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我们不能忘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中华民族不亡国灭种，有无数华夏军民用血肉之躯筑起长城，粉粹了侵略者的铁蹄，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取得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如今，大多参加过抗战的老人，已进入耄耋之年。很多英雄，已经带着他们的传奇人生，悄然离去。近日，本报记者前往浙江多地，探访那些仍然健在的老人，听他们讲述关于荣耀和牺牲的惨烈故事。

此次采访的四位老人，他们的勇敢无畏，他们的大义凛然，可歌可泣，令我们肃然起敬，又让我们心潮难平。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正是他们的挺身而出，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永远铭记抗战老兵的历史贡献；同时，更多地关爱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活捉日本士兵 含泪埋好战友

赵宇震，93岁，现居浙江宁波余姚。1944年入伍。

赵宇震老人的家在花园新村6栋3楼，狭小的空间，古朴而简约的家具，二十多年来一点未变。这位离休干部谈起现在的生活寥寥几句带过，但只要谈到过去的戎马生涯，立马有了激情。“从参加新四军抗战，一直到抗美援朝，我的前半生几乎都在战场上度过。其中，能参加抗日战争，并俘虏到日本兵，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童年时期的赵宇震很凄惨，父母双亡，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只能住在祠堂里，以打柴为生。1939年，经人介绍，他跟着一位塑像师当学徒。

两年后，余姚沦陷，日军进城。“有一天，我在粮站买米，听到老西门人声鼎沸，心里很好奇，去现场看热闹。没想到，是日本兵对躲在桌子下的人架起机枪，让他出来，随后将他一刺刀钉在门板上。拔出刺刀，那个人很快就死了。”赵宇震对日军的残暴震惊不已。

从1941年开始，中国人进出余姚都要给日军岗哨脱帽鞠躬。一次，赵宇震带货进城，因为挑着担子不方便，没有及时鞠躬，被日本兵狠狠甩了几个巴掌。也是那一年，赵宇震和几个工友下象棋，由于违反了日军夜里不准点灯的命令，又被日本人扇了几巴掌。他气啊，可是无可奈何。

1942年，赵宇震来到三北的鸣鹤镇做工。有一天，他听到了枪声，就跑了三里路去看。原来是一支部队对着6名乘船的日本兵射击，将日本兵全部击毙，缴获了日军的枪支后迅速撤出了战场。他打听到，这是新四军的一个排。“这仗打得好啊，速度快，伤亡小。”赵宇震顿生参军抗日的念头。

1944年端午节前后，他动员两名工友，钻出铁丝网逃离了余姚城，找到了三五支队侦查员老潘。由于赵宇震既是孤儿，又是贫农，他很快就被编入位于横坎头村的司令部警卫排。

“支队生活很艰苦，刚开始我连棉被都没有，就铺一些破棉絮睡觉。”但刚入伍时指导员在文化课上教的歌，他记得“交关牢”：“日本小，几个岛，主张武士道。他是强盗，看到我国地方好，统兵到，抢杀烧。”

不久，赵宇震被调到了鄞慈中队。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后勤补给愈发困难。那年秋天，鄞慈中队收到“有一支四五十人组成的日军，联合一个营的伪军，开了十几艘船到鄞西抢粮”的情报，整装出发。赵宇震记得，半路上，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他丢掉了背包、雨伞，只带着枪弹轻装赶路14里。

“打仗就是抢制高点，谁抢到谁占优势。当我们到山顶的时候，日本人和伪军才到半山腰。”赵宇震和战友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伪军首先支撑不住，仓皇逃跑，空出了一道防线。日本人无奈也开始撤退，在河边遭到我军主力部队的伏击，伤亡惨重。一个没来得及逃跑的日本兵被赵宇震等三人包抄，情急之下跳到河中，躲入河边的芦苇丛里。

“他双手拿枪，不知是吓得还是冻得，在水里发抖。我跟他说‘缴枪不杀’。估计他也听不懂，嘴里叽里呱啦不知道说了什么。僵持一会儿，一名从上海浦东来的懂日语的指导员过来，跟日本兵对话。趁着日本兵放松警惕，我们的刘排长猛地扑上前，夺下枪，把其按倒。能俘虏到日本兵很不容易，不仅我们高兴，连附近的老百姓都跑过来看‘热闹’。”赵宇震分享着他的光辉时刻。

“游击战的打法决定了我们的伤亡相对较小，但打仗注定会有牺牲。”赵宇震说，“战友嘛，每次出发前都相约一起归来庆祝胜利。可战场上，每个人都只顾向前，战友倒下了，其他人也不一定知道。每一次战斗结束回到驻地，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少了几个人。支能根、韩永目……很多要好的战友都牺牲了。战斗总结会过后，我无力地用铁锨挖一个土坑，将他们的遗体放入，用新土和眼泪，亲手将他们埋了。”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除了高唱《我们歌唱胜利》《新四军军歌》等庆祝歌曲，余姚军民无人能忘怀阵亡烈士的功绩。1945年抗战胜利，余上县委召开千余人参加的追悼会，祭奠牺牲军民；9月19日，余姚梁弄区委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公祭烈士，慰问烈士遗属。“我现在还能坐在这里讲抗战故事，真的非常幸运。”赵宇震说。

徒手掐死鬼子 弹壳堆里逃生

邢承谟，98岁，现居浙江金华。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

采访邢承谟前，记者查阅了关于他的资料。在一年前的媒体报道中，老人在金华曹宅村的老宅中生活惬意，写书法，练剑，有时还张罗些金东区黄埔同学会的工作。不过，遗憾的是，老人今年的身体大不如前，多次住院。日前，在金华铁路医院病房里，记者对老人进行了采访。

邢老早早地换上了慈善组织送给他的“抗战老兵”纪念外套，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老人高兴地讲，现在国家对当年国民政府的抗战老兵有了更多的关怀，自己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补助，住院不花一分钱。政府还专门替他请了保姆，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今年，几个地方政协的领导都来看过我，给我过生日。统战部还给我1万元用于黄埔同学会的运作。”他说。

只要谈到抗战，邢老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邢承谟出生在金华的一个中等家庭，父亲是农民，平时也做做造纸生意。他和哥哥很争气，俩人都考取了高中。“要不是战争，我也会像后来考上中央大学的哥哥那样，成为一名大学老师。”他说，“说来也巧，也因为战争，我考上了军校。我和哥哥像我祖父兄弟的名字一样——‘能文’、‘能武’。”

为什么要考军校？“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当年，整个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对有志青年而言，要能学到打仗的知识，保家卫国才有用。”1939年，他成功考入陆军军官学校，成为黄埔2分校17期步兵科的一员。“在黄埔，我学的第一课就是‘牺牲’。老师对我们说，打仗就有牺牲，为国家，为人民，死而无憾。”邢老说，“黄埔军校的学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地大物博的中国绝不可能灭亡。”

1941年，他被分配到79师235团三营八连当少尉排长。

邢承谟想不到，他与日军打的第一仗，就是保卫自己的家乡。1942年5月25日，日军第70师团及第22师团、河野旅团一部在20余架飞机掩护下，向79师外围阵地进攻。已升任连长的邢承谟写下遗书，装在身上。“‘邢承谟是金华曹宅镇金畈村人’，就这么13个字。”他告诉记者，“那时没别的想法，不想升官发财，不想讨老婆，只想着保家卫国。要是死了，有人能把消息告诉家人就行。”

死神与他擦肩而过，邢承谟左肩负伤，但金华还是失陷了。

撤退时，部队间沟通都有暗号。他们在草鞋岭深山中突然遇到一支部队，对方对不上暗号。“完了，遇上鬼子了。”由于距离太近，双方进入了白刃战。

距离近了用刺刀，枪掉了就肉搏。那一晚，小时候学过武术的邢承谟勇猛无比。“肉搏关键是先把敌人放倒。我学过摔跤，60岁的时候都可以和年轻人较量一番，那时更不在话下。”他告诉记者，“日本人穿的皮靴笨重，很容易陷进山区的泥地里；我是草鞋，轻便。我把一个鬼子按倒，使出全身的力气掐住他的脖子，直到他没了声响。”

“或许现在想想很危险，但当时谁能顾得上，谁不是提着脑袋上战场。很多人，为了救战友，自己牺牲了。”邢承谟说。

抗战胜利那天，邢承谟驻地的广播声音开得很大，军人们都流下了热泪。“能不哭吗？八年抗战，不当汉奸，打赢日本人还能活下来的，不多啊。我们这些兵都是从子弹壳堆里爬出来的。”他说，“现在国家越强盛，我们老兵的心里越欣慰。”

旁边的保姆沈春花也打开了话匣：“‘习马会’那天，他午饭后就在电视前等着，到了握手的时候，他不停地鼓掌，还拿着相机对着电视屏幕猛拍，摇头晃脑地笑，跟孩子一样。”“你不懂。我打了一辈子仗，不就希望国家统一吗？”邢承谟笑着说，“真希望我还能看到啊。”

机枪与人同在 兄弟救我而死

洪涛，98岁，现居浙江金华武义。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

在武义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李增炜的帮助下，记者在武义县的一条陋巷内，找到了国民党抗战老兵洪涛的家。洪涛的晚年生活并不如意。由于种种原因，他至今每个月只能从监狱管理局领到600元的退休工资，偶尔也会收到慈善组织的救济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补助。膝下无子，结发妻子去世，洪老在武义的居住条件非常艰苦：下王宅路90号的小巷最深处，那是他和第二任妻子租住的红砖小屋，不到十平方米。“客厅”、“厨房”、“厕所”都是露天的。记者和他聊天时，多次在“客厅”的杂物堆中看到溜来溜去的老鼠，对他而言，这已经习惯了。

他的住处有两样东西显得特别“富余”。首先是烟。在他家拐角处那古老的中药柜里，塞了满满两抽屉的香烟。“过去我一天抽两包烟，人们知道我喜欢抽烟，来看我肯定要带烟，都是好烟。可现在老了，血压高，每天能吸一根就不错了。”还有就是筷子，“厨房”的筷笼被崭新的筷子填满，老人笑了，说都是他自己买的，却没跟记者解释为何买这么多筷子。一旁的李增炜说，这么多筷子代表着他的期待，老人希望多一点人来看看他，吃饭时筷子能多摆几双，毕竟孤独是最让耄耋老人难过的。

老人如今身体瘦削，听力不好，视力也明显下降，他递给记者一本日记。翻开日记，卷首语“江无回头浪，人无再少年”跃然纸上，或许，这就是老人对一生的最真切感悟。“战争中，我考取黄埔军校，那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洪涛出生于金华兰溪的一个富裕之家，祖父拥有千亩良田、400余间房屋。抗战爆发后，正读高中的他从杭州中山中学退学，回到家乡教书。1939年8月，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金华招生，便不顾父母、妻子的反对，毅然前去报考，后来成为黄埔6分校17期步兵科学员。两年后，洪涛毕业，被分配到衢州三战区，在79师235团二营六连任少尉排长，次年初调升中尉排长。

1942年5月，日军对浙江重镇金华发动猛攻，国民党军队不敌。洪涛奉命带领全排死守山头，掩护大部队撤退。日军的火力占有压倒性优势，洪涛率领的排一开始有56个人，两天后只剩下4个。无奈，洪涛下令向山下的村子撤退。

日本兵向他们冲来，他旁边的机枪手、上士班长头部被日军的火力击中。“快，人在机枪在，我们必须把机枪拿回来。”洪涛向前一跃，抓住了机枪和子弹盒往回跑。可右腿被打中，两名战友见状立马连滚带爬蹿到他身边，把他拖回土坡后面。借助这挺捷克式轻机枪的火力，再加上这小股日军搞不清楚情况，敌人就撤退了。

回到主力部队，洪涛提出让剩余的两名战士陪自己回兰溪老家养伤。在河边，他们遇到了黄压压的一片日军，已经乔装的两名战士本可以和百姓一起逃跑，可他们却没走，还催着负伤的洪涛，把手枪、证件、介绍信迅速埋起来，用脚踩实。可通过身上的皮带、现金以及伤口，日军还是猜到了三个人的军人身份，就把他们绑到船上，准备送到衢州审问。

“到衢州死路一条，这点我确信无疑。”趁日军看守不在，洪涛机智地挣开了绳索。他希望两名战士和他一起游泳逃走，可两名战士说不会游泳，动静太大。“排长，你先走。”两名战士说。

后来，在几位渔民的接力帮助下，洪涛平安地回到家乡。而这两名战士，他再也见不到了。

“在抗日战争中，太多的战友牺牲。特别是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排长、连长，能熬到抗战结束的肯定升大官，可这样的幸运儿能有多少？大部分都死了，1000人中能有四五个活到胜利就不错了。”洪老说到这特别激动。

谈到余生的心愿，老人拿出了一叠《黄埔》杂志，指着一张张封面的老兵照片说：“这都是百岁黄埔老兵的照片。希望我也能活到一百岁，登上《黄埔》封面。”

英雄长眠地下 此生无悔青春

王焕根，92岁，现居浙江宁波余姚。1944年入伍。

听说记者来采访老兵的抗日功绩，92岁的王焕根一下子严肃起来。原本背靠在椅子上的他身体前倾，拉住记者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的后半生和你们这些年轻人一样，过着幸福的小康生活。可这幸福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论功劳，与长眠地下的他们相比，生活在地上的我真的没什么值得说的。”

1923年，王焕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父母租了2亩多田地耕种，农闲时在外做生意、打短工；作为长子的王焕根还当上了放牛娃，补贴家用。一家人生活清苦，但糊口无虞。

日军进犯浙江后，不少国民党军队和土匪投靠日本，充当伪军。这些人对自己的同胞，也肆意欺压。王焕根的父亲被伪88团田岫山部抓去做挑夫，急行军15公里，一路上被又打又骂，突然间支持不住倒地，就此离开人世。

他和母亲借高利贷办了父亲的丧事。为了还债，母子俩冒着生命危险贩卖私盐，后被伪军发现，母亲被日本人用枪托暴打一顿，落下了病根。他20岁时，母亲病故。为维持生计，王焕根动起了参军的念头。

他思考：到底加入哪个军队？伪军肯定不能去，不能当汉奸；国民党军队呢，逃兵多肯定不好；听说在浙东有一支部队叫新四军，能吃饱饭还不打人。王焕根怕被抽壮丁，下定决心加入新四军。

1944年8月，王焕根在赵家村找到了新四军的临山常备队。“当时老兵说，当兵很苦，白天练本事，晚上行军打仗，还要经常一个人站岗放哨，家也不能回，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他清楚地记得初入伍时的情景。

1945年，常备队发展到了20多人。新四军余上自卫队将常备队吸收，发展为第三中队。王焕根在一个没有班长的班中当了班副。“条件很艰苦，一个班10个人没5把枪，有一把中正枪算好的，其他的都是老套筒，而且有枪的也就三五发子弹。很多人空手。”他说，“但我们从不迷信装备。我们有人民的支持，日本人和伪军哪有？就靠这一点，我们坚信胜利会到来。”

参军后，一开始王焕根打仗都是跟伪军交手。7月，他们第一次遇到了日军，将其围而歼之。

那天晚饭后，他和战友们攻打上虞的伪军黄家兴部。对方凭借防御工事，守了2个多小时。支援的日军脚步越来越近，王焕根等人撤到山脚下打伏击，两个中队几百名战士集中火力射向数十名日军，日军伤亡惨重，仓皇逃跑。“遗憾啊，这一仗没缴获战利品。”王焕根说。

后来，日军在整个太平洋战场兵败如山倒。没多久，日本就投降了。

这些年，子女多次希望把他接过去住，但老人不愿意麻烦人，还是习惯独居在长安小区一室一厅的家中，平时自己买菜做饭，空了就看看电视。他的书桌旁放着一台电脑，老人还学会了“空当接龙”这样的小游戏。

尽管年事已高，王焕根还想多发挥些余热，他把自己当成了一本活着的历史教科书。平日里，他总是积极参加市老干部局、关工委以及所在社区组织的各类活动，每年暑假他都主动请缨，加入“爱国主义道德讲堂”计划，教育青少年。

2009年，86岁高龄的他，向社区党委提出希望将自己脑海中的革命经历和感人事迹编写成一本书，意在为青少年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让他们牢记历史，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2011年，这本《青春无悔》，终于成功出版。

今年，他又行动起来，先是将自己的两枚革命臂章捐给余姚市档案馆，期待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7月20日，他把厚厚一叠的一万元“特殊党费”交给余姚市委组织部。这些年，王焕根每年都会固定地抽出一天的时间，去城郊梁弄镇的四明山烈士陵园找那些老战友“叙旧”。

“和他们说什么呢？”

“当然是现在的美好生活了。这是他们带来的，却没法亲眼看到。我必须要和他们好好说说，让他们没有遗憾。”王焕根说，“我这一生有两个不能忘：不忘历史，不忘烈士。烈士墓里的人，我会一辈子感激。”

作者：赵征南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朱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