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康太一在最新一期《读书》杂志上撰文，从阐释学的角度考察翻译的角色和功能。在考察和梳理了翻译与阐释学“相遇”的过程之后，康太一指出，从词义上看，二者在概念的源头上就有合理的联系；而在西方学界，从16世纪起就将“翻译即解释”作为不言而喻的命题假设。
康太一注意到，从施莱尔马赫到韦努蒂，“翻译”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与意义：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逐字对应，甚至不仅是在译文中保留一定的外语词，而是要译者有意识地通过语言的转化引入“他者”文化，丰富并修正“自我”文化，从而抵御任何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以期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发展。正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翻译正是那取石攻玉之法门。
基于这些前提，康太一认为，如果纠结于翻译的“叛逆”，就可能错失译本的新生以及它面前展开的那个世界。真正的译者，应该像泰戈尔笔下的飞鸟，扇动着隐形的翅膀，漂泊于异质文化的边缘：唱“他者”的故事，也唱“自我”的乡愁；“那歌声中有你初次听闻的语词，也有你似曾相识的音调。它飞来你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而你的世界却从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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