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论文造假性质严重,必须杜绝,但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更需警惕的还是,身在学术圈,却对学术研究没兴趣或没能力的人员不在少数,近年来频频爆出的专家学者将科研经费挪作非正常用途,其实也与学术研究兴趣不足有关。这个根本的定力和动力问题不解决,中国学术要站上世界前沿,有点悬
顾骏
最近,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发表声明,宣布撤回在同行评议环节造假的64篇论文。从被撤回论文的目录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论文作者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
施普林格集团高层表示,这次撤回的论文数量不到该集团去年收到的中国论文总数的0.05%,并真诚地指出,“这些遭撤回的论文并不能代表中国研究人员所发表论文的整体水平,他们发表的许多论文在各自领域都具有非常大的学术突破性”,而且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尽管如此,联系到数月前,该集团下属英国BMC出版社也出于同样原因撤回43篇论文,且也以中国作者为主,作为同胞,我们不得不为此羞愧。
论文作假问题根本上还是出在个人身上
在国际上,许多出版社允许作者在递交与论文相关材料时,向编辑推荐同行评议的人选,通过了解该专业情况的学者专家的看法,期刊可以保证论文质量。一些作者提供的专家名字是真的,电子邮件地址却是假的,编辑发往这些邮箱的审稿邀请,就被截留了,冒名顶替专家可以提供肯定性评审意见,帮助论文获得期刊采用,从而得以发表。在论文审核环节造假不但会明显降低刊物学术水平,更败坏研究领域的价值观,瓦解了期刊与作者之间的尊重和信任。
对于论文作假,有人归之于个人问题,比如投机取巧、缺乏诚信。有人归之于现行学术激励机制,没有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研究者拿不到职称,无法承担重大项目,无奈之下,只能投机取巧。还有人归之于第三方服务机构为提高营业额,提供过度且违规服务,典型的唯利是图,陷人于不义。甚至还有归之于由论文作者自荐同行评议人选的方法本身漏洞太大,让论文作者“经不起诱惑”,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说法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都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激励机制对研究者一视同仁,为什么只在少数人身上诱发作假?第三方机构不择手段固然是问题,但有需求才会有市场,没有试图造假的作者,何来帮助造假的机构?至于自荐同行评议的做法,实行了那么多年,何以这个环节造假中国作者占了大头?学术界理当“真善美”三位一体,允许自荐同行评议人,本来是对作者的信任,怎么能让偷鸡摸狗的事情频频发生,让“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所以,问题根本上还是出在个人身上,只不过不是个人“投机取巧、缺乏诚信”,而是当下一些学术研究人员动力和能力缺乏。
文化人的定力和动力问题不解决有点悬
自古以来,中国人推崇“君子谋道不谋食”,一个正派的、有操守的文化人应致力于掌握天地万物之道,不能满脑子柴米油盐,“安贫乐道”体现了文化人的定力。然而与传统不同的是,现代社会为了确保学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将文化人转变为各种职业人,大家在从事文化类职业活动时,可以领取到稳定和可靠的报酬。“君子”只管“谋道”,社会助其“谋食”,在制度框架内,个人兴趣同谋生手段的合二为一,推动了文化事业的进步,这是最合理的共赢结果。
但在一些科研人员那里,或者因为“谋道”动力不足,个人无法从执业活动中获得乐趣,更在意论文能够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好处,而不是学术成就;或者有兴趣却没能力,写不出高质量的论文,甚至连论文都写不像样,更不用说满足国际一流刊物的规范要求,走投无路之下,就求助于“第三方机构”,而后者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弄出“同行评议”造假的丑闻。
论文造假性质严重,必须杜绝,但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更需警惕的还是,身在学术圈,却对学术研究没兴趣或没能力的人员不在少数,近年来频频爆出的专家学者将科研经费挪作非正常用途,其实也与学术研究兴趣不足有关。这个根本的定力和动力问题不解决,中国学术要站上世界前沿,有点悬。
造就新一代不为稻粱谋的“学术君子”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学术研究像田径赛场上跳高项目,横杆高了,对个人天赋的要求也高了,没有强大的兴趣作动力,没有持续的关注力集中,很难保持创造活力,更难有重大研究成果。为此,人类建立了支持和监管制度,以助力学术研究。但由此也带来制度性供应与专家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没有制度性供应,学者缺乏稳定的工作环境,研究难出结果;制度性供应特别是监管过严,学者自主研究受到阻碍,同样难出成果。论文审核何以允许自荐同行评议,就为了实现制度性供应同个人自主的合理平衡,而其保障机制是研究人员的自我动力和自我约束。如果由刊物“拉郎配”,指定同行评议人选,实践上并不难,却有可能导致不太熟悉情况的专家对论文作出不够合理的评议,让科研成果得不到及时的承认。因为自荐同行评议重要,所以施普林格集团对造假作出严肃处理,并公之于众。
随着中国深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也风头正劲,值此之际,尤须杜绝弄虚作假,中国学者有志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令人钦佩,但必须遵守学术共同体认可的规则,否则,不但无益于中国学术发展,还会干扰人类文化事业进步。为此,不但需要在学术发表上破除“唯论文论”的绩效观,防止刺激过度,还要破除“单位本位观”,不能为了维护机构面子而对造假行为眼开眼闭。在更深层次上,要在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中,努力营造研究兴趣,造就新一代不为稻粱谋的“学术君子”,再配合以科学合理的学术研究体制和机制,如此,中国学术繁荣可期,而丑闻则不复现矣。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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