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也意味着责任的增加。有多大的权利，就有多大的责任。迈向国际性货币的人民币，将会承受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更多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可能会对中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资本流向产生新的影响，要做好充分准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中国人民银行12月1日凌晨发表声明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肯定，对中国和世界是双赢。

对中国和世界是双赢

IMF总裁拉加德明确表示，人民币“入篮”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IMF对中国过去几年改革货币和金融体系取得进展的认可。这将会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信誉和影响力，使得人民币更多地、在更加广泛范围被金融市场接受，国际贸易和金融等经济交易以人民币计值的规模也会得到新的拓展。

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人民币目前还主要是在国际贸易和部分国际金融交易中被使用，其国际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功能正在逐步扩大。但是人民币的国际价值贮藏功能尚未真正开启。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后这一功能将会得到逐步的发挥，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为了避免汇率波动的风险，会根据SDR的货币篮子选择持有相应的货币资产，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将会得到完善。

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高，更多的经济活动以人民币计值和结算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中国企业从事国际贸易投资活动避免汇率风险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也会变得更加有利，人民币将在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被接受。

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高将有力促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在国际货币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合作基础将会拓宽，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话语权将得到增强。

人民币的责任更加大

当然，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也意味着责任的增加。有多大的权利，就有多大的责任。迈向国际性货币的人民币，将会承受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更多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可能会对中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资本流向产生新的影响，要做好充分准备。

首先，人民币原来基本钉住美元的汇率调控方法可能不得不调整。如果长期将人民币钉住美元，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后实际上就等于增强了美元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这个问题曾经被一些西方学者作为反对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的理由之一。因此，中国可能需加快向钉住一揽子货币过渡的步伐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其次，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需要考虑国际溢出性影响。人民币跨境交易规模扩大以后，尤其是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规模受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的刺激迅速扩大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国际影响力将会扩大，而另一方面外部因素也会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扰动。因此，未来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需要更多地考虑境外离岸人民币的反应，政策工具（准备率、基准利率）调整后可能出现的套利和套汇交易对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需要纳入政策调整的考量范围。

最后，中国与IMF以及美欧的货币金融合作将变得紧迫。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后，我国将需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以及国内金融监管提高“透明度”。我们理解的透明度和西方所要求的透明度存在着差异，因此更多的协调将不可避免，合作共赢的客观需求将会增加，但是协调的过程将可能不会一帆风顺。另外，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救助等方面美欧也可能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义务。这将开启中国与IMF以及美欧货币金融合作的新空间。

“好戏”还在后头

人民币“入篮”，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好戏”还在后头。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声明所言：“中方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积极贡献。”

第一，继续按照我们预定的方向和步骤逐步推进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可开放。通过自由贸易区的FT账户逐步实现资本跨境流动自由化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试验应该稳步推进，这是目前能够实现资本项目开放同时又能够有效管控的最佳的途径。

第二，坚实推进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增强央行在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上的干预的透明度，减少“一次性调整到位”式的市场干预，减少由此带来的不确定对市场的冲击。“爬行盯住”式的管理应该成为主要选择。

第三，增强金融市场监管和提高监管能力。无论是成立新的统一监管机构或者成立更高层次的协调委员会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第四，加强与美欧货币当局以及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和协调，完善全球货币金融治理机制。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有效治理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客观需要，也是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和市场稳定的外部条件。因此，中国需要更积极地在八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以及G20的平台上与美国和欧盟就维护国际货币体系以及金融市场稳定建立有效的磋商机制。这是中国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徐明棋（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