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后的7小时，12月2日下午，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演讲第二讲在近300位国际问题爱好者的期待下开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主讲《G20“习特会”和中美新关系格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担任对话嘉宾，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友点评。中美元首会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解读中美关系新格局？三小时的演讲互动让听友们收获颇丰。今刊发现场对话精要，供听友先睹为快。

“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五讲，由文汇报社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文汇讲堂承办。

嘉宾对话

陈东晓：您的报告其实非常宏大和系统，讲一个小时只能是概要式的，要理解也很花时间。因为中美关系进入了新格局，刚结束的阿根廷G20峰会上“习特会”成果也体现了这个特点。总体上中国人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但在暂时休战的90天里，中美双方谈判和博弈还会非常激烈。总之，当前，需要我们全面认识中美关系，不同于过去停留在比较单一层面上。我谈几点学习体会。

相向而行中，对中美管控风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在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上，对中美双方管控风险的管理能力都提出了挑战，因为，中美权力关系发生变化了。在权力关系这个术语中有三个M和一个G。Might，胁迫权力，指用军事力量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Money，泛指经济实力，包括贸易、投资、金融等。Mind，指思维，宽泛来讲就是文化、制度、创新能力等。现在还要加个G，Group，即建朋友圈的能力。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间越来越显出重要性。尤其新世纪以后，美国人看到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赶超能力，战略焦虑和战略反弹愈发激增。例如对特朗普总统影响很深、现在辞职的总统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和被特朗普总统称为“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顾问白邦瑞等，他们都持有“对中国实施战略打压只有五到十年的时间窗口”的观点，这对风险管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回看历史，很多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大国冲突，大多源于风险管理的失控。首先，无论是一战的爆发还是美苏冷战的升级，多是起源于大国之间的领导层、决策层犯了一些战略性的认知错误。一战时，英德之间就是双方高层对对方战略意图有误判，同时觉得一旦发动战争，几周就能结束，没料到一打就是四年。今年是一战结束一百周年，这些教训很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大国之间特别容易犯这样的战略认知错误？其次，对安全困境的错误管理。国家的基本诉求就是安全诉求，一个国家为了合理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而不断提升安全能力、军事建设、国防现代化，但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担心，随之也不断提高军备能力，导致军备竞赛不断升级，这就是国际关系中典型的“安全困境”。大国之间管理不好安全困境，会加深战略怀疑从而导致严重的战略对峙。第三，霸权国家，包括美国在政治文化中有这么一个传统，一旦国内遇到较大麻烦时，往往会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敌人，用外部的“敌人意象”来动员国内的资源和凝聚共识。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针对中国的讲话，和40年前里根总统发布的对苏联的所谓邪恶帝国的说法，很多措辞很相近。这种“敌人意象”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一旦树立了敌人意向之后，就树立了“自我实现”的敌人。A国家把B国家当成敌人了，互动过程中B国家自然也会把A国家当成敌人，由此进入恶性循环。所以，管理中美可能的冲突，具有更大挑战性了。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发表对华演说

寻找合作共赢方法中，解决竞争的出路在于中美自身都需要加快改革

第二，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关系格局中，在寻找合作共赢方法中，竞争甚至非常激烈的竞争会成为一个常态。这次在阿根廷G20峰会上，中美之间在经贸问题上，就妥善解决分歧提出建设性方案。我理解，要妥善解决，需要从中国、美国各自以及双方合作协调才能解决。首先，对中国而言，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改革开放国策不动摇，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包括上海，不断在推出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举措：加大新一轮市场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公平对待包括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这也是中国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再出发，是中国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应有之义。

美国自身需要改革，完善教育、税收、分配等体制和机制，给因产业转移的失业人群再就业培训

其次，我觉得美国同时也需要改革。中美都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转型阶段。中国的转型是从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往中高收入跃进，这个跃进中会面临大量的国内国际挑战。其实，美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推进全球化过程中，也遭遇了全球化的困境。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产业布局，来优化这些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布局，但同时造成一些中低端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移出美国。按常识讲，美国企业到全球布局，赚取了最大的利润，资金回流至美国进一步提升美国的产业结构。美国政府通过对这些跨国公司的税收，又为那些因为产业移出后的失业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再就业培训、职业教育、终身教育，但美国过去几十年恰恰没有做到这点，而且我认为美国政治和经济体制使其很难做到这点。所以如何面对这些因为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新导致的产业转移、就业流失就是美国现在遇到的大问题，也是凸显在特朗普面前的困境。

那些因产业消失而失业的美国中低层蓝领工人，原来是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核心阶层，其中很多是白人，由此很大一部分走上酗酒、吸毒甚至犯罪的道路。这批人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民主党的主要拥趸，但民主党现在更多关注的是西岸硅谷的高科技人士、大城市的大产业、华尔街金融公司，这批人无处可投。特朗普说“我非常了解你们的痛苦，我来帮助你们”。怎么帮助？特朗普掀起了一场民粹主义热潮，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经济社会体制本身造成的。所以美国自身也需要改革。

陈东晓认为，解决竞争的出路在于中美自身都需要加快改革

中美乃至全球各经济体应该携手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冲击

第三，中美之间以及国际社会需要携手解决包括经济全球化、技术替代、包括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产业变迁和传统岗位消失，这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需要所有经济体一起来共同协商、协调。在阿根廷刚刚结束的G20峰会发布的《G20布宜诺斯艾利斯领导人宣言》中，就详细讨论了技术发展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人工智能究竟对整个未来世界经济和各个经济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宣言》呼吁各国政府能够合作，提前预置政策工具，帮助这些可能受技术进步而被大量替代所受损失的人群和产业。总之，围绕这些问题，中美双方领导人需要开展建设性和理性的对话，都需要认识到全球经济的发展对各自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税收体制等等都提出了新问题，国内经济治理的改革日益迫切，需要双方加强协调和合作。

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发生了代际变化，大多没有深刻的对华历史认知

第三，中美关系之间的关系结构的变化，也源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层当中人员的重大变化。令我们这些长期跟踪中美关系者非常惊讶的是，现在特朗普内阁班子里，没有真正的知华派。顾问团队里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是过去长期处于边缘的反华鹰派，由于中美之间的经济、权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他们现在在话语权上占据了主流。这是一个大变化。

还有一种变化值得认真关注，有很多尚未到真正高级决策层面，目前主要处于助理国务卿帮办甚至更低职位的负责对华关系的官员，正在发生着代际变化。这些人四十来岁甚至更年轻。首先，他们生活的时代正是美国遭遇中国快速追赶和全方位竞争的时代，他们普遍非常焦虑，觉得美国理应做些什么把中国压下去。其次，他们的集体记忆当中没有战争（包括冷战）的个人体会。退出政坛的老一辈，无论是对华决策还是对华研究者，以96岁的基辛格为例，他个人的历史记忆要往上推导到一百二三十年前，他是德国难民跑到美国。老一辈人对战争有很深的记忆，会自觉意识到大国之间应当避免这类悲剧，但是目前这部分代际更迭者更多看到中国怎么崛起，怎么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变得怎么软弱。再次，老一辈研究者中很多人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颇有情感，很多是美国传教士的二代，对东方文化、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识，他们认为从长历史眼光看，中国的崛起是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体现，是某种历史的必然；而现在这批人的履历可能更加丰富，他们曾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打过仗，从事过各个行业，但对中国历史没有深切的感悟，也并不欣赏中国的文化，或者说他们不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历史必然。现在美国的这批新生代已经成为美国对华关系主流，包括智库、舆论界、政界内。不知道崔老师你怎么看？

当地时间11月30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大决策的变化往往是倒逼出来，现在或许又到相似的历史时期

崔立如：谢谢东晓院长很专业的评论，您对中美关系趋向严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美双方战略界、外交界、智库专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种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从中国来说，是从美国所做的一件一件事情中观察出来的。最近两天，美国有二十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发表了一个给国会的报告，讲的就是中国应用“锐实力”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影响美国，结论是要对中国加强防范，从宏观到微观给了好多措施建议。这个结论并不出意外，出意外的是后面签字的中国专家，我们大部分都认识，包括相对友华的和处在中间温和的知华派。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第一，大国之间现在有很多不利因素，首先是整个转变时期内外矛盾激化所造成的局面，两个国家当中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共振影响着外交，也就是内政的发展外溢影响到外交决策。如同经济学是基于理性人的假设，但人性的两面——理智和情感，有时候会出现情感占上风主导思维决策，所有基于理性主导的分析都不起作用。国家政策是人制定及执行的，不能保证理性的因素始终主导。

我们看历史，由杰出政治家前瞻性地利害权衡主动引导而产生的历史政治外交上的大战略变化，这样的例子很少，大部分都是倒逼出来。中国改革开放就是逼出来的。美苏冷战为何一直没有打起来？就是基辛格强调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美苏两国认识到双方的核武器都可以毁灭对方几百次上千次以后，再要打仗只能是疯子。美苏双方理性的共识是建立在负面因素的基础上，因为认识到后果实在太严重了。

但你又提了另外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即很多人享有了战后七八十年的和平，对战争带来的灾难没有直接的感受和记忆，年轻人可能会觉得战争是不是很好玩，游戏里天天在打战争。经历过战争的人绝对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但没经历过战争的人没有痛苦的体验。

崔立如认为，大决策的变化往往是倒逼出来，现在或许又到相似的历史时期

一旦处于同一等级竞争后，关系便会不同于强者对弱者的宽容

第二，现在外交事态很多情况下与国内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中美经贸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因为是一些美国人把中国人作为美国这些年国内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一方面从形式上美国人说的不对等的赤字是存在的，但是真正压力是因为美国内部问题要从外部找归罪对象，是和美国政治密切相关的。这种情况在中国这边也不同程度存在，所以造成一种相互加强的趋势，成了恶性循环，螺旋上升。

第三，人员的变化。早期及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80%以上是反苏的，研究中国的专家80%以上是对华友好的。但是新一代专家中已经不完全是这种情况了。还有一个层面，我觉得双方关系亲密了，在同一个等级上产生竞争以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就发生变化了。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心理上往往可以姿态高一点、宽容一点，但发现对方成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后，他的立场和观点都会不一样，变成我怎么来防范制衡你。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新关系结构下发生的变化。

除了对不容置疑的严重后果的预估可以防止成熟的大国轻易冒险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做好自己的事。一方面从现实来讲，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让他的冒险必然付出重大代价，那他就会轻易冒险。当年在欧洲的海湾战争和波黑战争，美国说打就打，因为以大打小，主要是物质经费的代价。当今如果攻击对象是中国，要付出的代价显然是全方位的，难以评估。所以，中国如果自己发展得好，实力逐步增强到接近美国时，我觉得全面对抗的极端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到最低程度。从历史上看，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关系中，包括军控机制的风险管理机制建立得比较健全，这是大体对等的实力在起作用。

当地时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举行会晤

做好自己的事情，将中国发展的效应外溢到国际关系中

第二，中美之间的竞争现在存在发展模式的竞争，这是造成美国态度大变原因，解决模式竞争靠什么？靠两个。首先在国内，如果80%的中国人赞成这个模式且日子越过越好，这个效益可外溢到中美关系的关系结构当中。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如果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会大不一样。如果中国发展模式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我想这样的模式的中国特色恐怕不会超过和其他国家模式的共同性，必然会对世界秩序变革产生重要的影响。但这是在15年、20年、30年后的长过渡期后才会发生。在此期间，外交方面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做好风险管理，在过渡期间防止极端冲突的发生，不要因为我们的政策、战略上的失误被美国好战势力或者敌对势力利用，来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形成中美的对抗。

中美要走到完全平等地发展合作共赢主导两国关系的轨道上，还需要美国人的观念发生变化。但美国权势集团以实力为基础的，坚持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霸权思想不会轻易改变。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只能是在中国的力量和威望都不亚于美国的时候，多数美国人还会选择理性的现实政策。

争取对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的“千禧一代”尤为重要

陈东晓：我很同意您的分析，尤其提到的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多方面的，最后的核心问题是双方能否在未来的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各自真正找到最符合自身人民和国家发展利益的一条道路，而且相互之间不相互对抗和排斥，至少是和平竞争，乃至一种共生，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关键。

现在讲到美国人的观念变化，有时候讲得比较笼统。这个美国人究竟是哪部分美国人？有时候我们往往把那些所谓的主流媒体的社论，一些笔杆子称为是美国人，他们只代表部分美国人。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两年美国的民调，包括美国人对中美关系、对华政策的看法，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最不乐观的是现在最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民众，60岁多岁居多，白人，他们经历过战后的辉煌，一部分人觉得自己的就业是被中国人抢走了，或者受利益团体和国会议员塑造的观点所影响，认为全球化后是中国人把他们就业全部抢走了，他们现在比较反华。

相对而言美国的年轻人，特别是被称为“千禧一代”的美国年轻人，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他们中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竞争力更强、思维更加开阔，他们对中美未来会有和平的竞争关系持乐观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讲，如何使得这批人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保持理性和开放态度，我觉得至关重要。

近300位国际问题爱好者齐聚一堂，聆听嘉宾对中美关系的最新解读

中美把蛋糕做大福泽本国人民，合作解决一些全球化挑战

观念很重要，但是观念的基础是什么？我坚信物质决定意识，我们必须通过中美之间的建设性互动，把整个利益的蛋糕做大，然后通过各自有效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把这个做大的蛋糕更多地分享给大多数人。而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包括我刚才讲的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直接导致的巨量的的产业转移、就业流失等经济和社会问题，除了本国政府来帮助这批人外，国际社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能否合作建立某种救济机制，比如建立某种补偿基金等。所以保持美国人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和开放的心态，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中美未来展开经济合作。比如说中国人购买更多美国产品，中国去年国内零售市场规模达到6万亿美元购买力，超过了美国居全球首位，我觉得这个市场在我们消费升级以后还会进一步扩大。

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过程中有些是美国自身体系的问题，他们有没有能力进行这种改革，我觉得这也很关键。这需要我们在与美国交流时很严肃地提出来，并非什么问题都是由于中国不够开放、改革不够而造成，美国人自己的问题也要自己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解决。不知道崔老师同不同意？

坚持开放和多边主义，是世界人民生活质量不下降的基本前提

崔立如：我同意东晓院长的这个看法。当前美国很多人面对中国发展态势感到焦虑，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自身的状态不好。实际上美国相当一部分人对可预见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美国现在的政治极化、社会分化到了战后最严重的程度。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众议院控制权，使美国两党政治变得更加平衡些，同时也使很多人担心，今后国会要产生基于多数共识的经济社会法案将更加困难。这是美国政治中最大的问题，由此产生的焦虑必然联系到对外政策上。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与此有重要关系。

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竞争主导，竞合交织更为复杂的时期，对中国外交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艺术，用世俗的说法就是要更加老道。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时候，要善于避其锋芒，不争一时之是非。实际上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多数情况下不必以是非论处，主要是利害权衡问题。放眼长远，中美之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能够改变全球化已经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吗？习主席在G20会议上高举“开放和多边主义”旗帜，坚持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其基本思想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将越来越相互依赖。如果要改变这一发展趋势，那就是倒退，就是退回到相互隔绝的世界。我们需要做出改变的不是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是要使相互依赖关系变得更加公平合理。所以我们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政策在“美国优先”第一原则下，实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是错误的，中美经贸问题上的博弈，是利益之争，也是理念之争。

（李念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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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

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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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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