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上图：斯诺登在德国汉堡的一个会场发表远程电视演讲，他的头像被投射在大屏幕上。

■文汇报驻联合国记者 袁博

还原“棱镜门”事件的纪录片《第四公民》在美上映后备受好评，有分析称该片或有机会冲击奥斯卡。斯诺登本人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而该片的制作团队也因影片的热播而成为新闻人物。也许有人不禁要问：斯诺登为什么选择导演劳拉·波伊特拉斯作为爆料对象？波伊特拉斯是出于何种动机拍摄了该片？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走近导演和联合制片人一探究竟。

“是你选择了自己”

现年50岁的导演波伊特拉斯，在参与“棱镜门”事件拍摄前就是一名知名的纪录片导演。斯诺登选择她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当波伊特拉斯问斯诺登，为什么选择自己作为爆料的对象时，斯诺登给出的回答是：“不是我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自己。”

波伊特拉斯曾因拍摄反映伊拉克战争和“基地”组织的影片而引起美国政府的“重点关注”，已经多次在出入境时遭到美国警方刁难，并且也“有幸”登上国安局的监视名单，或许正是因为这点让斯诺登知道了这个人。

据波伊特拉斯透露，斯诺登与她联系时，自己正在与实际上是第一位揭秘国安局监控项目的威廉姆·宾尼合作，拍摄一部揭露“9·11”之后国安局监控计划的短片，该监控计划被《纽约时报》报道称为“星球风”，“我想这是斯诺登知道我对监控题材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但当斯诺登联系上我后，一切都改变了，我想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并且能够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讲述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斯诺登表示，自己对于波伊特拉斯拍摄的纪录片十分钦佩，认定对方是“同道中人”，所以就把“橄榄枝”抛给了她。

波伊特拉斯向记者表示，“毫无疑问，我当时对斯诺登抱有怀疑态度，认为这可能就是一个圈套。我很直接地问他：我怎么才能相信你不是一个疯子，也不是一个骗子呢？”但斯诺登的反应很令她信服，“他说他不会给我设圈套，因为他没有要求我为他做任何事情。他冒着极大危险将秘密告诉我，就足以证明他也不是个疯子。当我得知秘密后告知政府时，那些官员的反应能够说明一切。”

“这就是发生在我与斯诺登之间最初的一些交往，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真实的，这大概发生在我们之间的第二封或第三封邮件，也就是2013年2月前后，我接着又问了一些自己疑惑不解的问题，当然最后的结果证实我的直觉是合情合理的。”

“公众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9·11”事件后，波伊特拉斯一直想拍摄一部纪录片，来揭露美国政府对于公民监控的状况。2013年1月，她收到一位自称“第四公民”的匿名者发来的加密邮件，称想向她揭露美国政府的“棱镜”计划。

收到斯诺登邮件时，波伊特拉斯非常紧张。这名因拍摄独立反恐纪录片闻名的美国导演由于在作品中数次揭发美军反恐的黑暗面而多次遭到监视，这也是她最终不得不把后期制作放在德国工作室进行的重要原因。

据波伊特拉斯回忆，与斯诺登联系上后，她仔细考虑了可能面临的风险，最终决定与当时还是“第四公民”的斯诺登合作。“这件事占据了我的全部精力，情感上和心理上都是，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它。”当时，波伊特拉斯与斯诺登使用加密邮件联络，还购买了一台新电脑，专门用来收发邮件。

当斯诺登准备公开身份时，波伊特拉斯随即向斯诺登表示愿意见他并同时拍摄纪录片。波伊特拉斯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当时说，这太危险了，‘我倒并非害怕，但其实我并不想成为新闻故事。’”但当时的情况已不容多想，“不管你想不想，你已经卷入整起事件，公众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2013年5月，波伊特拉斯抵达纽约等待斯诺登的下一步计划，随后收到让其到香港见面的消息。但对于香港之行，她有些顾虑。“我已经在监视名单上了，之前至少40次被拦住。如果我独自去，没有机构支持我，他们（情报机构）决定干预并逮捕我们，那事情会怎样？”波伊特拉斯提出在和斯诺登见面时还应有第三者在场，使自己能更自然地拍摄影片。斯诺登先前已经与英国《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有了联系。于是，波伊特拉斯和格林沃尔德接触，并决定共同前往香港。于是就有了这部纪录片的诞生。

波伊特拉斯回忆，在拍摄过程中，他们三人都不知道是否会有人破门而入，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最坏的结果，只是“坚持做想做的事”。

“镜头不足以记录当时危险”

“毫无疑问，《第四公民》是一部意义非凡的纪录片，同时这部影片在拍摄期间所面临的危险，也是波伊特拉斯所经历过的最危险情况。”《第四公民》联合制片人希尔斯廷·约翰逊向记者表示，“或许这是该片被称为‘现实版恐怖片’的原因吧。”

“斯诺登无疑处在危险境地，而同处一个宾馆的波伊特拉斯也被带进了危险的状态中，但所有这些都没有阻止他们工作的激情，也许他们的镜头并不能准确记录当时的危险状态。”

约翰逊曾与波伊特拉斯有过多次合作，第一次与波伊特拉斯合作是拍摄反映“基地”组织的《誓言》。谈起《第四公民》，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波伊特拉斯给自己打电话，称有个项目想要合作，“有件事情需要揭露，可以拍摄你想象不到的一些事情。”约翰逊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为此还暂停了其他拍摄任务。随后双方一起讨论如何拍摄这部高难度的纪录片，并做了充分准备。“正是因为这是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才令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因报道揭露“棱镜门”而与波伊特拉斯等一起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巴顿·格尔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与波伊特拉斯是非常熟悉的多年好友，也早就知悉她在拍摄这部肯定会制造轰动的影片。格尔曼在第一时间看了《第四公民》，赞扬波伊特拉斯“做了一件对公众有意义的事情，非常了不起”。

当斯诺登准备离开香港时，波伊特拉斯原打算跟斯诺登一路逃亡、拍摄整个过程，但或许是担心“目标太大”，这一计划最终没能实施。波伊特拉斯还想让斯诺登随身携带小型摄像机，全程记录，但这也被斯诺登拒绝。所以，纪录片中没有斯诺登如何抵达莫斯科的影像，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本报纽约11月19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