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田道夫一生都在与日本右翼作斗争，对于这样一位友人，应致以特别的敬意。

■本报记者 吴宇桢

86岁的津田道夫先生日前在东京逝世。这位并不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老人，在中日史学界被视为具有忏悔精神的日本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曾专门就南京大屠杀事件著书，深刻追问日本的战争责任，无惧地解剖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外界常有这样的困惑：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事实，为什么没有成为一般日本国民的“常识”？非但如此，南京大屠杀“否定论”和“虚构论”为何反而能在日本大行其道，有着强势的影响力？日本人究竟是怎样认知史实的？

面对这些问号，日本学者大抵有以下几种选择：做一名旁观者，不去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成为一个“虚构派”或“否定派”，极尽可能减轻战争中的加害程度，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甚至非学术性地歪曲篡改历史事实；或者，以一个真正客观正直的历史学者的姿态，为维护真相而努力。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良的劳动者’、‘平凡家庭的父亲’、‘礼仪端正的人’之类的日本庶民，到了中国战场会变得那么残暴。”在那些富有良知的日本学者中，对战争有切身体验的津田道夫的质疑无疑最为尖锐和特别。他生于1929年，本名为浅见浩，战后投身日本民主运动，上世纪50年代曾当选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长年担任左翼刊物《人权与教育》主编。

津田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时还只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却提着灯笼参加了庆贺攻陷南京的游行。“我父亲母亲都是学校的教师，我至今仍记得战况在家里也是话题。还是孩子的我，和朋友们一起唱着‘握紧，惩罚的枪和剑’等并不明白歌词意义的战时歌曲，学着军人的样子度过每一天。到了12月，对‘南京陷落’的期待在日本大众中愈发高涨。媒体也积极参与迎合时局、鼓吹战争的大合唱。”他曾在文章中回忆道，“与此同时，在南京，日本官兵正在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也可以说，日本官兵正用中国男女老少的血和泪上演着另一种形式的庆典。”“幼时体验变为痛切的自觉，已是80年代初相当晚的事。”津田毫不掩饰自己的“羞愧”。

1995年，在他66岁的时候，津田给出了自己对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深刻反省之后的答案。在著述《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一书中，他写道：“我觉得仅仅以战场的异常心理，或者为了战死的战友报仇等解释是不够的。我认为这和日本大众特殊的精神构造有关。”

津田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自我批判，也不满足于一般的“历史”分析，而是“由表及里”从日本大众的“精神构造”下手探讨残虐行为的人性根源。带着日本人罕见的反省意识，他用自己的笔“无惧地解剖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批判“庶民的算计和虚无主义”、“大众虚无主义和知识人的虚无主义”、“庶民的利己主义”和“蔑视中国的思想”。他认为，正是因为日本在战后从未对侵略战争进行过全民性的反省，“以至于在战后的今天，为战争鸣冤叫屈的种种怪异之论，才得以甚嚣尘上”。津田在上世纪90年代写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认识自己的“战争责任”，“我既未去战场，也没有虐杀中国人，作为个人，自然没有法律责任。然而，虽然幼小，但作为日本人的一员，直至战后参加民主主义运动仍没有自觉；作为一个知识人，在道义上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这点，对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也一样。”

除了著书立说传播历史真相，津田道夫曾到访中国谢罪。1998年4月，津田随东史郎访华团访问南京。据知情人回忆，他参观了南京城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屠杀纪念遗址，在遗址前放声大哭，长跪不起。在南京大学，他的演讲稿被泪水浸透，他站在话筒前只说了一句：“我作为一位普通的日本知识分子向中国人民谢罪。”

而在《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一书的最后，津田道夫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代表日本国家，但作为一个日本知识人，或者更应该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想通过这本书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我这样说不是站在民族虚无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也不是卑屈，而是以伴随着实际行动的谢罪来恢复日本民族——人民的民族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