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波

知晓京都有座黄檗山万福寺，是因为十多年前在关注日本饮食文化时，注意到了江户时代的初期，自中国传来了新的饮食形式“普茶料理”和新的饮茶方式“煎茶”，而这两种新的元素都与黄檗山万福寺有关，或者说，与在日本创建了万福寺的隐元和尚有关。

一个风和日丽的周五，从神户出发，换了几次车，最后坐京阪宇治线来到了黄檗站。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观光点，应该有不少乘客下车，结果只有寥寥两三人。黄檗也像是一个乡村小站，周边颇为冷寂。

万福寺始建于1661年，占地四万余坪。它的缘起，在于一个来自中国的高僧隐元（1592年-1673年）。隐元出生于福建福清的一户农家，后皈依佛门，46岁时继承了师祖费隐的衣钵，成了家乡黄檗山万福寺的住持，逐渐成了一代名僧。17世纪初期，因兴盛的海上贸易，日本的长崎一时成了来自福建、浙江等地华侨的集聚地，于是自1624年起先后兴建了崇福寺等三座具有中国明代风格的寺院。1649年，崇福寺的第二代住持圆寂，一时无人继位，就恭请隐元赴日，初时隐元因念及自己已是六旬高龄，曾数度谢绝，后为对方的诚意所感动，1654年，63岁的他携带了多名弟子远涉重洋，乘坐郑成功的船只自厦门来到了长崎。

其时江户幕府已经实行了锁国政策，除了部分中国商人可在长崎指定的“唐人屋敷”内居住外，已不允许外国人自由登陆。隐元因其崇高的声望和当地僧人的疏通，不仅担任了崇福寺的第四代住持，又被引荐给江户的德川将军。幕府当局为隐元的高僧气度所折服，将京都东面宇治地区的一片土地赐给他建造伽蓝。隐元出于对自己家乡的挚爱，将新建的寺院命名为黄檗山万福寺，并完全依照家乡寺院的建构悉心营造，并任住持。除潜心研究佛法外，他晚年还亲自制定了影响深远的《黄檗清规》，并撰写了《松隐集》等多册著述，将中国明代（隐元东渡日本时，中国虽然已发生了王朝更迭，但他所延承的则完全是明代的文化）的禅林礼法和规矩完整地传到了日本，同时创建了黄檗宗，与临济宗和曹洞宗并举，形成了日本禅宗的三足鼎立之势，万福寺也成了黄檗宗的大本营。可贵的是，万福寺由于地处偏僻，长期以来得以远离战火和兵乱，并奇迹般地幸免于火灾。整个寺院建筑和雕塑、器物都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所有的屋宇都是350年前的原貌，其中的十七座建筑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

如今，我就站在这样一座寺院的总门前。总门其实并没有宏大的气势，只是像一个院落的大门。东侧有一个放生池，这也是在日本的寺院所不多见的。拐一个弯往前走，巍然耸立着一座山门，纯粹的斗拱木建筑，上悬“万福寺”的匾额，为隐元所写。山门外有一立石，上刻“不许荤酒入山门”七个大字，不觉令我哑然失笑，因为如今的日本和尚既可娶妻，又可饮酒食肉，这是明治以后的新气象，而万福寺内似乎依然严守着中国传来的“不饮酒、不邪淫”的戒律。

自山门往前，成一轴线地排列着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威德殿，再往后，便是满目苍翠的妙高峰和五云峰，如一把太师椅的靠背，怀抱着整个寺院建筑。寺院的主建筑呈中轴线排列，两边各有钟楼、鼓楼及其他廊庑建筑，这差不多是今日中国寺院的基本格局。但其实如此格局的历史并不久远。且不说魏晋南北朝，即使到了隋唐，寺院的中心还是佛塔和主殿，其他建筑大抵围绕在周边。寺院建筑普遍出现中轴线式的格局，大概是宋以后的事情。日本最初出现左右对称的寺院格局，是南宋末年赴日的兰溪道隆在镰仓所兴建的建长寺，这曾是日本第一座纯正的禅寺，但原建筑后毁于大火，今日的屋宇都是江户时代以后重建或移建的。我曾慕名去寻访过，结果有些失望，宋代的遗风几乎荡然无存，中轴线或左右对称的感觉也无从捕捉。万福寺大概是日本保留了宋明以后中国寺院格局的最早最大的一座禅院。

相对于日本的其他寺院，万福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各殿堂的门楣和廊柱上，皆有匾额和对联，如隐元所书的“一喝起风云，祥光增法喜”，皆遒劲有力，生气圆满。这一风景，在黄檗宗以外的日本寺院中几乎难觅踪影。万福寺内有44面匾额、56对对联，如今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顺便说及，自开山祖隐元以后一直到第十三代，万福寺的住持均为中国人。

350多年前的古建筑，连同隐元等留下的楹联、佛像和绘画，蒙罩着厚重的历史沧桑，在一片悠长的静寂里，掩映在初夏的苍苍的浓绿之中。信步走在幽深的用木板铺设的长廊时，耳畔仿佛传来了江浙语音的梵呗声，我不觉感到一阵时空的恍惚，不知自己是身处中华，还是游历东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