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
晚年的饶宗颐不再收弟子，因为“做学问真的很辛苦”。他也不认为现代教育方式能够获得和家学一样的效果。
晚年的他，不再收弟子，因为“做学问真的很辛苦”。然而，或许他也预感，像自己这样做学问的人以后怕是少有了。他是因为被兴趣所驱使，心甘情愿地自我折磨，“但我不想让别人辛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带着女儿和学生去西北一带考察，火车没有座位，一路站过去，回来后那个学生想想实在受不了，索性移民去了加拿大;他在法国做研究时，每天工作 20个小时，合作者都直呼学不来。遇见新出土的文物之后，“发现有的文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价值这个东西很难讲，我看有价值，别人看毫无价值。在学术上，越有争执的东西，越需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但他也知道，自己觉得是其乐无穷的钻研，很多专家看起来都觉得无聊，又没有钱赚，感觉傻傻的。
更关键的是，培养这种兴趣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而他一直坚信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家学渊源”意味着家里有许多藏书，有世代相传的学问，有了这些基础，就可以在长辈已有的学问系统上加以扩张和提升，传统文化的功底会更扎实，也更能够触类旁通。但他的两个女儿都没有继承他的学问研究，这让他一直感到遗憾;他也不认为现代教育方式能够获得和家学一样的效果。“文学是最难训练的。现在的中文系学生不能写古文、不能写古体诗，这样就跟古人隔了一层。不能创作，只有理论，他们借外国的理论硬装进去，自以为理解了的其实是误解。现在的学生写一本书没问题，让他写首古诗却不会写。中国传统文化都蕴藏在这些古代文体里面，不掌握它们，汉学研究就没办法突破。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同一模型。”
然而饶宗颐对未来仍然乐观，不担心学问会中断，也相信每个时代总有新的人物和著作出现。所谓“大师”，是要讲机缘的，“不能用人事强求”。
文 /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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