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海翔

24日晚，广州恒大一口气公布了三笔国内转会，邓涵文、杨立瑜和唐诗顺利加盟球队，这三名球员身上都有着一个相同的标签——“U23球员”。在中国足协22日公布了升级版的职业联赛U23新政之后，凡是顶着这个光环的球员瞬间成为了转会市场上的香饽饽。下赛季中超和中甲联赛每场比赛每队首发阵容中必须有一名U23球员，整场比赛U23球员出场人次不得少于外援出场人次，这一新政对于明年的中国足球而言虽然并没有超出太多人的预料，但同样算得上是一记“重锤”。

毫无疑问，在联赛中给予相对低年龄段球员更多机会对于俱乐部的青训将起到推动作用，也有助于让那些拥有天赋和能力的年轻球员在联赛中加速成长，但更多俱乐部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是：已经到了眼皮底下的下赛季到底该怎么办？

略显无奈的“非常规操作”

采取这样的“非常规操作”，的确是中国足球的无奈，但在外援一个比一个强、本土球员却迟迟无法迎来井喷的当下，中国足协也确实想不到其它更好的办法来作出改变。

《中国青年报》　在报道中就表示，去年U23新政的效果表明，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足球，在局部发展层面确实需要“非常规操作”，“中国足协之所以有足够底气在新赛季加大培养U23球员的倾斜力度，是因为U23球员在国字号球队的战术体系中正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两周前的东亚杯，里皮将杨立瑜、韦世豪等六名U23球员召入国足帐下，如果不出意外，2019年亚洲杯上，这些U23球员将正式取代今年征战十二强赛的大部分国脚，而国足的改朝换代，也需要中超联赛在政策层面给U23球员提供更宽广的成长空间。”而在谈到这一新政的促进作用时，《中国体育报》　还从数据层面作出了分析，“2017赛季中超、中甲32支球队共使用了170名U23球员，平均每队使用5.31人次，大大超过过去几个赛季。得益于新政的影响，以黄政宇、胡靖航、南松等人为代表的十多位23岁以下球员快速成长，成为了各自球队不可或缺的主力，而以他们为主要框架的中国男足U22国家队，也在U23亚洲杯预选赛阶段战胜了日本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在新政的强制作用下，中国足球多少已从中受益，《工人日报》　撰文称，“新政的硬性规定使年轻球员获得上场机会，让他们得到了以往很难获得的参赛机会，在国内或者世界级的高水平比赛中竞技，从而积累经验。2017整个赛季都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年轻球员，可见这一政策还是较有成效。这些政策都说明了足协的新政是从发展中国足球的长远出发，基于提高我国球员实力而制定的。而这些规定也将倒逼各个球队重视自身的青训体系建设，从各个年龄段培养、遴选人才。”

不利影响仍将伴随左右

U23新政升级版将会带来正面效果，但这种“非常规操作”也必然会带来不少副作用。

《球迷报》　就在报道中直言，“大力重视U23球员，可能会导致该年龄段球员的身价和薪资出现不合理的飙升，足协应考虑出台配套的薪资限制条款，防患于威胁爆发之前。”《半岛晨报》　也撰文称，“年初足协推出U23条款后，优秀的年轻队员身价就已经堪比国脚，现在，更进一步水涨船高。一名能够在U22国家队站稳脚跟的球员，身价至少将近1亿元，至于六名被里皮请来(东亚杯)的球员，如果转会的话，费用更是可想而知。”就在最近，有媒体称在东亚杯上表现出色的U23球员何超身价已经高达人民币2亿元。

U23球员身价涨上天，那些超过23岁的中生代球员的生存空间或将更加狭窄，“澎湃新闻”就在报道中算了一笔账，“一队人数只有11个，如果在比赛中派出了三名外援，就意味着必须有三名U23登场，如果再除去守门员，就只剩下了四个位置给那些23岁以上的球员。”这当然只是极端情况，毕竟还有三个换人名额，新政也并未强制规定所有U23球员必须首发。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二十四五岁的中生代球员在失去“年龄政策红利”后很可能遭遇打击，他们在各队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将是极大概率发生的现象。

此外，新政加强版对于U23球员的上场时间未加具体规定，也让俱乐部依然在比赛中有空子可钻，适龄球员出场十几分钟“装样子”的可能依然存在，但钻空子的成本无疑将大大增加。《大河报》　就在报道中表示，想要用足三名外援，“闪换”的手法多种多样，但“无论怎样的做法，都是在牺牲换人名额的基础上，风险极大。”另一方面，由于比赛中可能出现门将受伤或被罚下等情况，如果届时球队仍未用足U23名额，则有可能面临尴尬境地，因此U23替补门将也可能成为各队比赛名单的标配。

多走些正道，少些刻意的钻空子，或许才能给职业俱乐部的成长带来真正好处。“中国新闻网”就表示，“各队必须重视自己的青训体系，一个球员的培养非一日之功，只有建立完善的青训体系，从各个阶段开始筛选人才，方为长久之计。对于各支俱乐部来说，只想着如何‘钻空子’去规避政策就如同临渴掘井，终有黔驴技穷的那一天。只有让更多的‘邓涵文’、‘韦世豪’们涌现出来，才是解决U23政策这一目前难题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