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鄱阳湖的洲边,工作人员正在捕捞江豚。
工作人员正在为船上的江豚做体检。
江豚昂起头,展示“微笑”。
在中科院水生所白鱀豚馆,一头长江江豚浮出水面等待喂食。
首批抵达何王庙的“姐妹花”,正在小池子里“洗澡”。均本报记者 付鑫鑫摄
本报记者 付鑫鑫
“哇,在那里!”循声望去,一头江豚的黑色背脊跃出水面,又瞬间消失,余下一片碧水涟漪。
上周五,在湖北省监利县何王庙闸附近,农业部联合环境保护部、中国科学院和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政府共同启动长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
农业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会和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等机构组织的调查结果表明,2012年,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约1040头,2006-2012年间的下降速率高达13.7%,并呈加速下降趋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IUCN/SSC)于2013年将长江江豚列为“极度濒危(CR)”级,中国农业部也于去年发出通知,按照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要求,加强长江江豚的保护与管理。
中科院院士、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赵进东介绍,长江江豚是目前我国内陆水域存活的唯一水生哺乳动物,是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的指标物种,也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淡水项目总监雷刚说,白鳍豚和江豚作为长江的旗舰物种,其灭绝和濒危所折射出的是长江水文形势及生态系统的严峻威胁。如何保护好长江江豚、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安全和物种多样性,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都昌县隶属江西省九江市,占鄱阳湖水域的三分之一,鄱阳湖是长江江豚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长江江豚?就是江猪嘛,以前见得多了,打渔时,捞起来也会放掉,那个肉不好吃,没人要……现在很少见了,而且大家都知道是保护动物,更不会去动它!”年过半百的渔民戟水初说。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直言,基于目前的种群数量及下降速率,长江江豚自然种群极可能在未来5-10年内灭绝。“受长江生态环境变化的胁迫,长江江豚的保护已进入了最后的‘保种’阶段。一方面,任何时候都不应放弃长江江豚在自然环境下的保护,与此同时,也必须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推进长江江豚的自然迁地保护,扩大自然迁地保护规模,尽可能多地建立‘自然迁地保种’种群。”
这次参与迁地行动的8头江豚均来自鄱阳湖。中科院水生所自2005-2014年各种规模的种群数量监测研究结果显示,鄱阳湖江豚的种群稳定在450头左右,几近长江流域全部江豚种群的一半,被认为是最优良的江豚种质资源库。
一声尖叫,江豚或会毙命
“起水的时候,不要大声说话,拉网一定要小心!”
3月19日早上8时许,都昌阴天,大风,捕捞长江江豚的渔民们正在城西码头边,做出发前的动员。
半个小时后,19艘渔船呈一字型排开,前往鄱阳湖都昌永修水域捕捞江豚。
“看,那里有江豚!”同船的世界自然基金会江豚保护高级项目专员张新桥惊呼一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左看,只见黑色的江豚脊背轻盈出水,又很快没入水中。据介绍,长江江豚靠声呐系统定位,捕捞江豚采用“声驱网捕法”,即一旦发现江豚,先由指挥船发出命令,用船只的马达声将江豚驱赶到靠近陆地的水域,再由下网船、网捕船放网,最后拉网起水。
“既然刚刚发现了江豚,为什么不作业?”有人问。
张新桥回答,捕捞江豚有一定的筛选标准。首先,最好是4-5岁的成年个体,体长1.2米以上,身体健康,适合长途跋涉。年龄过大、处于哺乳期或怀孕的江豚,都会被放走。因江豚不喜单独活动,通常以一头雌豚带一头小豚居多;如果是3头豚,则为母子或母女加“阿姨”;2头雄豚或“一家3口”在一起的概率相对较少。“单独遇上一头豚,通常不会下网。万一把‘妈妈’捕走了,小豚不能吃奶就坏了……”
没过多久,指挥船上的旗手挥舞着红、绿两块旗帜打出旗语,船只的队形也跟着变化,从一字型变成扇形阵势。“开始摆阵下网了。”张新桥提醒。
10时许,两头江豚被赶入网内。在现场,渔民们小心翼翼地拉网,船老大边摆手,边低声提醒:“不要大声讲话了!”
“因为人的尖叫会刺激江豚,一旦撞网受伤,会有性命之虞。”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克雄轻声细语地解释,不同于一般的捕鱼,首先,捕捞江豚的网具有好几种,网眼大的叫“围网”,网眼小的叫“起水网”,起水网又分“深网”和“浅网”;其次,放网方式不同,放第一道网的速度一定要特别快,2条船甚至4条船反向作业,以免惊扰它们;其三,放网次数多达5次,第一道网动作大点没关系,但后面3道网,得派小船守着江豚,慢慢驱赶,以防它们撞网;最后一道起水网是密眼网,谨防擦伤江豚细嫩的皮肤。
“最关键的一点,江豚是用肺呼吸的哺乳动物,不同于用腮呼吸的鱼类。”王克雄强调说,“最后起水时,一定要非常谨慎,拉网的开口是不让人进的。渔民在拉网时,江豚会主动往岸边靠,一旦发现岸上有人,它就想往水里逃,容易发生冲网,之后就会缠网。江豚没法出水换气,如果呛水,不消一分钟就会窒息而死”。
果不其然,只见两队渔民分立渔网两侧,将开口的圆形慢慢地缩小。最后,一位身浸水中的渔民指挥道:“好好,来了,把担架放到水里来。”渔民们将网住的2头江豚逐一抱入特制的绿色担架内,再迅速抬到体检船上。
张新桥说,体检项目主要包括体长、体重、年龄、性别,血常规、血象、粪便、B超等,体检之后才决定是直接释放,还是运到码头的网箱暂养。15分钟之后,2头豚的数据出炉:母豚长1.34米,已孕;小豚长1.02米,不足一岁。因不符合要求,它们在被注入耳机孔大小的身份芯片后被放走。
“3月11日开始捕捞江豚,既是为迁地保护挑选合适的江豚,同时也是进行第四次江豚种群普查。”张新桥说。
午饭过后,船队再次出发。13时左右,在距湖心洲约百米处一次性围到了6只江豚。不过,很快有一只逃了出去。“可能是水太深,网够不到湖底,所以溜了。”张新桥对类似情况已经司空见惯。
经过重新布网,第五道网中的3只江豚最先捕获。经体检发现,其中2只恰是早晨放走的“母女”豚。剩余一头雌豚,体长约1.3米,不到3岁,经体检合格后,被送到码头的网箱暂养起来。
第二批捕获的2头江豚,也是雌豚。在现场指导工作的王丁分析,这一网捕捞的5头豚极有可能是一个小的家庭种群。“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亲缘关系,但还需要后期研究方能确认,就像人类需要做DNA检测一样。”
专车接送,跋涉千里搬家
10天的捕捞工作结束后,共有11头江豚养在都昌码头的暂养网箱中,总共迁居8头,余下的3头被放回湖内。
3月21日7时许,一艘渔船停在网箱的最南面。在中科院水生所副研究员郝玉江的带领下,渔民分别从东西两侧拉网。收网之际,2头雌豚被捕捞上船,经过短暂的身份识别,先后被抬上了一辆编号为1的全顺车。
车尾分别摆有两只蓝色网箱,盛有鄱阳湖的湖水。王丁在车上为江豚“接驾”,他耐心地安抚道:“搬家了!搬家了!”
躺在西侧的江豚表现得颇为安稳,东侧的江豚则相对调皮,一上车就拼命地摆尾巴,溅出不少水花。
郝玉江解释:“空间变小了,江豚不太适应,比较紧张,想逃走。”为了防止豚尾撞伤,工作人员只得先抓住豚尾,再慢慢为它脱下担架,随后又为两只江豚盖上湿毛巾。
车门关上,车队立即向湖北进发。最前面由警车开道,载有江豚的1号车在第二位,备用的2号车紧随其后,还有工作人员乘坐的小车垫后。
郝玉江表示,尽管司机已预先演练过两次,但为了预防突发状况,还是安排了2号车,配有相同的网箱、担架等等,以备不时之需。
车队途经杭瑞高速,跨越三省,跋涉473公里,最后抵达湖北省监利县、湖南省华容县交界处的何王庙(集成垸)长江故道。
9时许,记者在左边的车道看见1号运输车尾部洒下大片水雾,在公路上留下两条明晃晃的水印。
“护送江豚的工作人员正在给它们背部浇水降温。每隔半小时,还要测一次江豚的呼吸频率,避免它们在长途奔波又少水的情况下,出现呼吸不畅。”郝玉江解释说。在涌泉服务区,江豚还享受了换水服务。
13时30分刚过,“姐妹花”顺利抵达何王庙故道,先后被放入一个直径约4米小池子里“洗澡”。工作人员还为它们撑了一红一蓝两把大的遮阳伞,防止晒伤。
王克雄解释,故道的江水不同于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先让它们在小池子里适应一下。随后,大小江豚被抬至江面的浮动网箱上,享受按摩,以缓解长途旅行带来的肌肉僵硬。
10分钟后,2头雌豚被放入水中。看它们在网箱中游得还算畅快,工作人员拿出小鱼喂食。据悉,大的雌豚有6岁,小的只有2岁。3月24日和26日,它们又先后迎来其余6位“小伙伴”。
王丁介绍,留2雌2雄在何王庙故道,主要是希望它们作为首批“元老”,在这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另外4头也于3月27日迁入了天鹅洲故道。
计划建5-10个保护区
天鹅洲保护区是世界上首例鲸类迁地保护成功的典范,始建于1992年。现在,天鹅洲故道江豚种群已发展到45头,但同时,它也面临着环境容纳量不足和江豚近交衰退的风险。
江西省渔政局局长舒畅说,鄱阳湖江豚种群之所以能够占到长江流域全部江豚种群的“半壁江山”,与江西省生态立省的发展大计紧密相关。“江西省专门出台了《长江江豚救护奖励暂行办法》,既提高了渔民保护江豚的积极性,也对普通民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此次江豚迁居的何王庙故道,是1968年长江经人工裁弯取直而形成的长江故道。这里曾经是白鱀豚、长江江豚以及中华鲟、白鲟的栖息地,故道下口仍常年保持季节性通江,保存了与长江相似的生态环境。
“选址保护区有几大关键要素,首先是水质,何王庙枯水期水质综合评价结果为II类,并且水域面积广阔,有6目11科34种鱼类分布于此,江豚的饵料相对丰足。其次是,环境条件、水生生物条件不错。”张新桥说,水生所还针对性地提出了防逃暂养设施建设、长期监测等相关技术方案。
下一步,根据故道的自然地形、水文特征、周边社区经济状况,特别是考虑到豚类适宜的栖息环境,何王庙故道水域将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三个部分。目前,在故道核心区,已经停止了一切渔业活动。
不过,对于未来的生计,当地村民胡红华颇感担忧。他说,在何王庙附近捕鱼的渔民,有200余户,每年单靠捕鱼,年收入达十几万元,差的也有五六万元。“去年七八月份,我们就看见有人在下围网了,听说是江豚要来,不让我们捕鱼了。”胡红华说,“我们也知道江豚是濒危动物,大家都有义务保护它。但我们几十年都以打渔为生,现在不让打渔,生活怎么办?”
据悉,从去年10月开始,县政府曾就《监利县何王庙江豚保护区渔民转产转业安置方案》(草案)征询了部分渔民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方案在该省级保护区批复成立后也将立即实施,在3-5年内缓解渔民社区的生计压力。
去年12月,湖北省环保厅、湖南省环保厅先后组织评审,已初步通过了将何王庙故道水域升为省级保护区。按照发展规划,何王庙故道将建成为可以容纳约100头长江江豚的自然迁地保护区,近期将重点进行保护工程和科研监测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
王丁希望,以此次迁地保护行动为契机,争取三五年内在长江沿岸故道建立5-10个迁地保护区,覆盖江西、安徽、江苏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群网络,适时交换迁地保护个体,维持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专家观点
江若无鱼,何以渔?
长江江豚因其“萌萌哒”的长相,被誉为“微笑天使”;又因其存量仅1040头(2012年统计数据),被称为“水中熊猫”。作为我国长江珍稀濒危水生生物,江豚原地保护存在哪些问题?迁地保护又会引发怎样的争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出路何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未来5-10年江豚或灭绝
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下称“长渔办”)资源环境保护处处长赵依民说,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如今,长江有深水航道建设,鄱阳湖有环鄱阳湖经济带,这些建设会改变数百万年形成的水文环境。如果现有的经济发展理念不变,江豚每年下降13.7%的速率就不会改变,那么,在未来的5-10年内,江豚极有可能灭绝。
为了避免长江江豚重蹈白鱀豚的覆辙,迁地保护更切合实际。“这就好比我们城市发展需要动拆迁。人类要开发水体,江豚生活不下去了,我们只能人为地帮它们‘拆迁’,安个新家。”
实践证明,紧急情况下的迁地保护,效果更好。“原地保护需要协调的各方利益主体太多,真正等到有一天,国家、地方和社会各界都认识到了长江江豚原地保护的必要性时,可能它已经等不及,像白鱀豚一样消失了。”赵依民说。
鱼重要还是渔民重要?
赵依民坦言,迁地保护也是困难重重。比如说,原来的水域,有天然捕捞的渔民在这儿生活,得给渔民安置和补偿;保护区内的江豚,需要有人看管;还有很多地方政府缺乏对建设江豚保护区的积极性,因为这影响水面开发、城市规划。
至于渔民生活重要还是江豚生存重要,赵依民的回答是:近些年,白鱀豚、白鲟等物种都消失了,渔网越来越密,捞上来的鱼越来越小,渔民越捞越穷。
“如果没有渔民捕捞,我们的市场供给反而更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吃的四大家鱼(青草鲢鳙)全靠人工养殖。众所周知,单纯依靠人工养殖,物种会出现近亲衰退、抵抗力下降等问题,养殖业就不可持续。人工养殖想坚持下去,必须到长江采集原种进行杂交改良,如果渔民现在捞光原种,那么我们再想吃本地物种,连源都没了。”赵依民说。
长江生态破坏严重,水利工程首当其冲,水工大坝修起来,连贯的长江被斩碎了。“长江已经被‘剁’成了数段,就像糖葫芦一样,原有的生态环境变化了。”赵依民说。
上游水电梯级开发也直接导致下游水文节律变化。“有些鱼类就长在激流险滩之中,数量少、品种多。人们通常以为高峡出平湖,适合鱼类发展。其实不然,没有激流险滩,那些鱼类就会死!”
更糟糕的是,水坝在泄洪过程中,容易将气体压入水体。“鱼吸入过多的气体就会像气球一样漂浮起来,时间一长,引发栓塞溃疡,全身溃烂而死,俗称‘气泡病’。”赵依民颇为遗憾地说,“大鱼游得快,还躲得过,小鱼、鱼苗、鱼卵根本来不及躲,直接就被消灭掉了。”
赵依民指出,江豚属于哺乳动物,虽有迁徙的特性,但只要饵料充足,长江上中下游都能繁殖,这也是迁地保护可行的前提。“但大多数鱼类属于洄游性生物,需要索饵场、产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一旦人类把‘三场一通道’破坏了,它们就很难活下去,比如中华鲟,已有2年没产卵了。”
雷刚也说,白鱀豚和江豚作为长江的旗舰物种,其灭绝和濒危所折射出的是长江水文形势及生态系统面临的严峻威胁:从生态结构来看,人类对水、生物、能源等资源过度利用,导致生态需水量得不到保障,鱼类多样性下降,江豚生存环境及食物来源面临问题;从水文过程来看,未来长江流域水电开发还会不断加剧,尤其是上游梯级电站的建设,将严重改变子流域的水文过程和泥沙平衡,继而导致河流生态功能的退化;从管理制度来看,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政策制定和经济布局中的生态缺位等是造成上述威胁的根本原因。
要把环境“装修”好
那么保护长江的出路在哪?赵依民说,唯一的出路是“长江法”,规定有所为有所不为。“从物权法的角度来说,鱼和人类是平等的生物,长江水域都是它们的。开发长江,你得首先确保它们的安全。过度开发就是把它们从家园里赶出去,甚至把它们消灭掉。当然,长江经济带肯定要发展,但它必须有个比较好的环境基础作保障,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水生物种的消失并非显而易见,但物种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作用并不比煤矿资源低。也许,数百万年形成的某个鱼类的基因对人类具有颠覆性影响,也未可知。
“我们一直说,现在的涉水工程少破坏点,或者多采取一些环境补偿的措施,等到修复期,代价就少了。这就好比我们建新房,你把环境‘装修’得好点,住起来不是更舒服吗?”赵依民感慨。
雷刚建议,系统考虑长江目前面临的各种威胁:首先,可以划定河流生态红线。明确河流取水上限,确保河流生态用水安全;通过政策和市场机制双重手段,严格控制污染排放,确保水质安全;加快河流空间确权定界,防止河道侵占、河流破坏和消失。其次,对目前流域内自然资本高、生态良好以及生态脆弱区域实施抢救性保护,同时合理布局流域内产业发展与土地利用规划;再次,推动梯级大坝联合调度管理机制,满足江豚、中华鲟、鱼类、鸟类等水生生物的水量、水质以及水的时空分布需求,构建联合调度机制,尽可能在时空和水量要求上恢复长江水文的自然状态。最后,推动多部门联动的保护机制。比如,将与采沙相关的国土资源部门,与航运相关的长江航道规划和航运规划部门,与渔政管理相关的农业部门,与污染相关的环保部门,与涉水工程相关的水利部门等联合起来,组建流域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机构,统筹考虑长江生态系统的保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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