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作为“一带一路”宏大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亚投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建设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是体现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所提倡的开放包容、透明公正理念的平台。然而，真正实现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除了为解决资金瓶颈问题的投融资金融服务外，更亟需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相关产业的高度协同和深度整合

亚投行给“中国建造”全面走向世界提供重大契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标志着亚投行筹建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即将开始全面运营。有关成员国将共同努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确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国际金融机构中务实、高效的一员。同时，这也意味着我国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产业将迎来全面走向世界的重大契机。

作为“一带一路”宏大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亚投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建设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是体现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所提倡的开放包容、透明公正理念的平台。然而，真正实现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除了为解决资金瓶颈问题的投融资金融服务外，更亟需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相关产业的高度协同和深度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在重大基础设施的组织实施、工程战略资源整合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工程关键技术、装备制造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较之于一般工程，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产业协同整合的需求更加紧迫。由于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实施主体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由承包商（分包商）、设计方、业主、监理等组成的网络，延伸至重大设备制造商、新型材料供应商等；建设方式也突破了传统的现场施工而融入工业化生产方式，因而，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需要融合建筑、建材、装备制造、节能环保及金融等诸多产业。从产业链看，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缺乏上下游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有效整合模式；从技术链看，实施方（承包商）与研发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协同体系尚不健全；从价值链看，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业务较多，面向价值链高端业务的竞争能力（如创意与设计、盈利模式等）明显不足。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普遍具有刚性的财政约束，基建投资支出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相关指标如人均公路里程、人均铁路里程等，均远低于我国；同时，我国涉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对接的西北部各省区铁路、公路及高速公路密度也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均极其旺盛，投资空间巨大。机会千载难逢，怎能失之交臂!“中国建造”迫切需要朝乾夕惕，倍道而行，接棒“中国制造”，塑造响亮世界的“中国工程”品牌。

关键要实现产业链联动、技术链协同和价值链跃迁

品牌源自核心竞争力，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产业的竞争力则依赖于产业的产能升级、技术创新、资源整合、利益协调、项目管理、组织协同及声誉提升等，目前最重要的是实现产业链联动、技术链协同和价值链跃迁。

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产业链联动要通过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产业链包含金融、设计（咨询）、建筑、装备制造、基建材料等核心产业以及信息技术、保险、劳务等支撑产业，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做好顶层设计，营造制度环境，引领企业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开放接口，共享数据，打造贯穿从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设计、融资、设备采购、工程施工、运营与管理等全生命期的整体方案解决能力，实现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应用，取得高品质、低成本、快速运转的全产业链优势。

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技术链协同要重点关注全生命期不同阶段中不同组织之间的协同。重大基础设施工程规模巨大、开放性强、技术复杂性非常突出，是一个以多组织的协同为基础的创新活动。适当的政策和法规以及良好的市场机制是推动工程企业跨越任务碎片性、临时性，寻求彼此之间有效合作的动力。同时，还需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实现利益共享。例如上海隧道股份就充分利用产学研合作，攻坚克难，拥有了领先的盾构设计与施工技术，成功完成世界盾构法施工直径最大的上海长江隧道工程，同时成为全球唯一集建筑施工和施工装备设计制造为一体的综合性施工企业。

价值链的跃迁是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产业在实现产业链联动和技术链协同的基础上，向利润空间更为广阔的价值链高端跳跃。目前，“中国建造”常常深陷于全球市场的“价值洼地”，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商主要从事劳务输出、分包建造等低附加值的业务，面临总产值较低、利润率较低的尴尬境地。因此，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需要通过持续创新，渠道和品牌建设，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利用兼并、联盟、分包特许等多种形式，打破欧美等发达国家承包商的垄断，进入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实现从简单的施工承包、劳务承包向总承包、BOT和EPC等承包方式的改变，完成从施工公司至设计-建造或设计-咨询公司，乃至项目管理公司的跃迁。

亚投行鸣锣开道，“中国建造”借风助力，扬帆出海。新机遇需要新思路，新常态呼唤新战略，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产业发展任重而道远，然而它带来的将是一个全新的、互信的世界。

文/曾赛星（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