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杨国强：科举停置及其历史影响（终身教授报告会）吸引了众多师生

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作为中国，也是世界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制度，但当袁世凯同张之洞等人一起上奏朝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时，这一行为竟没有引起读书人的强烈反对。它不仅仅是一种选官制度，更是一种盘根错节在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制度，它的存废影响了中国整个的社会格局。为何会如此？日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杨国强以“科举停置及其历史影响”为主题，通过对历史的抽丝剥茧，梳理出了科举被废的前因后果，科举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在这逐渐呈现。

内因：捐官、保举的出现破坏了科举选才的功能

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以来 ，平民通过读书考试获取入仕机会，基本就是靠科举。但是进入清代，尤其在清代中后期，出现了进入仕途的其他途径：一为捐官，即出钱买官；一为保举，大官保举小官。杨国强指出，这是科举被废的内因。

清代捐官成为了常态：合捐一官的现象也曾出现

中国传统的选官制度在演变中产生过多种形式，两汉察举注重德行而多欺世盗名之辈，九品中正倚重品评官又衍生出累世官卿，相比之下科举通过一视同仁的考试选拔官员，已经最为适用于帝国的制度。但为何到清代出现了“捐官”——赤裸裸的买官现象。清代的赋税非常轻，且这一点是晚清章太炎、梁启超承认的。特别是康熙以后，顺治年间，永不加赋，成为祖宗家法，所以国家不能轻易加置赋税。因此，清代官员的俸禄是很薄的，且国家财政很脆弱，一旦碰到天灾和战争等人祸，收支的平衡就很容易被打破。这个时候，既然朝廷不能增加赋税，就只能出卖官职。最先出卖的是价格昂贵而没有实职的虚衔，且并不常开此例。但嘉庆道光以来，尤其咸丰，太平天国内战以后，捐官就成了常态。十多年的太平天国内战使得当时中国可以缴纳最多赋税的地区成了战场，加之兵伍军事开支，户部财政紧张，从这时开始，捐官成了一种大幅度、常时态的现象。同时为了广市招徕，官职价格有所降低，实职官位数量也超过虚衔。这样一来，官场的人物在整个政治上，也有了很大变化。有些人很穷，甚至也会合起来一起捐个县令，然后分处县令、账房、师爷等位。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清末新政。

捐官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任官制度之一，这是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买官凭证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保举之风大开

保举在19世纪以前很少发生，基本都是地方的官员为一个有功的人请官。但太平天国内战爆发，保举大兴。翁同龢日记中曾记录曾国藩一仗打下来，保举文武官一千人以上；为什么需要保举？因为需要因人成事。曾国藩自身无论做京官或是带兵打仗都可以当君子，但手下之人在为清廷卖命时要名要利，需因其成事，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只能开保举之风。曾有户部六品主事官员在六七年间因保举，历职三品布政使，从湘军出来后，做到山东巡抚的高位。李鸿章兄李瀚章从秀才一路保举到兵部尚书……然而保举产生的不是一两个人物而是一个群体。太平天国内战结束后，发展到无论海防、河工、赈灾还是制造、洋务、出使等官员都可以保举。保举人数一多就乱。杨国强举例，光绪二十年黄河出问题，山东一二十里地保举六百人。当时吏部规定一个缺口最多保举6个，那么推算下来，一二十里地范围内难道会有100个缺口？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保举文武官一千人以上，因为需要因人成事

异途淹没科举，人心开始漠视科举

由此可见，捐官保举人数和科举考试三年一次乡试会试选拔的人数相比，实在远远过之。杨国强强调一开始，捐官保举和科举之间还有异途正途之分，很多清要的官位非正途不得为。如刑部，每年秋天把死刑囚犯集中起来，由“八大金刚”拟定生杀名单上呈皇帝定夺，参与此讨论者必出身科举。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朝廷维持的是：官可以捐，功名不可以；地方官最多可以到道员，京官最高可以做到郎中。道光年间，户部一个尚书主张十万两捐一个举人，道员是几千两。当时只要有钱，目不识丁者皆可为官，士人无不丧气，所恃唯科举；若举人都可捐，那置寒窗苦读之士于何地？科举背后是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如此将失天下之士心，面临崩溃之灾，所以道光皇帝马上反对。正因有这样的区别，科举才能在捐官和保举中延续下来。但保举和捐官造成的长时间的社会积势，改变了晚清官场和社会局面。

贡院放榜图

官吏烦多，人人可成候补官

光绪初年山西，候补与实缺比例为10:3；到了宣统初年，江陵一州候补知府300人，一个知县候补1400余人……由此造成候补官如云，甚至有候补官做贼，冻死的情况。杨国强总结这造成一个问题：似乎人人都可以做候补官。一个犯人充军，入军台回来就是三品官；火车司机都可通过捐官成为道员……如此多的数目，导致不管正途与否，一个京官需要候补10到20年，地方官更是要等待数十年。光绪初年一度欲停，但山西大旱，赈灾无资，几乎全靠捐官所得。从此之后，再不能停。如此到了最后是异途出身的人淹没科举。捐官保举后是候补，候补时有各种花样，不甘心靠后的人欲排前，还是要用钱，哪怕科举出身的人，在这个时候也成为候补候选，不得不如此。这就正式成为“无官不捐”。科举的黯淡无光，就是其最顶端——翰林院也黯淡下去。原来翰林告假回乡，一路逢迎不绝；后因候补过多，翰林院也扩招，回乡也无人理睬。人心磨蚀，庚子以后，很多地方，秀才连学问都不做。所以后来停置科举没有引起很大反激，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讲座现场吸引了众多师生，由于场地有限，一些学生只能站在门口或坐地上听讲

外因：新式学堂的出现推倒科举

唐宋以来对科举的批评就没有中断过，杨国强总结论者多谓科举取人太多、不能识人品、儒学经训背离时文。但科举制度能伴随着这些弊病而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说明其本身还有合理的一面。科举虽以知识为尺度，但也强调公平。杨国强就指出欧阳修非常重视科举公平。不公平无以治人，科举曾采取糊泥盖名字，誊录掩字迹等方式来保障公平。历史上的科举批判言论，多着眼于科考不能选出理想的儒家君子，或指责时文八股不合圣贤经义。然而，杨国强指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议论的焦点却变成科举不能产生应对时变的人才。这使得科举废除令不再具备阻力的外因。

杨国强认为，科举存废的真正转折点在戊戌变法前后，以《时务报》等趋新舆论为重要阵地。从乙未到乙巳，不足十年时间，以“人才出于学堂”为由，而促成学堂推倒了科举。后来梁启超虽承认科举非恶制，但此时已不合时宜。他们对科举发动“总攻击”，要求朝廷大变科举，州县遍设学堂。实则是以“智”打倒“愚”，以知识打倒义理。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思想上已经开始分化；学堂出现以后，这种分化更是延伸到专业、职业上。学堂产生了接近近现代意义上的科技知识分子、经济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学堂与科举相比毕业较容易。科举三年一会试，进士200余人，分到各省，最多的也就10来个；而学堂体系中，没有人不会毕业，如此每个学堂、班级都可产生大量知识分子。

新式学堂里，学生们正在听外籍教授授课

科举被废后产生的“脱节”

杨国强进一步指出，科举被学堂推倒的同时，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也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了诸多变化，可以总结为四个“脱节”：城市和乡村的脱节、知识人与大众人的脱节、沿海与内地的脱节、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政治思想的脱节。科举是选官制度，也是一种综合文化与政治的社会结构。科举之前，被选举人是和地方发生关系；科举以来，被选举人是和国家发生关系，同时政权向一切人开放，科举之下，士大夫等级是可以流动的，一批批社会底层的士人争而赴仕。

中国政治是道、学、政合一，文化与权力相互塑造。中国人强调教化的作用。科举制度推动儒家思想传播和传承，士人群体通过科举进入文官体系，以道统制约皇权；考试失败回到地方，则以礼仪教化民间。随着废科举、兴学堂，近代教育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分化，以近代知识体系为划分的专业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个人操守原则也出现了变化，读书人不再单纯以修身养性为主。除此之外，废除科举本是朝廷面对冗官冗员局面而采取的纠偏之举，但在废科举之后，一些学堂出身的学生却因无用武之地而成为了“高级游民”。最后，杨国强阐述了废除科举之后农村社会环境和乡土治理出现恶化的局面。科举盛行之时，大量没有进学的秀才、举人居住在乡，扮演地方文化形象的角色，在乡村具有较强的权威。但是科举废除之后，知识分子涌向城市，乡村缺乏知识精英。

科举之乡——花都塱头古村

当光绪三十一年一朝废除科举，天下并没有强烈的反应，杨国强认为这端赖此前捐纳与保举盛行，早已破坏或代替了科举纶才的功能。而当清朝当道者废除科举后，真正的反应还要等到民初以后，种种乱局的出现与科举废除后留下的一大堆短期没有办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不无关系。

杨国强曾说“我认为历史学真正要做到的是达到一种深刻性，努力把过去历史当中它本身的因果、事件人物本身深层的逻辑和心理揭示出来。”他对科举举废的分析就是具体的诠释。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曾说：“永恒的进步从每一种制度那里所接受的仅仅是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将限制自己的都抛弃掉，就像我们扔掉水果皮一样。”对于每种制度的研究，历史学家所做的就正是如此的过程。（完）

作者：闵超琴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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