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破城当天，我们一大帮50多人一起涌入西门子洋行避难。拉贝先生给我们吃，给我们住。当时难民们都说拉贝是‘活菩萨’，给他磕头。”85岁的丁正兰打开了老伴李俊生前的回忆录。丁正兰说，李俊是西门子难民营的幸存者，“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老伴生前每年最在意的事情便是到拉贝纪念馆讲拉贝故事，让年轻人永远记住拉贝这位南京的“守护神”。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发布的告南京市民书。

两个小生命在此诞生

在南京小粉桥1号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院内，绿树掩映，狭长小径，冬日里暖阳穿过树荫投射在约翰·拉贝的半身雕像上。雕像的左边长着一棵香樟树、右边长着一颗香椿树，它俩像警卫一样，守护着雕像背后那栋坐北朝南的二层小洋楼——拉贝故居主楼。

上周末，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高玉喜老人来到这里。顺着5格铺着红地毯的台阶，老人走进了位于一楼的拉贝和国际安全区事迹陈列室。接着，他又沿着20格蓝色阶梯向上，来到了二楼中德友好关系展厅。整个纪念馆展出面积320平方米，展出了300多张照片，50多件史料实物，十多部电视片和一个多媒体演示系统。

参观结束之后，高玉喜打开了小洋楼门口的留言簿，写下“尊敬的拉贝先生，南京人民永远感谢您！”老人说，虽然之前一直想来，但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拉贝纪念馆参观。临走前，老人摘下棉帽，对着拉贝塑像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国家公祭日将近，拉贝纪念馆也迎来了参观高峰。南京大学拉贝纪念馆暨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主任杨善友表示，以往纪念馆每月接待访客量差不多在1000名左右，而近一个月已经有2000多名访客参观，这还不包括团队访客。

杨善友说：“除了不变的大门和主楼，现在拉贝故居的格局和上世纪3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庭院很大，后面还有一个德语学校，现在拉贝故居的范围已明显缩小。”

庭院的西北角，是李俊当年所住的空地。李俊当年只有13岁，他的表姐就住在广州路4号，后门正对着西门子洋行。“他姨夫发现，南京被空袭时，每次日军战机俯冲到洋行，看到院子里飘扬的纳粹旗帜就飞走了。后来，每次拉警报，一家人就躲进拉贝故居内。”丁正兰说，南京城破之日，李俊跟随父母逃往姨夫家，又和姨夫家的亲朋一起共50多人躲进了西门子难民营。借助拉贝提前准备的芦席、稻草、毛竹，在庭院里搭起草棚住下。院子里共住了600多中国难民。

“就他们那里没有伤亡，其他难民营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迫害。不仅如此，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娃娃在那里出生。”丁正兰说，每一次，只要高个子、光头、戴眼镜、面相和善的拉贝一出现，难民们就跪下来，叫他“活菩萨”。

▲拉贝在南京院子里的防空洞入口处。

有勇有谋敢担当的德国人

除了挽救了西门子难民营的600人，拉贝还被认为是整个南京20多万平民的拯救者。1937年11月22日，日军开始进攻江阴炮台在宁外国友人决定成立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并一致推举拉贝为主席。在大家期待的掌声中，拉贝站起来说：“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德国和日本是盟国。我作为一个德国人，与日本交涉，有一定的优势。我20多岁就来到了这个东方国家，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得到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我将竭尽全力，不负诸位的厚望。”

拉贝在其日记中也多次表达了这种担当：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到了严重的国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

“在这种形势下，外籍人士冒险亲自出面制止暴行成了几乎唯一制约日军犯罪的手段。”

杨善友认为，日军进城前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南京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拉贝没有责任感，他是不会答应成为帮助20多万平民的“执行市长”的。除了责任，杨善友还归纳了拉贝身上另外两个关键词——勇气、智谋。

1937年12月18日一大早，处于睡梦中的拉贝被楼下的尖叫声吵醒。他在二楼伸头向窗外看去，一群日本士兵正翻越围墙，准备跳入庭院。他立马披上衣服，冲下楼对着士兵大喊：“滚出去！”他一把将一名骑在围墙的士兵推了出去，几名翻下墙的日本兵拔出刺刀，向拉贝逼来，还有一名日军士兵拔出手枪，瞄准拉贝。拉贝不为所动，毫不示弱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纳粹标记，几名日本士兵惊慌失措地又翻墙逃了出去。

他也明白，如果和野蛮士兵动武，日军可能会恼羞成怒，将外国人强制驱逐出城，这样一来，难民的安全更加没有保障。拉贝在和日军的交涉中越来越像一个外交人才。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能和这两位日本先生套套近乎，以使在我这儿难民的命运能稍微好一些，因为他们现在掌握着大权。”

南京沦陷后，所有电报只能通过日本大使馆，由日本海军发出。为了突破封锁，将南京的情况汇报出去，拉贝给德国大使馆罗森回信：“如果您能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我们将非常高兴。到那时我们也许就有照明、水和电话了。您和我的房子没有受损，我们的车子在为军事当局效劳。”

很多外国友人都称赞拉贝：“他比我们老练多了。”杨善友认为，赤手空拳的拉贝当时所能做的，是和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斗智斗勇，竭力交涉和呼吁，他做到了。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合影。

《拉贝日记》警示珍惜和平

1938年2月，日本勒令解散难民收容所，拉贝接到了西门子公司本部发出的回国命令。临行前，魏特琳等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他举行送别会。茶会结束后，拉贝正欲乘车离开，得知他返德的消息，1000多名妇女从四周的校舍飞奔出来，围住拉贝，劝他留在中国。由于人数的持续增加，拉贝等人不得不离开汽车。后来，魏特琳找个借口把妇女们引到其它地方，拉贝这才从后门步行回家。

2月23日，拉贝离开南京，接着他从上海启程返回柏林，在德国继续揭露日军暴行，并向希特勒寄出一份调查报告。可拉贝的人道主义行为却被希特勒政府看成“破坏盟友形象”、“危害国家利益”，盖世太保将其逮捕。

战后，拉贝身患多种疾病，一贫如洗。消息传到中国，南京市民立即组织募捐1亿元，最终经民国政府批准按市价2000美元转汇至德国援助拉贝。此外，从南京邮寄来的食品包裹单也会按月送达。1950年1月，拉贝在柏林中风病逝，享年68岁。

从1941年开始的一年多里，拉贝花费大量精力，整理出自己在1937年—1938年在南京的全部战时日记，共有2000多页，记录了500多个残杀案例，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作了详实的说明。但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本日记一直被尘封。在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等人的推动下，1996年，莱因哈特夫人在美国纽约向世人展出了《拉贝日记》，“中国辛德勒”这才走出历史的迷雾。

“二战期间德国是日本的盟国，他本人又是纳粹党南京负责人，他的客观记述具有别人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是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词。该日记不仅有其本人的事件记录、个人信件、收集的照片，还有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递交给日本军方和日本、德国领事馆的官方层面报告，以及拉贝与其他国际委员会成员交流、保护难民的细节，是日军南京罪行的‘逐日编年史’。”杨善友说，“我们揭露这些罪行，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伸张正义，展望未来。”

在拉贝故居采访时，记者遇到了一个国外华文媒体采访团，便询问德国开元网记者张亦可：“德国知道拉贝的人多么？”

“几乎没多少德国人知道拉贝，在德国也很少举办拉贝的纪念活动。”她遗憾地回答。

奥地利人丹尼尔在纪念馆从事翻译，同样说着德语的他很敬重拉贝，但他坦言，自己在奥地利和德国从未听说过拉贝。

“辛德勒救了数千犹太人为世人所知，为何拯救数十万中国人的拉贝却默默无闻？”杨善友回应称，只要在大屠杀纪念馆见到拉贝事迹的外国人，一般都会来到拉贝纪念馆参观。“只要外国人听到一丁点拉贝的故事，就会想来我们这看看。”他说，“一定要加强宣传，让世人永远记住那些在最黑暗的年代留下来帮助中国的南京好人。”

▲魏特琳（前排左四）与金陵女大难民所部分工作人员。

魏特琳向日军性暴行说“不”

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的最南边，有一尊外国女性的雕像藏在树荫之中。她戴着眼镜，面容安详，微笑注视着来往的人们，铜像的下方写着4个金色大字——金陵永生。她就是明妮·魏特琳。69年前，日军冲入南京城犯下滔天的性暴行，高个子、喜欢穿毛织长裙的魏特琳放弃了离开南京的宝贵机会，不顾个人安危，在南师大的前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保护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魏特琳像抱窝的老母鸡带小鸡那样保护着她们。”拉贝在日记中曾如此评价魏特琳的贡献。

曾5次拒绝撤退建议

魏特琳中文名华群，1919年起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担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日军攻占南京之前，金女院奉命西迁，而魏特琳先后5次拒绝了美国大使馆的撤退通知，在“现在就走”、“过些时候再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走”三个选项中选择了第三项。她跟中国同事说：“把学校交给我吧，金女院是美国教会学校，而我又是美国人，我是留下护校的最佳人选。”

南京国际安全区成立后，为了使中国妇女儿童在安全区有一个安身之地，在魏特琳等人的建议下，金女院被指定为妇孺收容所。南京沦陷后，难民如潮水般涌入，22日到达顶点，超过12000人，大厅和走廊里都住满了人。由于缺少住所，许多人睡在水泥路和露天草坪上。尽管如此，仍有很多惊恐的妇女苦苦哀求进校避难，魏特琳倍感心酸，不得不将她们放入学校。

▲魏特琳（左）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性保护的卓越功绩

在南京大屠杀中，性暴行成为触目惊心的一部分。魏特琳也听闻并目睹了大量性暴行：“士兵几乎每天来，到处寻找‘花姑娘’……严格地讲，她们只有‘埋葬’才最安全。”在魏特琳日记中，最年长案例为76岁，她被强奸了两次，最小的只有12岁。

由于当时驻在南京的日军大多知道金女院是收容妇女最多的地方，而且难民中女学生占三成。因此，日军总是想尽办法前来施暴。1937年12月17日，一名日军中士带着一帮士兵开着卡车来到金女大。他们首先将魏特琳等人控制在前门口，还打了魏特琳一个耳光，要求其离开。魏特琳坚定地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能离开。”然后日军以搜查便衣兵为借口，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抢走了12名年轻姑娘。

魏特琳在日记中说：“这些天，我整天从校园的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大声说‘这是美国学校！’多数情况下足以让日本人离开，但有时他们不理会，并凶狠地盯着我，有时还对我挥舞刺刀。”

虽然无法完全遏止日军施暴，但有了魏特琳的舍身保护，金女院还是成了南京女性最好的避风港。甚至一些日本军官和伪自治会的人员也认为金女院较为安全，要求魏特琳能接受和保护他们的家属或“女友”。

1938年，民国政府授予她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蓝白红三色襟绶采玉勋章。然而，日军暴行带来的刺激、繁忙工作下的过度疲劳使魏特琳患上严重的抑郁症。1940年，魏特琳离开了中国。1941年5月14日，她在厨房打开煤气开关……

南京人民没有忘记“华小姐”。1999年，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提出在校园内建立魏特琳的雕像，这个提议最终在2001年得到批准。“在当时，传教士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者，为魏特琳这样的传教士竖立一个雕像并不容易。最终，这个提议从学校报到省再到国家有关部门，获得批复。”该校张连红教授表示，南师大的前身是金女院，因此南师大进行魏特琳的研究和宣传责无旁贷。今后将继续加大力度，让南京人民永远记住“华小姐”曾经的帮助。

作者：赵征南
编辑：赵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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