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年，是《哈佛中国史》六卷丛书英文版出版10年，该书是否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了中国历史呢？2009年，《纽约时报》等近百家媒体争先报道，赞其为“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康奈尔大学等十数家高校选为中国历史课程的教科书或参考书。2016年10月，中译本出版，受到中国历史学界高度好评，朱维铮教授说：“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里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该书被誉为萃集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最新的中国史研究成果，倾十年之功写就，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最能代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葛兆光教授在推荐序里说“虽然这套书还不能说已经是‘复线’的中国史，但它多少也改变了以往‘单线’的书写方式。”

昨天传来中美高级经贸磋商正在筹划文本的消息，只有让更多的美国人更完整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才可能化解彼此间存在的误解和不理解。今讲堂分享三年前的腾讯文化邮件访谈《哈佛中国史》主编卜正民的旧文，旧文新读，愿您有更多启发。

我们四人一拍即合，从哪些是重点，吸纳最新考古成果，省略了熟悉的内容

问：出版《哈佛中国史》的念头是怎样诞生的？《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和《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六卷中，您写了元明卷，您与陆威仪、迪特·库恩和罗威廉是怎么合作的？

卜正民：出版《哈佛中国史》的主意，来自与我合作过的一位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她认为，公众会希望看到一套较详细地介绍中国历史的书。《剑桥中国史》由很多学者共同参与撰写。我们决定避免这样的形式——我们的每本书，都由同一作者撰写。

我和很多学者讨论过这个项目，最终，我花了近一年时间，找到了陆威仪、迪特·库恩和罗威廉一起合作。这套书原计划出版五卷。我请陆威仪写秦汉卷时，他表示，他想阐明的观点在南北朝时期也有所体现，所以我同意他再写一下南北朝。后来我们又决定单独写一卷唐朝历史，但找不到特别擅长这方面的学者，陆威仪表示他也可以写，于是他一个人写了前三卷。他的效率特别高，三卷都按时完成了。

问：针对这套丛书，你提出了什么概括性的写作原则？

卜正民：我提出了三条写作原则：囊括关于所写朝代的最新研究成果，让这套书及时反映当代学者研究现状；按照主题撰写内文，将这些主题按时间顺序展开；要讲述改朝换代的历史，要适合非专业读者阅读。

除此之外，每位作者会自己决定应强调的内容和选材。陆威仪和迪特·库恩将最近的一些考古发现写了进来，它们对研究早期中国非常重要。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发现，当你让同事自己做决定时，他们往往充满创意，表现不俗。

问：编这套书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卜正民：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内容更全面——两千多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发生的事情很多，即使出版六卷书，也未必能囊括应涉及的信息。此外，有的人希望强调最重要的事件，有些人不想重复，省略了一些大家熟知的信息。但最终，我的作者们都用宽广的视角、清醒的头脑撰写各自的内容，这些冲突也得以解决。可以说，他们最终完成的手稿接近完美。

另一个挑战是一致性问题。我曾经想为每位作者提供详尽的内容大纲，但通过一次次的对话沟通，我们共同确定了哪些话题是需要被强调的重点。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很快就对这套书的编辑方式、风格及内容达成了共识。

从秦汉开始写帝制，英文名叫“帝制中国史”，与哈佛没特别关系

问：这套丛书从秦汉写起，而不像其他中国史那样从上古写起。为什么？

卜正民：这套丛书只涉及中国帝制的历史。我希望选择我擅长的领域，而我对秦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并不了解，所以感到没资格去编辑相关内容。研究中国20世纪的历史需要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们也未加入这部分。我们并不是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这套丛书是想为西方读者提供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而不是用细节把读者们淹没。这也意味着，可能中国读者期待读到的某些内容，在这套丛书中找不到。

问：这套丛书的英文名是“帝制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与中译名的差异较大，那么，你如何看待这套书的中文译名《哈佛中国史》？

卜正民：不同于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不允许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书名中，因此这套书的英文名称并没有出现“哈佛”的字眼。对于这套书的中文译名，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感受。我想，它只不过告诉了读者这套书是哪里出版的，这个书名并不代表“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的观点——我也不确定这个组织是否存在。我是四位作者中唯一在哈佛读过书的，我的观点不是某个组织的观点。我们四位作者共同撰写了这套关于中国历史的好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它，仅此而已。

我的目标是写我妈妈也感兴趣的书，丛书要让非专业读者看懂

问：你写的《挣扎的帝国：元与明》部分纳入了生态环境角度的分析，指出“生态环境和银两的流通同样重要”。你如何想到这个角度的？为何这套丛书的其他作者没有采用类似的研究角度？

卜正民：过去20年来，在西方学术领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环境对历史的影响。我在《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中强调环境的作用，是一个较晚的决定——我在研究明朝没落前发现，明朝没落的原因之一是环境危机。在研究中国历史方面，这样的研究角度依然很新。将环境因素和我所已知的元明的历史结合考虑，我感到很兴奋。当我决定在我写的这部分里加入这样的角度时，其他作者的初稿已经完成。我没有让他们返工，使用同样的角度分析。因此，在这套书中，只有我写的部分涉及环境历史。

问：《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与你之前的作品，比如《纵乐的困惑》、《维梅尔的帽子》和《赛尔登的中国地图》是否存在内在继承性？

卜正民：我写这四本书，都缘于我希望了解中国与更广阔的世界的联系。《维梅尔的帽子》和《赛尔登的中国地图》面向的读者更大众，其余两本书面向的是大学水平的读者。如果这些书存在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不是话题狭隘、面向专家的学术著作。我的目标一直是写我妈妈也有兴趣读的书。

“新清史学派”仅仅主张用满族资料来写历史，《大清》卷平衡了满汉视角

问：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一卷中，罗威廉用“大清”（The Great Qing）描述清朝，这挑战了通常叙述中清朝落后、保守、闭关锁国的形象。这样的观点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吗？

卜正民：认为清朝颓废、保守的观念，是民国初年由一些推崇共和的人构建出来的，意在否定过去，为共和制的合理性寻找理由。

尽管“大”这个形容词有褒义，但在这里并非这个含义：清朝是“大国”（Great State），“大”指的是这个帝国通过军事力量扩张领土，扩大权力。

问：在你看来，近些年西方的新清史研究对罗威廉写《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有影响吗？

卜正民：新清史学派仅仅主张历史学家用满族的文献资料、从满族角度研究清史。据我了解，罗威廉并非是新清史学派的推崇者，至少在新清史诞生之初，他并未主张新清史的研究角度。在这卷书中，他平衡了汉族和满族视角的研究，他的文稿理智而公正。

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中来讨论中国，否则很难理解中国历史的变化

问：在你看来，《哈佛中国史》和《剑桥中国史》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卜正民：《剑桥中国史》包含的是关于历史问题的更深度的讨论，主要面向研究生。《哈佛中国史》面向的是大学本科水平的读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参与写作了《剑桥中国史》的部分内容，而《哈佛中国史》是2008、2009年写的，两套书相距15年。时间不同，丛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成果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剑桥中国史》呈现的是上一代的研究成果，《哈佛中国史》呈现的是目前的研究结果。

问：在《哈佛中国史》中，包括你在内的四位作者都注重采用全球化的视角来写作。这种视角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

卜正民：讲述中国历史，可以只讲述中国国内的历史。为了定义各自的民族性、国家性，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都会做这种和过去有关的工作。我们则热衷于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放在一起研究讨论。这一方面可以对中国同事们写出的内容做补充；另一方面，我们想要阐明的是，如果不考虑外部世界的影响和干涉，很难理解中国历史的变化。

问：你认为《哈佛中国史》的尚待完善之处有哪些？有中国学者指出，这套书轻忽主流历史文献，比如很少引证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记载。

卜正民：断代史为研究中国的过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它们也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为之后的政权提供了合理性。关于每个朝代的政治信息，它们讲述得足够多，但关于这个朝代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的，它们很少讲述。

你们也许已经发现，《哈佛中国史》很少涉及各个朝代的政治史。只有在有利于阐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时，我们才撰写相关的宫廷事件。那些对帝王及他们身边人的生活感兴趣的读者，在《哈佛中国史》中可能找不到什么新鲜内容。

作者简介：

卜正民（Timothy Brook），1951年生，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师从孔飞力教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前任会长。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神学院院长。学术视野广阔，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等。 

主编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并撰写其中第5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首次从气候这一环境史的新视角解读元明两大帝国的兴衰，呈现出第一个连贯的生态历史。

已翻译为中文的作品多达十几种，在海峡两岸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其他主要代表作品有：

《秩序的沦陷》《杀千刀》《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国家与社会》《维梅尔的帽子》等。其中，《纵乐的困惑》获得2000年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著作奖”，《秩序的沦陷》获得深圳读书月2015年度“十大好书”。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1954年生，师从何炳棣，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他的研究关注中国文明的不同方面，尤其擅长从政治和社会层面考察中国问题。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中前3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以及《早期中国的写作与权威》《早期中国的空间构造》等。  

迪特.库恩（Dieter Kuhn），1946年生，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和柏林大学工作与任教。德国著名汉学家，专精宋史，尤为擅长物质文化史与科技史。现任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教授。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第4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中国丝麻纺织技术史》《地位和礼仪——从远古代到公元十世纪贵族的中国》等。  

罗威廉（William T. Rowe），1947年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他同时也是《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主编、《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史。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第6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以及《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共同体（1796—1895）》等。

作者：崔莹

编辑：王秋童

责编：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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