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枪与人同在 兄弟救我而死

洪涛，98岁，现居浙江金华武义。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

在武义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李增炜的帮助下，记者在武义县的一条陋巷内，找到了国民党抗战老兵洪涛的家。洪涛的晚年生活并不如意。由于种种原因，他至今每个月只能从监狱管理局领到600元的退休工资，偶尔也会收到慈善组织的救济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补助。膝下无子，结发妻子去世，洪老在武义的居住条件非常艰苦：下王宅路90号的小巷最深处，那是他和第二任妻子租住的红砖小屋，不到十平方米。“客厅”、“厨房”、“厕所”都是露天的。记者和他聊天时，多次在“客厅”的杂物堆中看到溜来溜去的老鼠，对他而言，这已经习惯了。

他的住处有两样东西显得特别“富余”。首先是烟。在他家拐角处那古老的中药柜里，塞了满满两抽屉的香烟。“过去我一天抽两包烟，人们知道我喜欢抽烟，来看我肯定要带烟，都是好烟。可现在老了，血压高，每天能吸一根就不错了。”还有就是筷子，“厨房”的筷笼被崭新的筷子填满，老人笑了，说都是他自己买的，却没跟记者解释为何买这么多筷子。一旁的李增炜说，这么多筷子代表着他的期待，老人希望多一点人来看看他，吃饭时筷子能多摆几双，毕竟孤独是最让耄耋老人难过的。

老人如今身体瘦削，听力不好，视力也明显下降，他递给记者一本日记。翻开日记，卷首语“江无回头浪，人无再少年”跃然纸上，或许，这就是老人对一生的最真切感悟。“战争中，我考取黄埔军校，那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洪涛出生于金华兰溪的一个富裕之家，祖父拥有千亩良田、400余间房屋。抗战爆发后，正读高中的他从杭州中山中学退学，回到家乡教书。1939年8月，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金华招生，便不顾父母、妻子的反对，毅然前去报考，后来成为黄埔6分校17期步兵科学员。两年后，洪涛毕业，被分配到衢州三战区，在79师235团二营六连任少尉排长，次年初调升中尉排长。

1942年5月，日军对浙江重镇金华发动猛攻，国民党军队不敌。洪涛奉命带领全排死守山头，掩护大部队撤退。日军的火力占有压倒性优势，洪涛率领的排一开始有56个人，两天后只剩下4个。无奈，洪涛下令向山下的村子撤退。

日本兵向他们冲来，他旁边的机枪手、上士班长头部被日军的火力击中。“快，人在机枪在，我们必须把机枪拿回来。”洪涛向前一跃，抓住了机枪和子弹盒往回跑。可右腿被打中，两名战友见状立马连滚带爬蹿到他身边，把他拖回土坡后面。借助这挺捷克式轻机枪的火力，再加上这小股日军搞不清楚情况，敌人就撤退了。

回到主力部队，洪涛提出让剩余的两名战士陪自己回兰溪老家养伤。在河边，他们遇到了黄压压的一片日军，已经乔装的两名战士本可以和百姓一起逃跑，可他们却没走，还催着负伤的洪涛，把手枪、证件、介绍信迅速埋起来，用脚踩实。可通过身上的皮带、现金以及伤口，日军还是猜到了三个人的军人身份，就把他们绑到船上，准备送到衢州审问。

“到衢州死路一条，这点我确信无疑。”趁日军看守不在，洪涛机智地挣开了绳索。他希望两名战士和他一起游泳逃走，可两名战士说不会游泳，动静太大。“排长，你先走。”两名战士说。

后来，在几位渔民的接力帮助下，洪涛平安地回到家乡。而这两名战士，他再也见不到了。

“在抗日战争中，太多的战友牺牲。特别是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排长、连长，能熬到抗战结束的肯定升大官，可这样的幸运儿能有多少？大部分都死了，1000人中能有四五个活到胜利就不错了。”洪老说到这特别激动。

谈到余生的心愿，老人拿出了一叠《黄埔》杂志，指着一张张封面的老兵照片说：“这都是百岁黄埔老兵的照片。希望我也能活到一百岁，登上《黄埔》封面。”

英雄长眠地下 此生无悔青春

王焕根，92岁，现居浙江宁波余姚。1944年入伍。

听说记者来采访老兵的抗日功绩，92岁的王焕根一下子严肃起来。原本背靠在椅子上的他身体前倾，拉住记者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的后半生和你们这些年轻人一样，过着幸福的小康生活。可这幸福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论功劳，与长眠地下的他们相比，生活在地上的我真的没什么值得说的。”

1923年，王焕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父母租了2亩多田地耕种，农闲时在外做生意、打短工；作为长子的王焕根还当上了放牛娃，补贴家用。一家人生活清苦，但糊口无虞。

日军进犯浙江后，不少国民党军队和土匪投靠日本，充当伪军。这些人对自己的同胞，也肆意欺压。王焕根的父亲被伪88团田岫山部抓去做挑夫，急行军15公里，一路上被又打又骂，突然间支持不住倒地，就此离开人世。

他和母亲借高利贷办了父亲的丧事。为了还债，母子俩冒着生命危险贩卖私盐，后被伪军发现，母亲被日本人用枪托暴打一顿，落下了病根。他20岁时，母亲病故。为维持生计，王焕根动起了参军的念头。

他思考：到底加入哪个军队？伪军肯定不能去，不能当汉奸；国民党军队呢，逃兵多肯定不好；听说在浙东有一支部队叫新四军，能吃饱饭还不打人。王焕根怕被抽壮丁，下定决心加入新四军。

1944年8月，王焕根在赵家村找到了新四军的临山常备队。“当时老兵说，当兵很苦，白天练本事，晚上行军打仗，还要经常一个人站岗放哨，家也不能回，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他清楚地记得初入伍时的情景。

1945年，常备队发展到了20多人。新四军余上自卫队将常备队吸收，发展为第三中队。王焕根在一个没有班长的班中当了班副。“条件很艰苦，一个班10个人没5把枪，有一把中正枪算好的，其他的都是老套筒，而且有枪的也就三五发子弹。很多人空手。”他说，“但我们从不迷信装备。我们有人民的支持，日本人和伪军哪有？就靠这一点，我们坚信胜利会到来。”

参军后，一开始王焕根打仗都是跟伪军交手。7月，他们第一次遇到了日军，将其围而歼之。

那天晚饭后，他和战友们攻打上虞的伪军黄家兴部。对方凭借防御工事，守了2个多小时。支援的日军脚步越来越近，王焕根等人撤到山脚下打伏击，两个中队几百名战士集中火力射向数十名日军，日军伤亡惨重，仓皇逃跑。“遗憾啊，这一仗没缴获战利品。”王焕根说。

后来，日军在整个太平洋战场兵败如山倒。没多久，日本就投降了。

这些年，子女多次希望把他接过去住，但老人不愿意麻烦人，还是习惯独居在长安小区一室一厅的家中，平时自己买菜做饭，空了就看看电视。他的书桌旁放着一台电脑，老人还学会了“空当接龙”这样的小游戏。

尽管年事已高，王焕根还想多发挥些余热，他把自己当成了一本活着的历史教科书。平日里，他总是积极参加市老干部局、关工委以及所在社区组织的各类活动，每年暑假他都主动请缨，加入“爱国主义道德讲堂”计划，教育青少年。

2009年，86岁高龄的他，向社区党委提出希望将自己脑海中的革命经历和感人事迹编写成一本书，意在为青少年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让他们牢记历史，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2011年，这本《青春无悔》，终于成功出版。

今年，他又行动起来，先是将自己的两枚革命臂章捐给余姚市档案馆，期待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7月20日，他把厚厚一叠的一万元“特殊党费”交给余姚市委组织部。这些年，王焕根每年都会固定地抽出一天的时间，去城郊梁弄镇的四明山烈士陵园找那些老战友“叙旧”。

“和他们说什么呢？”

“当然是现在的美好生活了。这是他们带来的，却没法亲眼看到。我必须要和他们好好说说，让他们没有遗憾。”王焕根说，“我这一生有两个不能忘：不忘历史，不忘烈士。烈士墓里的人，我会一辈子感激。”

文汇报记者 赵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