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百岁之际刊登在《文汇报·笔会》上的照片

 

 

 

▲钱钟书与杨绛夫妇年轻时

 

 

 

▲杨绛一家三口

 

 

 

▲钱钟书与杨绛夫妇晚年(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昨天凌晨，著名作家、翻译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于北京辞世，享年105岁。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杨绛写下的“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恰成她的自我写照。

 

93岁时，杨绛先生曾写下　《我们仨》　这本书。在她的平实讲述中，两位大师的家庭生活通过回忆一幕幕再现在读者眼前。回忆中，先后离她而去的女儿钱瑗、丈夫钱钟书，和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终以一句“只剩我一个人”，戳中所有人的泪点。

 

这位安静、娴雅、博学、智慧的女性，之所以叩动了从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的心，不仅仅因为她是作家，是翻译家，是学问家，更是一个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是母亲。无论是　《我们仨》，还是　《写在人生边上》，抑或是　《听杨绛谈往事》，都有那个小小的家里讲述不完的动人细节，是她始终守护这人类最小的社会单元，亲手为人生创造了美丽的“第一秩序”———家。从学术和文学创作上，她的文章建树早已超越了那个被时代熟知的称号“钱钟书夫人”，但从精神上，她又是一个安于“钱钟书夫人”的女人。

 

在钱先生和女儿相继离开后，杨绛先生面对一屋子的空寂，写下“我们失散了”这样的语句，守着重重回忆，她又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她在晚年，即使是百岁高龄，依旧笔耕不辍工作不止。如今，“我们仨”在天堂团聚了。

 

——编者

 

一见如故

 

2003年，93岁的杨绛先生推出新作　《我们仨》。杨绛先生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0年代夫妇二人赴英国留学，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60多年间的历程。9万字记录的虽然多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地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inlove(“坠入爱河”之意，编者注)　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后来钟书跟我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获公费留学资格，那时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从小生活优裕，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　《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　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独留人世间

 

1998年，钱钟书先生逝世，而在这之前，1997年，钱钟书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也先他们而去。1999年，杨绛先生开始英文版柏拉图对话录　《斐多》的翻译。杨先生在“译后记”中写道：“我不识古希腊文，对哲学也一无所知。……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钟书曾逗阿瑗　(钱钟书与杨绛之女)　玩，说　《围城》　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　《百合心》　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钟书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我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读书的，无论是中英文的都拿来啃，慢慢地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我早年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

 

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　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钟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俯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　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我快“回家”了

 

2011年，钱钟书的《中文笔记》(全二十册)出版，为杨绛先生的百岁寿辰送上了一份真诚的贺礼。这套书涉及三千余种图书，让人们见识了钱钟书先生的博览群书，也见识了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痴迷。

 

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

 

我每天从床上起来，就想“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八段锦早课，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根据杨绛的　《我们仨》　和吴学昭的　《听杨绛谈往事》　等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