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的人类崇拜与希腊精神的兴起、完成、衰败以及最终灭亡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在希腊文明消亡1300年后的今天，希腊，作为一个令人向往的蓝色国度，仍然存在于欧洲东南方最远端半岛的末梢，在爱琴海白云和沙滩上描画出自己的版图；希腊精神的影子也穿越千年的时光，继续表达自己独特的宇宙观——人文主义，并且至今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

近代世界在思想解放和科技革命的猎猎风声中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生产力飞跃，但是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映衬下，人类自身彷徨的身影愈加清晰。最终，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与鲜血刺激着现代社会敏感的神经，痛定思痛，人文主义成为医治创伤的一剂良药。毫无疑问，在血与火的废墟中生长起来的当代世界更加懂得和平与发展的珍贵，然而人类究竟要走向何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将何去何从？人们依然选择在古老的精神遗产中搜寻可能的答案，而这些也许我们都可以在汤因比《希腊精神——一部文明史》一书中追根溯源。

何谓“希腊精神”？汤因比的观点广为人接受——希腊精神是一种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末，并一直延续至公元七世纪左右的文明，它自诞生起，就横跨了爱琴海，继而传播到黑海和地中海沿岸，最终穿越大陆，东至中亚和印度，向西最远抵达北非和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因此希腊精神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仅限于希腊文明或者希腊地区，“究其本质，希腊精神既非地理概念也非语言概念，而属于社群和文化的概念。希腊精神作为一种迥异的生活方式在城邦（这种主导性的制度）中得以呈现。”

但是很显然，城邦并非希腊世界所独有的，依作者之言，希腊生活方式的特有标志并非城邦制度本身，而是希腊人坚定并专注着的人类崇拜。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该书的主旨所在——“希腊人的人类崇拜与希腊精神的兴起、完成、衰败以及最终灭亡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不得不以希腊精神的背景——米诺斯-迈锡尼文明的兴衰为起点，为读者展开一幅长达两千余年的文明图卷。汤因比先生在1914年受默雷教授之托开始构思《希腊精神》一书，在最初完成的前四章里，作者用饱含向往和赞颂的感情诉说着希腊精神的诞生。它在独特的以海洋为中心的自然中孕育，在米诺斯-迈锡尼文明分崩离析和蛮族大移民浪潮的阵痛中崭露头角，体现着对人类集体力量崇拜的城邦制度作为希腊精神的载体被希腊人奉若神明。作者笔墨间一种古典学者惯有的“朝圣”之心跃然纸上。而该书的最终完成还要到1957年，在后面十二章的内容中，希腊文明虽然兴盛一时，但是到公元前6世纪末，“经济革命使城邦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却让每个城邦的政治主权维持在自己狭小的空间内，这是一种无法维持的矛盾”，给文明的前路早早地埋下了隐患。虽然希腊在希波战争中艰难地取得了胜利，但是城邦之间建立政治共同体的尝试却无法得偿所愿，伯罗奔尼撒战争给了马其顿趁虚而入的机会，亚历山大携带希腊精神横扫东方，但是好景不长，希腊化时代始终不能弥补政治统一的沦丧，泛希腊的局部战争蔓延成为惩罚整个希腊社会的烈火。然后，作者把罗马文明也归进了希腊文明的框架内，希腊精神在罗马时代与犹太教遭遇，发生了激烈碰撞，最终融合产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取代了希腊精神。作者在该书的后一部分情绪急转直下，为希腊精神的衰落和瓦解哀伤不已，或许是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作者对人类文明的前景忧心忡忡，就如他在书的最后说：“希腊世界的可悲历史表明，希腊的偶像崇拜形式是希腊精神的一个幽灵。现代世界若要避免遭遇其希腊祖先的命运，就必须义无反顾地驱逐这个恶灵。”

然而，并不能否认《希腊精神》一书也有不足之处，汤因比先生论及苏格拉底之死时说：“雅典以司法的方式谋杀了自己历史上最伟大的公民，这成了雅典民主在公元前399年从‘三十僭主’手中重新夺回城邦行动的信号之一。”他将苏格拉底之死归罪于雅典“司法的谋杀”，容易给读者造成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误解。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民主政治被推翻，三十僭主在雅典实行恐怖的寡头统治，公元前403年，雅典颁布大赦法令，重建民主政治，苏格拉底也就是在此时被控曾教导“三十僭主”的领袖克里蒂亚斯和查米德斯而获罪。

毫无疑问，以一种以城邦制度为载体的生活方式所呈现出来的希腊精神，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段迷人的插曲业已烟消云散，然而，希腊精神作为第一个将自己的精华毫无保留地注入人文主义的文明，它的专注和执着，后来的我们已经无法重现，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希腊精神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和影响，那些高深的宗教仍然还是人类生活中最伟大的精神力量，希腊式的人类崇拜也远远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