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就像“守株待兔”

　　相比那些总在寻找和追逐机会的人，饶宗颐更愿意坐在树下一边做准备一边等待机会，只要兔子出现，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扑上去。他40多岁开始学习梵文，还精通如天书的古巴比伦楔形文字，都是“守株待兔”的结果。

　　父亲传给饶宗颐的家学里，最重要的便是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这也是他与胡适等西派文人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饶锷本人毕生致力于考据之学，殚精竭虑搜寻先哲遗籍，最终在编篡《清人别集》时积劳成疾。

　　单单从字面上看就知道，乾嘉学派是清代的学术流派，由于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而得名。乾嘉学派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进行考据，重实证而少理论。乾嘉学派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当时盛行的“文字狱”，文人学士为了避祸，只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古代典籍的整理上，一头扎进故纸堆，以规避现实的风险。

　　既然是考据，求阙、求知就是必不可少的治学态度。天下万物都有“缺”，“求阙”就是想把“缺”补齐，但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就会永不知足地追求下去。而“求阙”二字到了饶宗颐这里，更是被无限地放大。他说自己常常感到整个人都被旺盛的求知欲所征服甚至吞没，“我研究很多很多问题，我学会一种又一种文字……为了寻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来说的那句话，这其中的过程，要很有耐心，有些问题，我慢慢研究了十几年”。是求知欲推动着他忘我地思考、阅读、追寻，从最贴身的潮州文化开始钻研起，及至足迹遍布天下;对于他来说，旅行的意义就是能亲自验证书本上得来的东西，然后满意地对自己说：原来如此;又或者是受到新的启发，产生新的疑问，展开新一轮探索和研究。可以想见，若没有他求阙、求知的态度，著作《老子想尔注校证》就无法问世。《想尔》是道教早期的重要典籍，虽说史书中有记载，但早在隋代以前就已散失。清朝末年，人们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六朝写本《老子道经想尔注》残卷，却被英国人掠走，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饶宗颐一番追根溯源，终于找到敦煌残卷，把正文和注释分别记下来之后，按照《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的顺序逐一考证、注释，写出了《老子想尔注校证》，填补了中国道教史的一段空白，至今已有 30多年。而他研究敦煌学，也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第一次阅读了原版敦煌经卷，想到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研究。

　　关于治学，饶宗颐有一个特别的“守株待兔论”，是说相比那些总在寻找和追逐机会的人，他更愿意坐在树下一边做准备一边等待机会，只要兔子出现，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扑上去，长此以往，总能逮到几只兔子。人们都知道饶宗颐 40多岁开始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直至精通，还精通形如天书的古巴比伦楔形文字，而这其实都是他“守株待兔”的结果。他一直想学梵文，只是没有机会，结果有一次他参加国际会议碰到一位印度学者，对方正好想跟他学《说文解字》，于是一拍即合：两人交换传授，各取所需。之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学会了楔形文字。再比如上世纪 80年代，他在广州南越王墓看到波斯银器，发现与他先前在法国看到的一模一样，当时就首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并且认为广州是这条路的起点和最早的中心。

　　像这样做学问的方法，如今的人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对饶宗颐而言，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却是有效的。中国文人自古讲究格物致知，到了乾嘉学派，去掉了致知，只专注于格物，讲究水磨工夫，从学问到生活，发现感兴趣的就会盯住不放，非搞出个名堂来不可。这股学风影响了近代不少学者，比如袁枚，正经身份是文学家，但凭着对吃喝的狂热爱好，硬是写了一部《随园食单》出来，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述我国从 14世纪到 18世纪中流行的 300多种南北菜肴，也介绍了当时的美酒名茶，从选料制作到品尝一网打尽，成为清代重要的美食著作;再比如甲骨文的发现，也是源于光绪年间担任国子监校长的王懿荣某次去买药，看见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刻着形似文字的图案感到奇怪，就把所有龙骨都买了下来，把上面的图案悉数画下，逐一研究，最终确定这是殷商时期的一种文字。饶宗颐显然也深受这股学风的影响。

　　在很多人眼里，饶宗颐的学问很少与世事相关——这恰恰也是乾嘉学派在后期的一个鲜明特点。知识分子受到“文字狱”的打击和压制，渐渐远离了考据学在清初提倡的经世致用，不愿再掺和到政治当中，宁可闭门治学。到了饶宗颐生活的年代，虽然在五四之风倡导下，文气开放了许多，但乾嘉学派那种不问世事潜心向学的气质显然浸润了他的骨髓，他仿佛被一个金钟罩罩住，怀抱着赤子之心，无论生活习惯还是治学态度，都不受外界影响。在饶宗颐看来，心态宁静是做学问的重要条件，而要养成内心的干净和安定，就要少执念于学问以外的事。

　　采访那天，很多人围着他拍照，他从轮椅上站起来，站在草坪上，按着要求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像小学生一般听话顺从。他从 14岁开始学习“因是子静坐法”，每天早上沐浴静坐，然后散步，晚上9点必定就寝;如今他仍保持着这种旧时文人的生活模式，每天早上四五点醒来，写字、看书、做研究，然后睡个“回笼觉”。很多人在和饶宗颐一起吃过饭以后，都会惊讶于他没有忌口，什么都吃，而邓伟雄告诉记者，其实这不是因为他什么都爱吃，而是他完全不计较，人家为他安排什么他就吃什么，“就像王安石，饭桌上鸡离他最近就吃鸡，豆腐离他最近就吃豆腐，连吃一个月自己都不会有感觉”。

　　记者问他：研究了一辈子历史，最向往哪个朝代?他毫不犹豫地说：很幸运生在这个年代。人们常常将他与龚自珍、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相提并论，他自己却觉得这种比较并不公平，因为他与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大量文物出土，新材料层出不穷，能看到很多前人看不到的东西。对于龚自珍，他还有一句评价：火气大了一点，不然可以更长命，成就更大。因为学问是积微之功，而人的生命如同蜡烛，应该用青青的火苗更长久地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