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棋

核心观点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中国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定位于“构建广泛利益共同体”是抓住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关键环节，是中国声音不断得到广泛认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具有不断提高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力量所在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在论述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战略时，提出了“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段论述的核心是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而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则是创新的提法，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下个阶段扩大开放，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的依存关系：竞争与合作交织

据笔者粗浅的理解，所谓制度性话语权，有两层含义，一是不仅有发表看法的权利和发表的看法得到关注重视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还在制度体制上得到了保障；二是在全球经济治理涉及制度改革和重构的问题上，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一方面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高度依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比重上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中国的政策和经济调整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

目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全面的调整期。在全球层面，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在换挡，国际分工的格局在变化。在中国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这种互动性的调整，使得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原来以互补为主要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逐渐发展成竞争合作交织在一起的新的依存关系。而这种关系既决定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既需要进行国际合作应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又存在着规则制定主导权和话语权争夺的新格局。G20峰会机制以及现存的其他国际经济制度载体，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内部等都呈现出这种既合作维护现有的公共产品和市场稳定，又争夺未来改革话语权和制度重构话语权的景象。

制度性话语权关乎国家的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在成熟技术扩散后，传统工业竞争力相对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在成熟技术引进、消化和运用后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和工业上的差距。发达国家为了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一方面加快推进高端技术的应用向更广的领域推进，比如开展所谓工业4.0的智能化生产等；另一方面则开始了世界经济调控和治理机制的调整和制度重构的努力。在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占据霸主地位的美国千方百计维持现状延缓改革；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则在WTO框架内构建“21世纪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受挫后，通过双边和区域的贸易投资安排来推进新规则的构建。TPP谈判成功昭示着这种制度性构建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美欧还试图修改WTO全面、非歧视的自由化原则，而代之以“公平对等”的原则。这些制度性构建体现了发达国家所具有的制度性话语权，也充分说明了发达国家利用制度性话语权获取竞争优势的现实。发展中国家也努力在G20框架中通过合作、对话以及南南合作来保障自己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利益和所拥有的比较优势。IMF治理结构改革和份额调整决议、金融稳定论坛扩容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金砖银行和亚洲投资银行的成立都属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争取制度性话语权的行动。中国作为成长最快、经济潜力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在改革现存体制和构建新制度中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这既是维护我们的竞争优势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的需要。

关键是“构建广泛利益共同体”

虽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不同国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取向，但是全球化已经决定了一国无法长期实施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政策，合作共赢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选择。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我们今天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既要着眼于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高我们的制度话语权，要在现存的国际制度载体中有足够的代表权，在制度重构上有足够的发言权，也要着眼于运用我们的影响力促进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的建设。我们争取制度性话语权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己的利益，我们还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推进更加包容的发展理念。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使得各国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但是在全球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存在着市场被分割、碎片化、集团化的倾向，也存在着地缘政治考量侵蚀经济全球化基础的危险。反全球化也正借助于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全球问题集聚社会力量企图逆转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全球经济治理不仅要平衡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制度层面共享话语权，而且还要平衡协调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和国家、不同社会阶层在世界经济中的利益，要克服世界市场的不足和无效，提供足够的世界公共产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中国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定位于“构建广泛利益共同体”是抓住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关键环节，是中国声音不断得到广泛认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具有不断提高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力量所在。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