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范祥雍先生一生酷爱文史，尤精于版本文献之学。他曾受聘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又任教于江西大学中文、东北文史研究所。“文革”中受到冲 击，1976年后相继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聘为特约编辑。1986年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范先生生前默默无闻致力于古籍整理工作，编订、点 校、校证、补疏大量古代典籍。上海古籍出版社去年底出版《范祥雍古籍整理汇刊》，并与上海文史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起召开范祥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 以纪念范先生在古籍整理领域的长远贡献。

　　校勘学的目标是追求还原古籍的可靠文本

　　谈到范祥雍先生，我 的心情很沉重。这样一位为了国家文化事业作出很多贡献的老先生，其一生却默默无闻。去年春天看到《文汇报》上刊登了刘新园先生的文章，讲范先生在江西的境 遇。我很认真地看了，受了很大的触动。刘新园先生的文章讲范先生从复旦来到江西后的一段生活，其中当然讲到他的教学和他的为人。我们可以从文中读出一些当 时荒谬的文化和尴尬的行为，但老先生是泰然处之的，始终保持着自己人格的纯洁。刘新园先生的文章中讲到一个很小的细节：他帮助一个“右派”老师挑猪草，却 被那个“右派”检举揭发，他把这件事讲给范先生听，范先生告诉他，受了委屈的也不一定都是好人，在那时的环境之中，那个受委屈的人的内心已经被扭曲了。从 这些细节中，我们能感觉到范先生为人的正直坦诚。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到复旦大学的档案馆，想看看有没有范先生的材料，基本上也查不到什么， 能够查到的就是在1957年他作为一名复旦教师的简单的叙述：1957年入职，年龄44，工资九级(当时教师是从一级到十二级)，出身是小商，无党派，最 后学历为全部自修汉语，职衔及职务为教员，课程情况为每周若干课时，辅导古代汉语函授班，科研情况是《音韵汇考》(不知是否有误，在其著作中未发现此著 作)。范先生在复旦大学的短暂过程中留下的就是这些。而他留存下来的著作，好多我们都是认真地学习过的。记得我作为后辈刚刚开始做学问的时候，从他的《洛 阳伽蓝记校注》就已经体会到他的治学方法和成就。如果说，今天我仰望前辈所做的成绩，那么范先生的治学非常规范，在很多方面都遥不可及。

　　今天 看到上海古籍社出的关于《山海经》校核和《南华真经》补校的两本书，在这样的影印本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勤奋治学者，一个文献校勘学家，他进行的这样的工作 是广泛而普遍的。他遵循传统治学的规范，凡是经典的书都自己亲手校过，在经过大量校勘工作后，形成自己的著述。这种治学态度值得我们敬佩。

　　不 曾想范先生(退回来的)一万多册书都能保存着，我相信这样校辑的书还会大量存在着。传统读书人，按照传统程序治学，必然是先校定文本，在读书中勤作批校与 札记，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在范先生的一系列著作中，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到，他既严格遵循传统的规范，同时也具有强烈自觉的现代学术意识，并且努力地追寻从 20世纪初以来的国际汉学显学，即东西交通史的研究。他从《洛阳伽蓝记校注》到《大唐西域记校注》，着眼的都是东西交通史，所以在《洛阳伽蓝记》里，他做 了最好的关于宋云行记方面的笺证，这部分是最为详实的，对于西方学者已有的认识也有最详细的表达。

　　另外，范先生进行古籍整理工作的眼界很高， 很多方面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地总结。因为要参加范祥雍先生诞辰百年座谈会，我专门在网上订购了他的《战国策笺证》。这本书有非常详细的前言，可以看出他对 《战国策》文本的研究，充分探寻《战国策》形成的过程，追寻其流传的轨迹，清理定本《战国策》以前的古本的面貌。这部书成书时，长沙马王堆《战国纵横家 书》还没有发表。“文革”后，他写此书前言，对《战国纵横家书》有一个基本说明，澄清了一些前辈所讲司马迁没有看到此书的误识，同时将《战国策》文本研究 在另一个层面上展开。书中还有对与《战国策》有关的其他史实及人物的详尽的研究和发挥。这些都体现出范先生对学术规范的遵守、学术眼光之前瞻性和对历史文 献的分层次分析的到位程度。他在古籍校勘上取得非常高的成就，为后学树立良好的典范。

　　范先生有一些书影响很大，比如《大唐西域记校注》。但有 一些书，如《宋高僧传》，我经常用到，但常忽略了这其实也是范先生整理的。就这方面说，古籍整理的学者在成果被学界接受和承认方面，经常比较吃亏。然而真 正优秀的整理，是为学界提供了更为准确可靠的文本，也会带来一系列研究的突破。今天恰好谢方先生也在座，他整理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很好的质量。比 如此书谈到唐太宗赐玄奘袈裟后，有一段回叙，以往通行文本都说是“二十一年”，谢先生校定应是“往十一年”，我根据这个改定纠正了《全唐诗》中的多处错 误。讲此细节是为了说明，校勘学的目标是追求还原古籍的可靠文本，是所有学问的根本，像范祥雍先生这样长期默默无闻进行校勘工作的学者，他给学界所带来的 影响将是长远的。这是我们应该纪念范先生的原因。

　　文/陈尚君(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倾毕生精力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专家范祥雍先生(1913——1993)，祖籍浙江镇海，出生于上海一个手工艺人家庭。童年时接受私塾教育，对文字训诂开始产生兴趣。及长，因 无力负担学费而未能考入大学深造，遂在为职员谋生的同时不废自学，酷爱读书与藏书，又从顾颉刚先生等前辈学者和文史大家游，渐深于文史之学，尤精于版本文 献之学。1953年，范先生撰写的第一部著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出版，蜚声学界。1956年，由陈子展、胡厚宣、章巽三位教授联名推荐，经市高教局 审核批准，他受聘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58年，调江西大学中文系任教。后又任教于东北文史研究所。“文革”中受到冲击，藏书、著作手稿被毁。1976年 “四人帮”垮台后，相继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聘为特约编辑。1986年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范祥雍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古籍整理方面。经 他编订、点校、校证、补疏整理的古代典籍蔚为大观。他整理的古籍范围极广，历史类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战国策笺证》，历史地理类有《洛阳伽蓝记 校注》、《大唐西域记汇校》(原收入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山海经补疏》，宗教类有唐道宣的《释迦方志》、宋赞宁的《宋高僧传》、唐道宣的 《广弘明集》(未完稿)，艺术谱录类有唐张彦远的《法书要录》，笔记类有清徐文清的《管城硕记》、《东坡志林广证》，音韵训诂类有《广韵三家校勘记补释》 等。此外，他还校阅过陈子展所撰《诗经直解》、《楚辞直解》等。范先生学殖深厚、文史通贯，在古籍整理中融入了自己的学术判断，能做到无征不信、博观约 取、敏而有断。因此，他整理的古籍著作得到业界的高度评价，他花了近40年精力陆续写成的《战国策笺证》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并与他参与整理的 《大唐西域记校注》、他点校的《释迦方志》和《宋高僧传》等一起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评为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 书，成为古籍整理的范本。获得广泛赞誉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其中校勘部分是由范先生独立完成的，他收集了此书的14种不同版本和其他有关11种古籍 进行校勘，超过了日本和英、法等学者之前的成果，为集诸本之长的精校本，在近年来的古籍整理图书中是不多见的。在从事古籍整理的同时，他也结合整理心得， 撰写了不少具有学术质量的论文，如《关于<古本竹书纪年>的亡佚年代》、《<战国策>传本源流考》、《<战国策·燕 策>荆轲刺秦王章辨疑》、《<大唐西域记>阙文考辨》、《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略论古竹木简书的书法》、《章草述略》、《浅谈 董其昌的书法》、《略论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等，涉及历史地理、版本目录、古文字、音韵、书法等专业领域。范祥雍先生取得的学术成就，来 自于他的勤奋学习，锲而不舍和转益多师。由于长期从事古籍整理，他的视力严重受损，晚年一目完全失明，一目视力亦几废，否则他会为祖国的古籍整理事业奉献 出更多的成果。但是，对他伤害最大的还是“文革”浩劫，他已完稿的《山海经补疏》(约60万字)和《东坡志林广证》(约30万字)两部原稿被抄，至今下落 不明。他积40余年心血所聚的藏书2万余册，并历代善本、名人批校本、旧抄本等毁于一旦。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令人叹惋。范祥雍先生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着 长期的合作关系，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信赖的作者。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范先生的《洛阳伽蓝记校注》，1978年 修订重版。本世纪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先生的遗稿《战国策笺证》。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范先生古籍整理之心血结晶，都为《范祥雍古籍整理汇刊》结 集出版，内涵《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战国策笺证》、《洛阳伽蓝记校注》、《大唐西域记汇校》、《释迦方志》、《宋高僧传》、《法书要录》、《管城硕 记》、《广韵三家校勘记补释》、《南华真经批校》、《山海经笺疏补校》，汇集出版的约有400多万字，其中《广韵三家校勘记补释》属首次发表。《南华真经 批校》、《山海经笺疏补校》为影印本，可以从范先生批校的手迹中，依稀想见已佚失的《山海经补疏》等的原貌。另有《范祥雍文史论文集》，刊有范先生的论 文、创作的诗和仅存的《东坡志林广证》第一卷(仅第一卷就有6万字之多，可以据此推断已佚失的原稿的规模和整理的程度)。目下，为作家、翻译家、学者出文 集、全集、乃至译文集的不少，出古籍整理作品集的似乎还没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次出版《范祥雍古籍整理汇刊》，既是对范祥雍先生这样一位倾毕生精力于古籍 整理这一传承中华文明事业的学者的表彰和纪念，也是在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重申和宣传古籍整理的重要意义和不朽价值。当今书肆充斥的许多不根之谈的作品都将如 云烟消散，而经过精心整理的古籍必将流传久远，为后人学习和应用。

　　文/高克勤　(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

　　父亲的治学经历

　　我和我的家人要感谢父亲生前单位以及与父亲治学相近的好友纪念他的百年诞辰、追忆他的生平足迹、缅怀他的学术贡献。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的吴格教 授，吴教授与先父相识于1980年代，不久前他来到我家，看见书房里挂着的父亲画像，便走到像前深深地三鞠躬，表达敬意，他的重情念旧难能可贵，令我感动 不已，从他的身上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不忘前贤以及对老一辈学者的尊重和谦和。对于父亲的治学经历，我简单谈谈我的感想。

　　一、刻苦自学。父亲 1913年2月6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县，儿时因为战乱，寄人篱下，只上过几年私塾。43岁前迫于生计做过抄写员、机关职员、家庭教师、会计主任，也 曾经商办厂。直到1956年凭借着《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等专著，由陈子展、胡厚宣、章巽三位教授联名推荐任教复旦大学，进入学术专业领域，刻苦自励， 坚韧不拔，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这是应该特别推崇的精神。

　　二、教书育人。父亲喜欢教书，1980年代初我曾经陪同他到函授学校上课，亲聆 他节奏鲜明地背诵古文，令人十分神往。据他的学生刘新园回忆，上课时他一边说一边写板书，一会儿写篆字部首，一会用潇洒的苏轼体楷书写解释，他的粉笔字漂 亮极了，讲课内容丰富，很有新意，条理非常清晰，上课时，教室鸦雀无声，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做笔记。他的另一位学生丁赉禧追忆说，先生上课时讲话抑扬顿挫， 轻重徐疾清楚恰当，他的传授触类旁通，比如讲杜甫七言古诗《哀江头》旁征博引，描述了唐玄宗杨贵妃游玩曲江的盛事。他在复旦呆了不到两年，便被派去支援江 西大学，在江大加上后来去东北文史研究所，教学总共不过5年，而且调动频繁、断断续续。“文革”后，复旦曾有意让他再去教书，申报上去，人事部门却以他年 龄已过(已经65岁，很快退休)为由未批准。我想，如果他连续教书的时间再长些，一定会遇到更多像古陶瓷学者刘新园先生那样有悟性有才气的学生。

　　三、严于治学。父亲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成熟的文章宁可不写，不满意的著作不轻意出版，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如《战国策笺 证》草创于1954年，19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中华书局都曾经有意出版，他执意要增补，直到他去世后12年，才在王元化先生的关心下，由高克勤 社长为责任编辑得以出版，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从草创到出版历时50余年。《广韵三家校勘记补释》也是长期修订才得以出版，1991年吉林文史出 版社前来约稿，我极力劝说终于点头，后因学术性太强经济效益不佳而夭折，直到最近，才由王兴康社长慧眼识珠得以出版，获得2011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 等奖。但也有因过于认真反遭劫难的，如《山海经补疏》1965年已经交中华书局列入出版，然而“文革”骤起，父亲认为与其藏在出版社不如再做修订，不料遭 抄家之劫，十余年心血付之东流，聊以慰藉的是在他的遗书中找到了一本他的批校过录本，就是今天带到会场的《山海经笺疏补校》，蝇头小楷，朱墨蓝三色批注殆 满，足见他的用功之深之勤。

　　四、淡泊名利。父亲治学以学术为重，比如《大唐西域记》的整理，他从1958年前就开始搜集资料，直到1985年 出版《大唐西域记校注》，其中校勘部分是他独自一人完成的，最后出版没有他的署名，因署名者职位高名气大，而他连正式的工作都没有。此书得到了不少荣誉奖 项，直到他去世后十几年，王兴康社长规划出版他的古籍整理汇刊，才恢复了他校勘此书的应有名分。又如他点校的《宋高僧传》，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不久 被台湾文津出版社翻印，却删除了他的署名，更别说版权稿酬了。但父亲觉得只要是对学术研究有利，对中华文化传播有利，个人名利得失不足挂齿。

　　五、学术理念。父亲自学成才又经历了政治运动，一生从事学术研究不过20来年，著作流传不算太多，但每部著作都经过长期积累，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得到海内 外学术界的重视。比如邀请我去美国编纂《纳尔逊博物馆藏佛教碑刻图录》的美国东方艺术史研究权威何惠鉴先生就跟我说：“1950年代末我在哈佛大学教授佛 教史，用的就是你父亲的《洛阳伽蓝记校注》，还选出部分翻译成了英文。”后来我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现任亚洲部主任邵东方博士对先父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极 为赞誉，在他和美国倪德卫教授的《今本竹书纪年论集》中首加推崇。父亲的著作也获得了多种奖项，然而综观父亲的著作，都是在为古籍做校注笺释疏证订补，几 乎没有一部是自已的专著，年少时我曾经天真地问道：文学、史学、目录学、音韵学您都通晓，为何不写一部自己的著述，那才扬名立万。父亲意味深长地说：“这 些古籍都是经过千百年来历史淘汰留存的精华，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研究，做成一个自古以来最精准最完备的本子，使这些经典将来能够更好地 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要知道一个好的可靠的本子是做一切学问的基础，这项工作远比某些学者标新立异、自创新说有意义得多，时下流行的各种显学新说百十年后还 不知道能留存几多。”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很早就看到了古籍整理的重大意义，他的一些著作一版再版，成为新的经典，也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一个人如果能在有限 的人生里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留下后人在一些领域研究中绕不过去的著述，那么他对社会的贡献终将是永恒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亲虽然已去世20年，但 他的贡献已经和古籍文献紧密相连，他的治学理念和学术成就将随着他整理研究的那些古典名著永世长存。

　　文/范邦瑾(作者为范祥雍先生哲嗣、古籍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