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血雨腥风。在此后的一个半月时间里，肆无忌惮的日军集体射杀手无寸铁的俘虏、老人、妇女和儿童，砍头、活埋、焚尸、先奸后杀、集体轮奸、抢劫、纵火……所有的暴行不分昼夜地进行，将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

我们要知道，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南京大屠杀？同样是被日军侵占的城市，为什么如此兽行没有发生在北京、天津和上海，而发生在南京？为什么已经为远东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并依法做出判决的罪行，在77年后，依然为日本的少数右翼分子所抵赖和抹杀？而那些亲身经历南京战事的日本老兵又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还想知道，77年的时光，是不是足以弥合幸存者内心深处的伤口？而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是不是已经走出了血腥噩梦？为他们，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

77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仍在否认和遮掩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其核心话题是否认南京大屠杀所杀害的中国平民和俘虏有30万人之众。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早就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认定。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中国法官的梅汝璈指出：“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写道：‘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远东国际法庭这个估计无疑地又是慎重的、保守的。但是，注意到日军灭迹伎俩的狡黠和多样化，法庭判决书中遂有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这个数字仅仅是‘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之内’的。这六个星期虽然是日军杀人如麻的高潮，但是六个星期过后，日军杀人的勾当并没有完全停止”。

对此数字之争，日本老兵曾根一夫有明晰的观点：“一部分日本人对中国和盟国方面提出的人数提出异议并想缩小数字，以图将事件化小，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罪恶不是减少人数就会消除的。”他质问说：“30万人是大屠杀，20万人是中屠杀，5万人是小屠杀，不是可以这么区分的简单的事情。”

▲村濑守保在下关长江边拍摄的屠杀场景，日军将南京军民屠杀后，又在尸体上浇上汽油加以焚烧，以毁尸灭迹。

如果这不是魔鬼 那还有什么是魔鬼

曾根一夫是当年攻打南京的日本上海派遣军的一名上等兵，先后参加过上海战役和南京攻略战。今天我们说的“南京大屠杀”，当时的曾根一夫们将事件称为“南京残暴事件”。“这不是官方的名称，只是一部分士兵起的称呼。之所以起这样的名称，不仅仅是因为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而且在从上海附近出发到抵达南京的路上，发生了抢夺当地居民财物、放火烧民房、强奸妇女等残暴行为。”曾根一夫说。

曾根一夫说，他没有直接参与大屠杀，并非他就是比较特别的好士兵，“是因为我们所到地方的居民已经被其他部队在进攻南京时全部杀死了，一个人影也没有。”南京城里大屠杀的惨状让他震惊：“很多尸体层层叠叠地堆在那里。有时还会碰到无数尸体像山一样堆起来的场景。我因为一直在上海激战，见过很多尸体，所以50、100具尸体的话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但是对于南京附近屠杀后的死尸感到很吃惊。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实在要说的话就是‘竟然能杀这么一大批人’。”

是什么让他如此震惊？“是在下关往东走大约四五公里的一个广场，广场的北端是流淌的扬子江。在江岸的广场上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呈现出了这个世界上的地狱。”

那场屠杀是从那天上午9时左右开始的，日兵押来100人左右的中国人，这些人从十五六岁到六十岁都有。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机枪齐射，但人群的惨叫5分钟就安静下来了。机关枪这么近距离的射击，万分之一的生还可能都没有。这一批结束后，又把差不多同样人数的中国人押过来，先有日兵指挥，让他们搬运倒下的尸体，扔到扬子江里去。搬完之后，又开枪把他们杀了。“就这样长时间连锁式的反复，杀了大量的中国人。”他说。“广场上中国人流的血像水池一样积着。看一下扬子江的水流，可以看到不知有几千具尸体沉沉浮浮地漂流而去。”

回首往事的曾根一夫，也为自己和其他士兵的变化感到恐惧，“进入军队前是善良市民的人，到了前线仅仅100天左右就成了杀人魔王，变得可以进行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大规模杀戮了。”

他还亲眼目睹了日军犯下的更为残忍的暴行。当时的日本将性病视为“亡国病”，和平时期，士兵得了性病是要和罪犯一样关禁闭的。日军医院将伤病种类分为三等：一等病是战伤和工伤，二等病是非战伤的病，三等病是最恶劣的性病。

患了性病的日兵尝试各种自我治疗的方法，“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流言开始扩散，说活人的脑浆是种特效药。”“最初是把猫狗等杀死，拿出脑浆来服用，但一点效果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有不负责任的人煽动大家说：‘想想看！用猫狗的脑浆治人的病怎么可能有效果？要治人的病就必须用人的脑浆。”

就在南京附近的汤水镇，曾根一夫亲见三个日兵将一名当地男子夹持进一个废屋，“三个士兵把仰面躺着的中国人围在中间，脑袋凑在一起正在忙活。中国人好像还活着，不停地动着脚，三个士兵好像正在把活人的头盖骨用刀割开。我一时间屏住了呼吸看着屋里的情况，在头盖骨被掀开的那一块，稠糊状的东西正在微微颤动，那就是活人的脑浆。三个士兵用指尖蘸了稠糊状的东西，用舌尖舔着。看到这情景，我觉得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魔鬼……”

曾根一夫证实：“随着进攻逐渐深入，暴行越来越严重。据说在前往中国战场的部分日军部队中，进行过名为‘三光’的作战，意思是杀光、抢光、烧光。”

曾经有日本年轻人听到他说起杀人的事，就会说“战争时期的日本人干了野蛮的事情”。而他则深为忧虑：“战争时期的官兵和现在的人是完全同质的人类。现在的日本因为和平宪法而无法进行战争，但不能断言说它永远不会变。如果发生了战争而侵略他国的话，现在的人也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情来。”

“进行这种作战的官兵即使平时是很老实的人，也能够面不改色地杀人。这和性格、有无教养是没有关系的。”“之所以会干出这么残暴的事情，可以说是因为战争的疯狂导致的。”这是一位日本老人的意味深长的警告。

▲南京大屠杀主要集体屠杀地示意图。

侵略战争 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对大屠杀为什么发生在南京，中日双方的学者曾进行过认真的探讨。”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研究员告诉记者，“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多种解释。”

有一种观点是“兵力说”。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是为了歼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有十余万人，专家估计在南京保卫战中直接牺牲的有一二万人，还有将近八九万的士兵没有来得及撤退到江北，被日军包围在南京城中。这些士兵虽然脱下了军装，放下了武器，逃进了安全区和民宅，但他们依然是日军进南京城后“扫荡”和大屠杀最直接的“军事目标”。日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中岛今朝吾在南京城破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由于是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虽然安全，但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处理。”“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

日军原本就希望在南京打一场歼灭战，将中国军队的精锐部队一举围歼于南京城下。眼看这一目标因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和先行撤离而没有实现，于是日军必须将被围在城中的抗日官兵斩尽杀绝。中岛今朝吾日记中“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一句，说明日军屠杀我俘虏和平民，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行为，绝不是少数日兵的擅自行动。城中的中国士兵最后绝大部分落入了日军魔爪，被集体屠杀。

但如果只是为了杀死中国士兵，为什么日军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呢？

有一种解释为“给养说”。日军自己部队的给养也供不应求，所以没有多余的粮食来给八九万名中国俘虏吃，因此选择屠杀，以减轻给养不足的压力。

有一种观点为“报复说”。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苏智良认为，日军1931年侵占我东三省、1937年在华北侵占我北平和天津，均未曾遭遇中国军队如此大规模的顽强抵抗。“八一三”淞沪大战，70万中国军队与30万日军激战3个月，日军被迫先后9次增兵，之前“两个月就可以灭亡中国”的妄想被彻底打破。“淞沪大战虽以中国军队撤退结局，但日军伤亡人数也达4万左右。日军战史承认淞沪大战是日军自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战役，这让日军当局大为意外和恼怒。由于日军师团多以同一家乡的兵源编组，因此士兵之间多有家人亲友关系，叔侄兵、父子兵并非鲜见。而同宗同乡同学战友的伤亡，也更易激起日军士兵的报复心理。”

还有一种解释为“武士道”说。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二战中确实为军国主义所利用，但同样为“武士道精神”所蛊惑，大屠杀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上海等大城市呢？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是多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绝不是单一原因。“歼灭说”、“给养说”、“报复说”、“武士道说”都是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之一，可能具体到某一个日兵的身上影响因子各有大小。但关键是日军高层施行了“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而“不实行俘虏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日军当局妄图通过最酷烈的暴行，来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以达成其在中国战场上“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淞沪之战，他们没有达成“速战速决”的目的；如果南京之战，他们还达不成这个目标，就会陷入看不到胜利希望也无法承受的“长期战争”中去。

正是为了以歇斯底里的暴行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日军在侵占南京前，反复要求留在南京的西籍人士撤离。1937年12月8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在一份致挪威总领事等人的函件中，宣称所有撤入南京“所谓的安全区”的人是“自甘冒险”，并再次要求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离开南京。这是因为日军指挥官们内心深处知道他们的暴行将严重践踏国际法准则及人类的基本道义，为世人所不齿。当初日军占领上海，因生活在上海租界的英美人士较多，日军唯恐其罪行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而不得不在上海有所收敛。

日军侵占南京后，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一道嘱“阅后销毁”的机密命令，要所属部队“杀掉全部俘虏”。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更是向士兵宣布“解除军纪三天”，为日军所有杀人、强奸、抢劫和纵火的罪行开放了“绿灯”。这些日本的高级军官都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而当时策划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天皇、日本内阁和日本大本营更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日本战犯松井石根(左二)被带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幸存的老人 能让我握住您的手吗

二战胜利后，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日本战犯谷寿夫于1947年4月26日被南京军事法庭在雨花台执行枪决。罪恶昭著的南京“百人斩”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也于1948年1月28日被处决，但朝香宫鸠彦等不少战犯仍逃脱了惩罚。

尽管时光已流逝了77年，但南京大屠杀留给幸存者的创痛，仍在继续。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的研究表明，岁月荏苒，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越来越少，现有幸存者为千人左右。

根据《南京市政府关于分发本市生死统计表训令》（1937年11月26日），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的1937年6月，南京人口达到1015450人，其中城区人口数为853781人，乡区人口为161669人。“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特别是在8月15日，日机对南京进行首次空袭之后，南京市民开始大规模向外地迁移逃难，南京人口总数急剧下降。在日军攻占南京之前，南京市人口在53.5万到63.5万之间。而到1938年3月底，即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之后，不包括郊区的南京城里约有23.5万余人侥幸生存下来。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密斯在该月曾做过一次社会调查，发现幸存下来的人员年龄结构中，15岁以下者约占总数的32%。也就是说，在不考虑任何生老病死的情况下，生活到现在且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数，其年龄在69岁到84岁之间的人最多7万人。当然，由于各种因素导致死亡后，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不可能还有7万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京曾组织部分人员进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据称当时仍健在者为1700余人。1997年南京市教育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部门组织万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称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有2630余人。

▲日本战犯谷寿夫（右一）在南京接受中国军事法庭的审判。

张连红教授指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精神创伤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不同程度地患有“幸存者综合症”，却很少得到有针对性的社会治疗，许多幸存者至今未能摆脱过去的阴影，他们经常为恶梦惊醒，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精神疾病的表征越来越明显，就是慢性焦虑症、惧怕再受迫害、抑郁、不断做噩梦、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快感缺乏症（不能体验快乐）、孤独症、疲劳症、臆想症、精神不集中、易怒、对世界充满敌意和不信任。归纳起来，幸存者的精神创伤下列3种类型较为典型：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闭型、神经质型。

精神分裂型。有位老人可谓是精神分裂型的典型案例。1937年6月，她和父亲张慰曾等全家由北京迁到南京。12月13日，她同父亲行至湖南路口时，被日军遇见，日兵用刺刀戳她父亲的胸部，又用枪托砸她父亲的头部，她父亲倒地后脑浆外溢。张玉英后来逃到金女大难民所，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魏特琳（中文名“华群”，当时难民都称她为“华小姐”）收容了她，并帮助她上学，华小姐于是成了她的亲人。到了晚年，她日益思念华小姐，将华小姐的照片挂在家中，每天给华小姐请安磕头。后来，她精神完全分裂，整天到大街上去捡垃圾度日，一室一厅家里几乎全部被垃圾塞满。她的退休工资足以生活，显然她捡垃圾的目的并不为了去换钱，而是大屠杀期间及其之后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经历对她晚年在心理上的刺激所致。

自我封闭型。这类幸存者通常不愿意将自己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人，甚至包括他（她）们的亲人，他（她）们在心中祈求这种恶梦一样的过去再也不要停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并不愿别人触及这一伤痛的神经。有位幸存者性格内向，很少讲话。她从未公开跟任何人谈过她在12岁时遭到日军强奸的伤心往事，这次强暴事件导致她长大后三次嫁人均因不能生育而离婚。她对“脏”也特别敏感，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她的这段血泪经历，就连她女儿也不知道。

神经质型。下关一位幸存者，在她讲述了大屠杀经历之后，再三叮嘱千万不要给她拍照，因为她担心日本人会来报复她，这是很典型的神经质型幸存者的案例。绝大多数幸存者在接受访问前普遍会感到心情紧张、焦躁不安，访谈时会情绪激动，访谈后会很长时间不能平静，甚至会出现连续几天失眠。

从表面上看，大部分幸存者同普通老人并无区别，人们很少能有机会或很难去体会或感受他（她）们的内心世界。更何况，由于缺少临床医学专家对幸存者精神疾病治疗的研究，人们就更难了解幸存者精神创伤的各个层面。

如今，这些幸存者都已垂垂老矣。要不是这个国家公祭日，有些年轻人也许觉得七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已太过遥远，遥远到只存在于电视台播出的“抗战神剧”里。他也许没有想到，其实在离他家并不远的巷子里，就住着几位依然陷于大屠杀暴行阴影的耄耋老人。

在国家公祭日，您能轻轻地敲开他或她家的门扉，在这位老人家的身边慢慢坐下来，静静地握住他或她的手吗？

作者：郑蔚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朱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