来，我们才有了可靠的英语学习工具。而且他这个主编还跟别人不一样，我知道有一个学校的校长，该校所属出版社出的教材，从高职高专一直到博士生教材，他都挂名主编。我问过相关编辑，其实这位主编从来没有看过他编的教材，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编纂会议。陆老师的每一个主编，都是货真价实的。

 

 

陆先生童年照(左边是他的二姐）

 

陆先生十七岁进复旦，在我们班里年纪倒数第二小，是“四〇后”，1940年生，我是“三〇后”，1939年生。我们读书时候，正是1957年到1962年，可能是中国近百年来高校里面英语学习条件最差的。硬件条件简陋倒还在其次，主要是大的环境。1956年还有“向科学进军”，到了1957年就是反右运动，复旦外文系仅有的两位二级教授，孙大雨和林同济，双双戴上右派帽子，其他老师噤若寒蝉，上课也不敢放开讲了。“文革”十年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极端不利的条件下，陆先生从英语零起点，一路奋斗到了大师级水平，这既得益于他的天赋，还有家教的因素。我见过他的父亲陆达成老先生几面，陆老先生是非常严厉的，我跟他吃饭都不敢抬头看他。他对陆先生是既爱又严。之前读到复旦外文系88级的毛亮在《南周》写的一篇文章，说陆先生刻苦，他朋友的父亲看见陆先生在寝室熄灯后跑到走廊读书。我想这大概不准确，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没见过他这样，要是这样做的话，他的眼睛早就坏掉了。这种刻苦当然是很可敬的，但他的刻苦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一年级的英语教材很简单，二年级的教材本来还有欧•亨利的小说，后来都换成了毛选英译和人民日报社论。陆先生对这样的英语教材不满意，他就自学，学到什么新的词汇和很好的句型，就自己造句，在这方面动了很多脑筋。英文数字表达习惯和中文不一样，他就自己一直在纸上练习，比方说写一个38000，迅速转换成英文。当时的听力条件很差，只有灵格风，一个星期听一次，BBC和VOA都不能听。他也坚持练习。阅读方面，他尽可能地利用各种阅读条件，从我这儿借了《福尔摩斯》看，又去找来《三剑客》英文版。我们学英国文学史，讲到哥特式小说，他也去找来看。四年级规定泛读是狄更斯的Oliver Twist（《雾都孤儿》），他把狄更斯的小说都读了一遍。大学五年级他的毕业论文写杰克•伦敦，他把杰克•伦敦的小说又都读了一遍。他写英文文章的时候，用了不少狄更斯和杰克•伦敦的词，一开始驾驭不了，葛传槼先生还对他意见很大：“怎么能这样用词呢！”但是徐燕谋和林同济先生都很欣赏他，杨岂深先生就夸他，说陆谷孙不得了，有多副笔墨，他也可以写学术文章（academic writing），也可以写抒情散文（familiar essay），给朋友写信也会用些俚语。有一次南大的名教授陈嘉来复旦，他和杨岂深先生达成一致，陆先生绝对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当中的翘楚。说到这里，有一件趣事要讲一讲，大家都知道陆先生对Chinglish Words很感兴趣，像smilence、togayther之类，还写过文章介绍，后来才知道，这些是钱锺书先生的侄子、南大的钱佼汝教授搞出来的。

 

 

陆先生童年和父亲的合影

 

我们一起读书五年，有整整一年都在下乡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陆先生劳动时候很认真，我觉得这一点了不起。我们一起担过担子，一百多斤的担子，晃晃悠悠，他还是担起来了。每天晚上再累，他都坚持写日记。杨西光来复旦作了几次报告，我们一起听，他作笔记，一般人用中文都记不过来，我一看，他记的都是英文。

 

陆先生有两件事情很得意。一件，是复旦学生评他为十佳教授之首。还有一件，1998年或1999年上海文学艺术联合会选第二届委员，差额选举，唱票的时候，得票最高的两个人，一个是王安忆，一个就是陆先生，两人几乎是平票，几乎在全国引起轰动。这和他的为人之好是分不开的。我们有一个同班同学，2013年到青岛和我聊起陆先生，他说当年他挨整的时候，别人都讲他坏话，只有陆先生一句坏话都没说。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最后再说一件小事，我的孙子很喜欢《三国》、《水浒》，陆先生知道之后很高兴，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小孩子整天看这些打打杀杀是不是不太好，也要看看一些悲天悯人的东西。后来，他就买了一套《悲惨世界》的连环画，送给我孙子一套，丁骏的女儿一套。

 

 

儿时的全家福

 

葛兆光

 

2006年底到了复旦，我才和陆先生有交往，交往虽然时间不长，但最近几年聊得比较多。复旦几位年长的老先生，章培恒先生，朱维铮先生，还有陆先生，和我都很谈得来。现在这几位老先生一个一个地都去世了，我感到非常悲哀，有一种很寂寞的感觉。

 

为什么和陆先生比较谈得来呢？我想，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点，我们都有一种超乎个人的关怀，平时聊的都是社会、国家、政治，都关心一些看起来和我们无关，和更大的人群有关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不学外语，我研究的都是中文世界的东西，但我感到，他们那一代人关于中文世界的知识比现在的年轻人要好得多。我们时不时会聊到看起来是我这个专业的事情，陆先生也非常了解，这很不容易。有时候专业会变成一道围墙，把人们隔开，陆先生却可以越过这道围墙。第二点，有一次人家送我brill出版社出的一本关于中古时代词汇的书，对我没什么大用，我就转赠给陆先生了。陆先生后来找我聊中古历史文学思想，我就感觉，有些东西他比我知道得还多。他们这一代人给我的启示是，学外语的人，要花更多的时间把中文、中国的东西学好。现在的情况是，很多翻译让我们简直无法卒读。记得我有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译成英文之后，我很不满意，陆先生知道后对我开玩笑：那是翻译的人中文不好，等我有空来给你译。当然，我不可能让他来译。但我想，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中文不好，外文也好不了。第三点，陆先生对很多看似不属于他这一代人的东西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从他这儿知道了很多年轻人才会了解的东西，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感觉他嘴里说出来的东西，是只有经常上网的年轻人才会懂。他的大的关怀、大的理想，对中文世界的了解，对年轻人喜欢的事物的关心，给我的印象都很深。

 

最后再说一件事情，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在编纂的时候，他问我能不能请余英时先生题签。我跑到余先生那儿找了两个签，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用。余先生回复说：完全理解。陆先生却老觉得抱歉，非让我带一套文房四宝给余先生。

 

 

陆先生年轻时的照片

 

范家材

 

我和陆先生是1957年认识的，到2016年，交情将近六十年，交往最默契的是近三十年，几乎每几个礼拜就会在一起聚一次。我特别感谢他和他的团队给我平反。他在复旦外文学院召开的大会上面，特别讲到了反右运动对我造成的不公正待遇。我感到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两个字：救赎。不仅要在政治上给我平反——这很容易，只需要短短的时间，还要在学术上把我拉起来，这需要几十年的工夫。他为我做的这些事情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知道。

 

黄源深

 

7月初我还和陆先生在电话里谈了很长时间，没想到二十几天后他就走了，让我感慨生命的脆弱，世事的无常。许国璋、王佐良和李赋宁这几位老先生之后，我觉得谷孙是中国外语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这三位老先生代表了清华和西南联大那一代人，谷孙代表了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非常艰难的一代人。我和他读大学是同一年，他复旦，我华师大，学习条件非常艰苦。1957年反右，天天听报告，大批判，1958年大炼钢铁，家里的废铜烂铁都拿出来架着柴火烧，1960年遇上自然灾害，饭都吃不饱，稍微有点时间就下乡劳动。稍微安定一点就是1960-1965这五年，之后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做学生时我被批判白专道路，做教师我被批判教师中心论。谷孙也是这样的，被批判白专道路。等到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三十六岁了，好在他还是成长起来了。他的贡献，除了外语教学、莎士比亚研究之外，我认为他的两本词典足以证明。他的第一本词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我们的经济要转向外向型经济，我们的文学要向西方借鉴，我们的科技要向西方学习，都需要他编的这本词典。有人说懂外语的人没有不知道这本词典的，我认为并不夸张，这本词典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助推器。他把查得率作为主要评判标准，所以他的词典收词量很大。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也赶上了一个关键时刻，就是中国崛起的时候，这本词典相当于把成语词典、文化辞典、方言词典等五六本词典合在一起，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本词典可以说是文化的标志性建筑，谷孙作为主编，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他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杰出代表。

 

 

陆先生与妻女的合影

 

褚孝泉

 

之前朱维铮、裘锡圭先生都有过直言不讳的趣闻。比如朱先生曾经对着复旦校领导说，再这样办下去，复旦就成野鸡学校了。裘先生最近也公开拒绝了复旦某个研究机构给他挂名。陆谷孙先生也有类似的事情。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曾经拒绝去北京领由中央领导人颁发的一个大奖，把这种送上门的荣誉推掉，搞得学校很尴尬。我还知道一件事情，复旦的百年校庆搞得轰轰烈烈，花了很多钱，陆先生对这一套看不下去，给学校领导打电话，说你们怎么这样搞？裘先生的声明发表之后，我跟别人讲，我们为什么爱复旦，就是因为复旦有裘锡圭先生这样的学者在。陆谷孙先生也是这样，不受权势和名利影响。有这种风骨的学者越来越少见了。

 

他在私德上也很注意。我们给他办过一次庆生会，但他好像无动于衷，面对对他的赞扬，好像没听到一样。我就坐在他身边，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绝不肯说自己不好，陆先生不是这样，有两件小事可以说明问题。有一次，张楠去考了GRE，陆先生说，我也做了一遍，成绩还没她好。他也曾经坦诚地告诉我说，英国有些电影的对话他听不懂。大家都说他是英语大师，他却非常实在。现在外语教育界很多人自以为了不起，和陆先生一对比，差别真是太大了。

 

沈黎

 

我曾经听陆先生说过一句话，非常难过。他说，担心自己日子不多了，还剩下这么多事情，该怎么办。他晚上睡觉前就坐在床上，对着父亲遗像说很久的话，感觉父亲就在自己面前。我感觉，他把已经去世的父亲当作了一个心理医生，当然，在他心目中，肯定比心理医生强过十倍百倍。我想，这里面有很多痛苦的、难以言说的东西。哪怕他达到了那样高的境界，他仍然不满意，仍然想更上一层楼，所以他说每年都要出去登高来激励自己。现实的压力又很大，第一次中风发病之后，他不仅是忘记了银行的密码，有些单词已经忘记了，对他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打击。然而，他3月份发病，5月份身体稍有恢复，就又坐到了办公桌前。前面几位老教授都提到了，他学术生涯刚开始的时候有多么艰难，而在他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依然是那么艰难。我感觉，他做出的奉献带有某种宗教意义，甚至比宗教意义还要神圣。

 

 

青年教师陆谷孙

 

许伟明

 

这两年，陆先生对自己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有强烈预感。为他开执教五十周年的会，他下来跟我讲，怎么跟开追悼会一样。他也时常说，比父亲多活几十年，赚了；但他又说时间来不及了，好多事情还没做。近几年来，他就是一直这样怀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对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预感。唯一让他得到安慰的，是今年5月份他的夫人林智玲从美国回来，这个时候，好像强烈的责任心和忧患意识终于让位给了他所爱的人，就在那个月，我们陪着他出去游玩，打桥牌，抽烟，喝酒，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从他逝世到现在，整整一百二十天，我天天都想起他。所以，我觉得丁骏纪念他的那篇文章，《陆谷孙先生不在了，怎么可能》这个标题说得太好了，我也这么想。那么多人给他的追悼会送花圈，我一开始真的没想到，他是那么重情重义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他应得的。

 

黄勇民

 

我跟陆老师正式地交往是从1996年开始。因为他当系主任，让我当副主任。陆老师的工作作风很民主。复旦的领导一般任命比较多，或者等额选举，但是他主张外文系的系主任要搞差额选举。他上课也非常认真。礼拜四上午英美散文，早上九点钟就来了，在周围转一圈，就在教师休息室等待上课。他说甚至上课前一天晚上，他会睡不着觉，认真到这个地步。遇到什么奖励他都是躲的，有一次评上全国师德标兵，他直接逃到姐姐家去了，学校找不到他，弄得十分尴尬。但是，复旦评第一届杰出教授，共有三位，他又是其中之一，有一些人不服气，杨福家校长在会上公开说，你们不服的人，谁能在联合国办公桌上放一本自己的书？马上就安静下来了。平常遇到英文什么事情，大家都习惯找他，我有一次问他，陆老师，复旦大学对外交流与联络办公室太长了，该怎么翻成英文？他马上回答：external affairs office。非常简洁准确。上海世博会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也是他译的，better city，better life，一锤定音。复旦校史馆的很多英文翻译最后也都是他定的，翻得很到位，很灵活。

 

他是个很重情谊的人。我知道很多活动他是能躲则躲，有一次一家杂志托我找陆老师题词，实在抹不开情面，就去找了他。最后，他题的是：身在闹市繁荣，心有精神家园。

 

就像前面老师说的，晚年的他对自己的确是有预感的。一次在“白菜与国王”的讲座上，他拿着一张老人卡感慨地说，自己是老年人了。他也常说自己要散cai，一个是钱财，用自己的收入周济亲友，一个就是人才，把《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编纂这样的学术事业让弟子们继承下去。

 

很多纪念他的文章我都读了，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话：He is still with us（他仍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的感受。

 

 

《英汉大词典》质量评议会

 

孙建

 

我跟陆老师交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作为青年教师留校，当时的基础比较差，知识面比较窄，多亏陆老师指点。还记得他教我们精读，教材叫Discovery of English，我还保留着厚厚一本笔记。系里有一门英国文学史，陆老师是这门课的三位任教教授之一，陆老师要培养青年教师来上这门课，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个团队，他给了我很多指导，让我非常感激。我们当时的交往是很密切的，无话不谈，他的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名利皆浮云，思想在高处。

 

陆老师曾经提出要编个《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目录，当时的条件很困难，因为没有电脑。但是后来在他的领导下还是编成了，像谈峥老师还把莎士比亚研究继承下来了。英语教学方面，他批改的考卷可以说到了极致。举一个例子：教育部要求搞英语学科的评估，我正好负责这一块，评估的领头人是上外的一位教授，他到复旦来翻看了陆老师批改的文章和试卷，说这样细致认真的批改，在外语界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昨天我去听姚大力教授的中西文化交流，他说学校成立了中华国际文明研究中心，“中华文明”他一开始译作China Civilizations，觉得不好，去请教陆老师，陆老师译成Chinese Civilization。于是就这样定了。上海市方面，包括中央领导人出访，遇到什么英语问题，也都找他请教。陆老师的学识的影响力是超过外文学院和复旦范围的。

 

 

在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讲学时为同学签名

 

谈峥

 

1987年的时候，我在复旦外文系读四年级，陆老师教我们英美散文。在此之后，和他有了很多交往，去他家里聊天，一起吃饭。正式跟着他读博士，是好几年之后的事情了。和他接触的过程当中，我感到，同时存在一个词汇学家的陆老师，和一个文学家的陆老师。这两者其实有点冲突。前者要求情感的细腻、奔放，后者要求态度的严谨、仔细。他研究过莎士比亚，写过论文，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后来精力更多地放在了词典编纂上面。有人曾经对我说，你没有跟着陆老师参加大词典的项目好可惜啊，我说这有什么可惜的，编词典和我性情不合，我不喜欢，我跟着陆老师读的也是莎士比亚研究。我感到，身为词汇学家的他有时候是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喝酒、抽烟都很厉害。编词典期间，他每天晚上喝劣质的白兰地，抽烟，靠这些来支撑自己做下去，对他的健康实际上有很大的伤害。

 

实际上，陆老师不单纯是一位学者，他有行政管理的才能。他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如果环境不允许，那就把自己的学问做好，如果环境允许他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也能做得很好，他做了外文系系主任、院长，都做得很好。他也很善于宣传，我做的事情也靠他在宣传。记得有一年，我指导的辩论小组在北京拿了第一名，回到上海，赶上“非典”爆发，我被隔离起来。回到学校，学生跑来问我这件事情，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上课听陆老师说的。他也是个活动家，他有很多社会联系，保证他做的事情能够得到落实，在中国社会，这是不可或缺的。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在七十岁以后，没有很好地保养自己，好多书都是这以后翻译的，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其实已经很差了，发现心脏不好，也没有好好锻炼。

 

 

陆先生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曾泰元

 

我来自台湾，今年在复旦访学。我跟陆老师见过四次面，写了四篇文章，发了《文汇报》两篇，《新民晚报》两篇。我建议成立陆谷孙故居、图书馆或者纪念馆，因为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复旦外文学院和复旦大学这个层次，而是全国范围内的。希望各位老师长辈都能留心一下这件事情，还可以拍一部纪录片，我是台湾林语堂故居的执行长，林先生也有纪录片。我们有新闻学院，有纪实频道，中央电视台也有纪录片频道，应该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