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隆男接受采访时，眼含泪光地说：“这份报纸终结之时，就是我离世之日。” （日本秋田朝日放送电视台供图）

 

 

 

加藤隆男写给本报记者的书信。

 

 

 

要把A3纸张大小的《上小阿仁新闻》排满，每次需要13000个3毫米的活字。加藤隆男每周要花三天的时间才能全部挑出这些字。

 

 

 

用活字印刷的《上小阿仁新闻》每周发行一期。

 

中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其铸就的铅与火的文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曾发挥过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时至今日，当活字印刷渐渐成为一种近乎被遗忘的技术传说时，日本一位耄耋老人燃烧了整个生命来传承它，并为之终身守候。这个故事今年被日本秋田朝日放送电视台（AAB）拍成了《只有一个人的新闻社》纪录片在日本放映，唤起了日本国民对“职人精神”的敬佩。

 

同时，在纸媒生态发生变化的当下，他的故事也给所有在技术转型中求生存的媒体人以启示：报纸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人类文明。某种传播方式的主流传播功能，或许会随着技术变革、媒介形态的变化而逐渐边缘化，但反过来会以另外的社会角色渗透到大众生活中。我们要用更加丰富的眼光去看待对人类传播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媒介文明，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随着老旧印刷机“咔嚓咔嚓”的转动声，一张张用活字印刷的报纸带着墨香跃入眼前。《上小阿仁新闻》，这是日本最后一份用活字印刷的报纸。“活字印刷时代已经终结了。但就算剩我一人，也会坚持下去。”社长加藤隆男如是说。今年81岁的他，是上小阿仁新闻社唯一的记者、编辑、排字员、印刷员，当然，还是社长。

 

一个人的报社与400位订户

 

曾经支撑起整个日本印刷文化的活字印刷术，如今在日本东北地区秋田县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内残存着。《上小阿仁新闻》创刊于1966年，逢周日发行，已出2400多期，订阅费为每月400円（约合人民币20元）。内容主要是上小阿仁村的村务信息及村中事，每次加藤先生都会亲自定好选题精心加以报道。据他介绍，自49年前亲戚创办了这家报社后，他第一次加入报纸这个行业。最鼎盛时，报社有六名员工，现在却只剩他一人。过去1500份的发行量减至如今的400份。

 

一周之始，往往是加藤先生的采访时间。他会在自制的单行12格的稿纸上写稿，再以旧版面为基准画版，决定出新稿的位置和字数。加藤先生风趣地说：“‘画版面’用专业术语那叫layout，习惯了的话就很简单。但外行人看了，恐怕会想：这是画的啥啊？”之后，他会一边看原稿一边从密密麻麻的活字架中挑出所需的活字排列在木盒中。活字假名的排序并非以当今日本人使用最频繁的五十音序来排列，而是以日本中世伊吕波歌序来排列，汉字则是按《汉和字典》的顺序从“人”字偏旁开始。加藤先生说，在活字印刷风行的时候，各大报社都有“文選工”（即汉语的“排字员”），“我对能做好这个工作的人，很是佩服！”

 

要把A3纸张大小的《上小阿仁新闻》排满，每次需要13000个3毫米的活字。而他每周要花三天的时间才能全部挑出这些字。“我每周就这样把这13000个字一个个放入，又一个个拿出，周而复始了半个世纪。”加藤先生轻描淡写地说道。忙活了大半周，终于到了印刷时刻。加藤先生似乎并不费力地抱起20公斤铅字版放在印刷机上，正反面印刷400份，大约需要一小时。

 

“活着的意义”和“送报的责任”

 

《上小阿仁新闻》还有位固定的特约撰稿人，每月都会为“缀言”专栏写俳句。她叫福冈绢，今年84岁，也在上小阿仁村生活。最初用“耄耋老人”作笔名，但加藤先生觉得太过老气，便给她起了个更有朝气的名字——红草子。数年前伤了脚后，福冈女士就在沙发上写诗度日。而今，她读着报上以红草子署名的诗句，爽朗地大笑说：“这就是我现在活着的意义。”

 

在日本，订报者通常每天早上都会收到邮局派送的报纸，唯独《上小阿仁新闻》却是需要专属送报员亲自上门投递。在上小阿仁村里有一处叫八木泽的地方，这里虽然曾因水库建设、秋田杉的采伐而兴盛过，现今却只剩八户人家15人。为该地送报的是81岁的佐藤哲江，她已毫不间断地送了40年，其间也萌生过放弃的念头，但加藤先生劝她“干下去吧”。

 

八木泽没有商店，村民每周只靠两次邻村的移动贩卖车来购物。这里的冬天寒冷异常，常常大雪封山。每到飘雪之时，佐藤女士都会把报纸藏在外套下，拄着拐杖，在铺满厚厚白雪的路上蹒跚地走向每一户人家。有人会问，迟几天再送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就会用坚定的语气答道：“我会送到的，就在当天内！”如果被追问这是为什么，她就义无反顾地告诉你：“因为我有送报的责任啊！”

 

坚持只因“还有读者等着看”

 

自明治时代起到上世纪70年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活字印刷一直是日本印刷的主流，而今几乎看不到了。只有《上小阿仁新闻》在风云变幻的半世纪里，雷打不动每周一期地发行着。就算剩一个人也要坚持的理由是什么？“因为还有读者等着看呢。”加藤先生说，“如果发行晚了，还会被读者追问‘真是奇怪了！《上小阿仁新闻》今天是怎么了？’只要想到读者还在等待，我就会坚持下去！”

 

上小阿仁村位于秋田县正中部，九成以上被山林覆盖，过去曾因“天然秋田杉”的采伐而盛极一时，50年前人口逾6000人，现在却只有2378人（数据截至今年5月1日），人均年收入不足150万円（约合人民币8万元）。村内高龄化问题显著，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超过65岁。就是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有着《上小阿仁新闻》的忠实读者，让加藤先生忙到“连感冒的时间都没有”。

 

“昭和41年（1966年）那会儿，活字印刷还算盛行吧，但也经历了要被‘胶版印刷’替换掉的时刻。虽然心里很明白，反正就是我们这一代，活字印刷就会终结。即使这样，就算剩我一人，我也会坚持下去。”加藤先生摩挲着新印出的报纸，饱含深情地凝视着，那文字的飞白、油墨的味道，都唯活字印刷所独有。

 

加藤先生的回信——这是一场与我生命的比赛

 

温潇女士：

 

感谢您前些日子的来信！本想当即回信，但凡事就我一人来做，回信晚了，致以诚挚的歉意。

 

节目播出以来，我的生活和工作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目前已有三家电视台播放）除了贵社，还有其他请求采访的媒体，我已回绝。

 

一直支撑我继续的理由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自我15岁起便与活字结下的缘分吧，家人也没多说什么。

 

大约在30年前，除了报纸之外，我还为村委会、森林管理署、学校、木材加工厂等印刷出版物。但如今用活字来印刷的工作基本消失了。虽说我还任性地就算一人也要印着报纸，但由于是周刊，我基本每天都会加班到很晚。写这封信的时候，也已经超过夜里十点了。

 

时日无多，我已81岁了，这是一场与我生命的比赛。

 

请原谅我说了些无益之语。

 

听说照片已由秋田朝日电视台的人来提供。信中语无伦次之处，多有失礼。

 

加藤拜

 

12月8日

 

又及:我每次一个一个取出活字组合起来，等到印刷完成后又一个个放回去，就这样反反复复，有时被时间追得连校对的空闲都没有，把活字放反了的时候也有。使用的活字很多也都过了半世纪，现在连活字制造所也没有，所以印刷出来的质量也比较粗糙。如您不嫌弃，随信附上我做的两三期报纸，实在不值一看。

 

回信的邮费只要900円，我把多余的100円还给您。

 

（本报记者 温潇 翻译）

 

专家观点

 

《只有一个人的新闻社》纪录片导演千田麻友子评加藤——他有波澜不惊的敬业之力

 

加藤隆男社长的故事今年被日本秋田朝日放送电视台（AAB）拍成了《只有一个人的新闻社》纪录片在日本放映，唤起了日本国民对“职人精神”的敬佩。有文化学者指出，传统的日本职人往往一生只从事一职，即日语“一生悬命”所体现的那样：一生把命都“悬”在一项职事上，那是一种放不下的牵挂，一种如履薄冰的责任和一种日求精进的警醒。日前，记者采访了该节目的制作导演千田麻友子女士，听其讲述拍摄过程中的动人细节。

 

“在上小阿仁新闻社见到加藤先生的瞬间，就感觉到他身上洋溢着一股波澜不惊的敬业之力。”千田导演介绍，录制过程中，曾一度因加藤先生身体状况不佳而被迫停止。他说，作为一位职人，虚弱时的自己是最不愿示人的。

 

整个拍摄过程中，摄制组以一种让加藤先生感觉不到镜头的方式自然拍摄，尽量不打扰他的正常工作。希望借镜头语言还原油墨的味道，和他捡拾活字时清脆的声音。

 

千田导演对加藤先生一把年纪还身手敏捷地在活字墙上挑字的模样感到震惊，对八木泽小村子送报员佐藤哲江女士在漫天风雪里仍深一脚浅一脚地派送身影印象深刻。她说加藤先生他们代表了日本职人精神的专一和敬业。“就他一个人，每周一次还能坚持发行，我想靠的就是他这股一往直前的认真劲儿吧。他告诉我们，这份报纸终结之时，便是他离世之日。”

 

在被问及最初想以怎样一种视角来拍摄时，千田导演表示，拍摄的初心并非抱着一个先见的观念想对世人灌输些什么，只是想告诉观众还有加藤先生这般人，大家在观看时内心自然而然地就会被唤醒些什么。片中还有一个细节，节目组请到了偶像团体“乃木坂46”的生驹里奈来作旁白，请她以一位孙辈之女的心情来慢慢述说。生驹是土生土长的秋田县人，很熟悉秋田冬天寒冷的空气。她的旁白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由于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深夜2点（日本纪录片选在深夜播出的理由是不被赞助商和收视率所束缚住），大家往往看的是录播。观后感多是“现在日本竟然还有活字印刷啊！好震惊！”“印刷机转动的声音真是好听！”“加藤先生认真工作的样子很感人！”其中还有一些声音表达出对职人精神的向往——“在这么一个发达又便利的时代，真是为这种人而由衷地垂首佩服。希望电视台多播放些这样生存着的人们”“录下来之后睡前反复播放，印刷机的声音和温柔的旁白仿佛一首安眠曲，让我感觉到一种人间正气”。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玮表示——报纸应是被保护的文明遗存

 

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玮表示，“在纸媒式微的当下，加藤社长与《上小阿仁新闻》给我们的启示是，报纸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许将来是一种被保护的人类文明遗存。”她进而解释，从新闻传播学角度来讲，不应该把大众媒介（无论是报纸还是当前的新媒体）仅仅看作是信息传播的工具，它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就像微信已经嵌入在人们的生活中一样。像《上小阿仁新闻》，不仅体现了日本某个小山村一个小的共同体的生活选择方式，还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把人类文明历史中活字印刷铅与火的辉煌以人类集体记忆的形式传承下来。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这是对文化记忆的尊重与坚持。某种传播方式的主流传播功能，或许会随着技术变革、媒介形态的变化而逐渐边缘化了，比如报纸，这是大势所趋。但反过来也许会以另外的社会角色渗透到大众生活中，比如毛笔书写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职人精神启示我们，对待弱势媒介，如果我们把它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不只是传播信息的工具，我们就不能仅仅以经济效应、规模数量等来判断它的优劣。”她认为，在传播革命、媒介形态发生巨大变革的当下，我们要用更加丰富的眼光去看待对人类传播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媒介文明，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文汇报记者 温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