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饶宗颐时，上海还没有出梅，他的“海上因缘”画展开幕。97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在二十七八摄氏度的天气里穿着衬衫、夹克和西装外套，脖子上还绕着一条围巾，眉目却清朗，和记者相握的手，刚劲有力。每天，他用这手写半小时书法，是养生，也是爱好。

　　在上海美术馆的画展上，70多幅书画作品吸引了诸多城中名流，足见饶公在书画界的地位。

　　坊间都说，论技法，饶宗颐的作品并不复杂，临摹起来也容易。但他笔下无论字还是画，都带着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儒雅气息，秉承了中国明清以来文人书画的传统，自在超脱，大象无形，不求美轮美奂，但求无穷意境。他自己说，无论写字作画，最重要就是气，气贯而神定，有气才有韵——他这一生，无论治学还是做人，讲究的都是这股气;这是中国传统的文人气。

　　只是，学界有人感慨：如他这般传统的中式文人，以后大概少有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去世时，与他相交甚笃的饶宗颐写过一首挽诗，最后两句“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正是对后继乏人的忧虑。

　　在文化中浸染的童年

　　饶宗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培养他对书画的兴趣，同时教他写诗、填词，写骈文和散文。那时，父亲交往的都是当地的文化人，一群志趣相投的文人常在饶家后花园吟诗作对，切磋学问。

　　早在五四运动之后就有人说过，中国传统文人充满闲情雅趣的生活方式，连带着传统文人这样一个群体，或将不复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身处动荡的大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几经离乱，风雨飘摇，而另一方面，则是随着西风东渐，大量文人转投了西学。

　　而饶宗颐恰恰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在幼年和少年时期完整地接受了旧式教育且甘之如饴。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要做成学问，“开窍”十分重要，要让小孩心里天地宽广，让他们充满幻想，营造自己的世界。而他的世界，便是由父亲的“天啸楼”开启的。

　　在饶宗颐出生的时候，饶家不仅是潮州首富，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大家——父亲饶锷是南社社员，对历史和古文字通志很有研究。传统的中国式治学，讲究琴棋书画诗歌散文的融会贯通，饶锷严格地遵循着这一点，在饶宗颐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对书画的兴趣，同时教他写诗、填词，写骈文和散文;取名“饶宗颐”，也是希望他师法周敦颐。饶父的审美志趣由此可见一斑。“年龄很小时，我就懂得怎样把文章写得舒畅些，雅一点，也知道该用哪种文体写哪类文章。”饶宗颐如此回忆。当时家里的“天啸楼”是粤东最大的藏书楼，藏书数万册，简直就像一个小图书馆，幼年时的他整天钻在里面，看得懂看不懂的书都看。比如《史记》，像《秦始皇本纪》那么长的篇章当年就能背下来;《资治通鉴》一时半会儿看不懂，就先看《纲鉴》。对于那个时候的饶宗颐来说，在“天啸楼”读书就像玩耍一样快乐自在，以至于去正规学校上学反倒成了“副业”，因为学校里老师讲的那些他早就知道了。

　　除了广泛阅读，儿时的饶宗颐最喜欢的就是参加父亲在家里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父亲交往的都是当地的文化人，例如当时的金山中学教师、后来的中山大学著名教授詹安泰。这一群志趣相投的文人成立了诗社，常在饶家后花园吟诗作对、切磋学问。林语堂说，做学问就像熏火腿。而饶宗颐一生的志趣和做派，也就在这样的文化空气中被一点点地熏了出来。

　　饶宗颐 1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给身为长子的他留下了两副担子：家族的钱庄生意，和没有做完的学问——尚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饶宗颐对钱没兴趣。他的女婿邓伟雄跟记者说，一直到现在他都搞不清菜价;他去法国研究汉学时，对家人说自己每天上街买菜，“但我们都不相信”。所以，父亲的家财在饶宗颐手上一点点散尽是一件可想而知的事，“我只能在两件事中做一件，就是能够把父亲的学术延续下来”。三年后，饶宗颐完成了《潮州艺文志》。因着这次成功，18岁的他踏出“天啸楼”，步入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在人生的分岔路口，饶宗颐听从内心作出了选择，从此走上了凭兴趣治学的道路。因为他幼年时在“天啸楼”那数万本藏书上积累起来的丰富兴趣，不是靠守一经就可满足，由此又延展出了日后广泛的研究领域，“继承父志编撰《潮州艺文志》，是搞方志学，就得懂一点碑记，进而研究考古学、古文字学，接着机缘凑合就到了敦煌学”。曾经散尽万贯家财，日后他也从没有为钱做过学问;对他来说，“兴趣”二字就好像一张保鲜膜包裹着他的人生，直到现在，他仍然保持着十几岁时的心态，做着十几岁时有兴趣的事，追寻着“莫名其妙的”那些问题，把所有兴趣都一点点磨成了学问，“我自己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