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新作《刺杀骑士团长》因提及“南京大屠杀”遭到日本右翼人士的攻击，尽管如此，据日本销售量调查公司“ORICON”公布的数据显示，这本书上市三天就卖了47.8万册，位列综合销售排行榜第一。

“小说本身是虚构，在虚构中传达着本质的真实。用村上的话说就是，‘小说是用虚假的砖块建造真实的墙壁’。你要说小说完全真实反映历史不可能，但是在本质上应该是尊重历史的。”村上春树作品的主要中文翻译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林少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村上春树作品中多次正视日本侵华战争

《刺杀骑士团长》　于2月24日在日本上市，书中这样描述南京大屠杀：“日本军队通过激烈的战斗占领了南京市，在那里杀了很多人，有的是在战斗中被杀的，有的是在战斗结束后被杀的。日本没有管理俘虏的能力，大部分投降的士兵，还有市民都被杀害了。究竟杀了多少人？　关于细节，历史学家也有不同观点，但是大量市民被卷入战斗并被杀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有说死者数是40万的，也有说是10万的。可是40万和10万的区别何在？”

这段引述遭到了很多日本右翼人士的攻击。其实，《刺杀骑士团长》　并不是村上春树第一次在作品中正面描述日本侵华这段历史。林少华表示，在　《寻羊冒险记》　《奇鸟行状录》　《海边的卡夫卡》　等作品中，村上春树对于日本侵华战争早就表现出自己的态度。

“他对暴力之‘故乡’的本源性回归和追索乃是其作品种种东亚元素中最具震撼性的主题，体现了村上不仅仅作为作家，而且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作为斗士的良知、勇气、担当意识和内省精神。特别是，由内省生发的对于那段黑暗历史的反省之心、对暴力和‘恶’的反复拷问，可以说是村上文学的灵魂所在。”林少华说。

以《寻羊冒险记》为例，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文学教授杰·鲁宾在自己的书《村上春树与语言的韵律》　中称，《寻羊冒险记》中的“羊”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日本政府不顾一切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象征。

“在这个意义上，寻羊就是寻找邪恶的所在，就是寻找始终伴随明治以来的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军国主义的源头。”林少华解释道。

他说：“暴力，就是打开日本的钥匙”

如果说《寻羊历险记》还在用一种象征意义来描写日本侵华的这段历史，在《奇鸟行状录》　中，对这段历史的描写就更为直接。在　《奇鸟行状录》　第三部第28章中就出现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血腥暴力：八个日本关东军士兵端着枪押来四个中国人，四人因杀死两个日本人被抓。其中三人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血流满地。最后一人被日本兵用棒球棍活活打死。日本士兵将棒球棍全力朝中国人后脑砸下，然而，这位中国人却以不知从何而来的最后一滴生命力像老虎钳子一般紧紧抓住脸上长着青痣的日本兽医的手腕，一起栽进事先挖好的坑中，在场的日本中尉和士兵全都吓得目瞪口呆。

《奇鸟行状录》　在回忆诺门罕战役过程中，通过滨野军曹之口点出了“南京大屠杀”：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扔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

在2002年出版的作品　《海边的卡夫卡》　中，村上春树让“中田”杀死了暴力和邪恶的化身“琼尼·沃克”。同时在让田村卡夫卡获得救赎的过程中确认和批判了日本那段充满暴力的历史。“看过这部长篇的人想必记得，田村卡夫卡是在两个‘身穿旧帝国陆军野战军服’的一高一矮两个士兵即二战日军士兵亡灵的带领下进入森林尽头地带的。准确说来，这是两个厌战的逃兵，是为逃避战争而躲进森林的。”林少华对记者说。

村上春树曾说：“暴力，就是打开日本的钥匙”。在鲁宾的书中，他称，村上这一认识和思考的起因，是村上对中国和中国人“难以释怀的关注”和“复杂的矛盾心理”，其端倪表现于村上春树早期的短篇小说　《去中国的小船》，这部短篇记录的是叙述者如何对他生活中邂逅的几位中国人开始怀有一种负罪感的过程，描写得微妙而又意外地动人。同一主题在　《寻羊冒险记》　触及日本对亚洲其他民族侵略的段落中再次浮现，并在　《奇鸟行状录》　对战争骇人听闻的描述中得到最令人痛苦的发展。

“勇敢地承认历史罪过”

除了村上春树，日本也有很多作家承认“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如本多胜一、大江健三郎等。本多胜一在他的作品《中国之旅》和《通向南京之路》中揭露了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日本罪行。而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获诺奖后拒绝了日本政府授予的文化勋章，所说的理由是自己是“战后的民主主义者”。他在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时，将“南京大屠杀”列为20世纪人类三大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敦促日本摆脱“暧昧”的态度，勇敢地承认历史罪过，回归到亚洲人的亚洲来。鲁宾在他的书中敏锐地捕捉了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作为作家的共同点：“这两位作家都在深入探讨记忆与历史、传奇与故事讲述的问题，都继续深入到情感的黑暗森林，追问作为个人、作为世界的公民、作为日本人的他们到底是谁。”

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在　《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中也提到：精神创伤决不能用消除记忆的方式去疗治，而是必须对过去的事实与历史全貌进行充分的语言化，并对这种语言化的记忆展开深入反思，明确其原因所在。只有在查明责任所在，并且令责任者承担了责任之后，才能得到不会令同样事态再次发生的确信。小说这一文艺形式在人类近代社会中，难道不正担当了如此的职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