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雷

核心观点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所以，中国并不挑战现行世界经贸体系，而是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积极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中国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贡献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利，维护和拓展我国的发展利益

全球贸易投资进入规则重构谈判周期

TPP协定达成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发表声明称：谈判达成的协议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这一自由、公平的贸易协定将成为美国工作者、企业和整体经济的支持。国际评论认为，TPP是美国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影响力的“规则牌”，关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乃至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所以美国国会对TPP协议的审议通过应该不会有变数。

TPP协定对中国的影响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贸易投资方面；二是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规则方面。在国际贸易投资方面，据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及美国总统贸易顾问的估算，TPP造成的贸易转移会使中国每年损失大约1000亿美元的出口。再加上TPP协定中的诸如原产地规则等一些限制性、封闭性规则将会导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恶化，对国际贸易和投资造成间接影响。

在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规则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10月5日在白宫发布的声明中说，美国产品的客户有超过95%位于美国国外，美国应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帮助美国产品打开新的市场，同时建立可以保护美国工作者和维护环境的高标准。其实，自2010年以来，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主持下，全球贸易投资进入了规则重构谈判周期，除了TPP，还有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以及美、日、欧“超级FTA”等。这些谈判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制定更高规则，以求继续掌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并用规则障碍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中国形成一定的阻隔。

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

第一，TPP对中国可能造成的贸易转移和利益损失只是一种静态的估算，没有考量贸易的可替代性及贸易结构和双边贸易态势等变量。中国已经是参与TPP谈判的大部分重要国家如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美国的第2大贸易伙伴。在这些贸易伙伴中，中国只是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对其他国家均是贸易逆差。而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美国在华的跨国公司贡献了很大份额。而且中国还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贸易伙伴。在这样一种贸易结构及态势下，中国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当然，中国也要在压力下抓紧调整贸易结构，包括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提高贸易的不可替代性。

第二，面对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规则新一轮重构，中国的战略思维是：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所以，中国并不挑战现行世界经贸体系，而是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积极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中国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贡献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利，维护和拓展我国的发展利益。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支持并积极参与以WTO框架为基础的开放性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规则重构。

第三，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开展双边、多边FTA谈判，积极推进中美BIT及中欧BIT谈判等。对内则是通过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将“一带一路”战略和自由贸易区战略有效整合，形成一种开放、竞合、互惠、共赢的大机制。在以开放促改革方面，自贸试验区要进一步准确把握国家战略意图，继续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率先建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海自贸试验区要先行先试高标准、高规则制度创新。第一层面，试验“取消关税壁垒+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组合制度创新，构成贸易流、资金流自由流动的开放市场框架。第二层面，试验与TPP、TTIP对接的规则及制度，包括投资保护、透明监管、技术性贸易、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自由、劳工条款、争端解决等，为国家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提供制度创新支持。

中国因应TPP的支点是“大国外交”

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经贸合作最广泛、规模最大的大国。在国际经济、货币、金融、贸易和环境事务多个领域的宽泛议题上，两国越来越多地寻求合作。2014年双边贸易额高达5550多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约1.4%），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200亿美元。2014年两国间航空旅客达613万人次，平均每天1.7万人次。中美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两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两国还是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境外直接投资（FDI）接受国。从全球化的框架以及从长期的视野考量，中美合作的形态和范畴应该有一个全局性的设计，将一些局部性、碎片化的合作项目及议题整合起来，使新型大国关系有一个多层次的战略性和操作性平台。这一平台以经贸关系为基础，逐层联通到政治层面、安全层面、军事层面，成为把控中美关系的枢纽型机制，使新型大国关系更具操作性。以此为基础构建和运行新型大国关系战略平台，以保证中美关系良性互动。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需要，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的和平发展。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