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婉约  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曾先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澳门理工学院从事一年或多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要从事日本中国学及中日学术文化关系研究，同时关注中国思想文化及学术史研究。

 

著有《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梅樱短笺》(中华书局，2012)，《书声迢递》（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译著有吉川幸次郎著《我的留学记》（独译，199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再版中华书局），内藤湖南著《中国史通论下》（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桑原骘藏著《东洋史说苑》（第一译者，中华书局，2005），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第一译者，中华书局，2006）。

 

 

 

核心观点

 

日人近代访书不仅仅是文人对书籍或学术的诉求，也是特殊时代政治下的一种文化扩张性的、占有性的诉求，以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并与战争利益相结合的。

 

访书所体现的学术关注具有一定领先性，如敦煌文献、甲骨文、金石铭文等；同时折射了日本时代政治的信息，如关注、搜集满蒙史地、边疆史地的资料等。

 

近代日本的中国学家来中国访书，是我这几年阅读和研究的一个方面。有一些人当时就留下了日记和回忆录，我从中挑选来翻译，就成了这本《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当然这本书能涉及的只是留下了回忆录的学者，主要搜集了六个人的资料：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和吉川幸次郎。他们到中国来访书基本上是清末民初，准确地说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一直到1930年代日本占领东北、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讲的大概就是1894-1931年日本一些学者到中国来做的访问考察，这种考察以调查书、买书、获取书或者由于战争的背景，也叫掠夺书。

 

日本历史上一直有一个吸收中国文化的传统。大家都知道遣隋使、遣唐使，遣唐使除了到长安来参观学习，听国子监的中国的经师讲课之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国时带很多中国的典籍回去，献给天皇，放在政府里，然后再进行抄书。所以中国的书就借由遣唐使带回日本，由抄经生抄写，于是在日本就留存了各种唐抄本在天皇的宫内厅或一些天皇所属的寺院里。

 

宋代时中日政府级的交流停止了，但僧侣之间的交流还是非常活跃。所谓五山就是五个重要的佛教的大本山，五山文化时期是日本佛教非常昌盛的时期，所以那些高僧们到中国来或是请中国的僧人到日本去，也带去了很多书，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在中国的清朝，日本的江户时期。当时长崎是一个特殊的口岸，三百多年间一直维持着日本和中国的商业贸易，也维持着和唯一的一个欧洲国家荷兰之间的文化交流。江户时期往来长崎的中日之间的商船，就带回了中国的书籍。当时的日本人要买什么样的中国书？由于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许多日本学者官员的汉学修养很高，喜欢带一些琴棋书画的书，满足他们的中国情趣。另外，随着江户时期町人文化（也就是市民文化）的发展，他们自己也在产生一种叫做“读本”的小说，所以他们很热心要输入明清时期的话本小说。

 

一直到民国早期，吉川幸次郎有一个回忆，他说我是神户的子弟，小时候经常受父母差遣到神户的中华街（那时候叫南京街）去打个酱油买个东西，就看到在这些南货店里，除了卖酱油，桌子上总放着《金瓶梅》、《肉蒲团》这些小说，他说所以我其实在上京都大学之前就偷偷地、似懂非懂地看过这些书了。关西大学的大庭修专门研究唐船（就是中国商船）上负载的中国书的情况。比如早期船上载着实用商品货物之外，还捎带个四五箱子书，在卸货给南货店时，也就顺便给他半箱子书，后来发现卖得很好，那南货店说下次你再多给我一点，所以到了江户唐船的晚期，就多到一船九箱子、十一箱子的书，有时还有书目，这就帮助我们了解江户时期中国的书和文化是怎样通过长崎这个口岸传过去的。

 

第四个是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和前这三个时期是有点不一样的，我先来讲一下清末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

 

清末民初日人访书的时代背景

 

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这样一个小国竟然打败了老大帝国的清朝，在日本和中国都引起了非常重大的舆论声势。在中国来说，这是戊戌变法的一个前奏，中国人如梦初醒。从日本的角度来说，这是给他们在近代化道路上打上了一针“强心剂”，当时日本疯狂地欢呼自己的胜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就有很多人想来中国看一看，来实施他们更大的“梦想”。当时一个普遍的舆论，包括福泽谕吉就非常兴奋地认为，日本能够打败中国是“文明战胜野蛮”的结果。战争的胜利给日本人自信之外，更多地是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当时从日本到中国的几条航线完全打通了，如到上海和山东，再从上海到华东地区，从山东半岛到整个华北地区，于是日本政治、商业、教育等各界人物都来到中国。

 

具体到访书，有一个背景是和学术史的发展相联系的。大概在明治以后，即1868年开始，日本学习西方近代化的脚步越来越大，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渐渐趋近于近代学术，所谓近代学术就是要进行一种客观的研究，提倡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大学教授们认为不能满足于跟随中国的情趣、道德观念或意识形态亦步亦趋地研究中国，而要把中国作为一个客观的课题。一位日本的中国学家就说，要把中国当成一个尸体放在解剖台上来冷静客观仔细地解剖。在这种实证主义方法的支持下，就要求日本的学者不仅要在书房里读《史记》《论语》《孟子》，更要到中国的土地上实地看看中国是什么样。

 

到底是哪些人到中国来访书？有这么几种：一些学者到中国来，是有目的地开展文献调查以及地理和考古的考察；还有一种人是为特定的书店来采购；另外，因为研究中国成为一个热门，日本当时就有了文科毕业生要去中国访问进修的传统；最后一点也很有代表性，就是日本的修学旅行。这里有个很值得一说的东亚同文书院，即从清末到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一个由日本人在中国办的学习中国语以及中国政经文化的高等学校，它的修学旅行非常有规模，每个同学都要到中国的各省市县去调查。这不是观光，而是要深入到县镇，甚至更偏远、也许中国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记载物产、风土、人情，甚至汽车是几分几秒一班发车。日本人用这种严格的情报调查手段来进行修学旅行的中国调查。

 

学者访书：内藤湖南与《满文大藏经》《五体清文鉴》《满文老档》

 

下面我从刚才讲到的这六个人中挑几位，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他们来中国访书的情况。资格和年龄最老的一位叫内藤湖南，本名内藤虎次郎，湖南是他的号，因为家住在日本东北秋田县的一个湖的南边。他有非常深厚的汉学修养，是客观实证地研究中国的这个转变时期的重要学者。

 

内藤湖南一生有十次来中国，至少有六次是以访书为目的。他访书中最重要的收获，首先是《大藏经》，这和近代日本的佛教改革有关。日本近代向西方学习也反映在佛教界，当时他们想要向欧洲佛学研究看齐，进行一些佛教的学理性研究，以及让佛教走出寺院参与和干预社会文化活动。

 

这时出现了一个重要佛教人物叫高楠顺次郎。他在英国留学，知道当时日本那些重要寺院都把年轻僧侣派去英国留学，所以高楠回来以后发愿要做一件事，就是由日本人来编一套最全的《大藏经》，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从历史上来看，《大藏经》有汉文系统、藏文系统、蒙文系统的，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满文、西夏文、日文、巴利文版本。大家都知道唐僧西天取经回来翻译经书，到宋代就有了比较好的大藏经，如《开宝藏》《赵城藏》等，这些经藏又传到接受中国佛教的朝鲜，朝鲜就有了《高丽大藏经》，明清时期还有藏文的甘珠尔和丹珠尔。日本1924年修的这部《大正新修大藏经》虽然晚起，但也正因此它是到目前为止收集最齐全、考据最好，也即版本最好的《大藏经》。现在一般说到《大藏经》，都是指《大正新修大藏经》，这是日本近代佛教方面的一个贡献。

 

当时还是新闻记者的内藤湖南正是因为听了高楠的介绍，要到奉天找《满文大藏经》。1902年，中国东北在俄国人的控制之下，像沈阳故宫这样的要地日本人进不去，只有寺庙可进，于是内藤来到黄寺。黄寺是清入关前的一个皇家寺院，内藤在那里发现了一本用金箔写的藏经，特别高兴，他当时在旅行日记里写道：我发现了金字《满文大藏经》，这是东洋学里的非常宝物。但后来带回去让人一看，说这不是《满文大藏经》，是蒙文，之后内藤就开始学习满文。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从俄国人手里“接管”了中国东北，设立了奉天日本军总司令部。非常有学术头脑的内藤，当时就敏锐地感觉到——当然当时有掠夺的氛围——应该再到东北去。他主动请缨，写了一个报告，又在报上发文，后来在外务省申请到一些钱，当然也和军部打了招呼，就再一次来到了奉天。这次他终于找到了《满文大藏经》。这个《满文大藏经》在一个不是很重要的沈阳城北的寺院，叫北塔寺，或北寺。去后看到的景象是俄国士兵刚撤退，满地都是《大藏经》，原来它们被当作俄国士兵宿营的床褥，一些残破不全的甚至被用来烧火之用，这个场景对已经惦记了《满文大藏经》三四年之久的内藤来说，是非常震惊的，他赶紧把狼藉一地的经书收集起来，自己背回去了，放在奉天的军政署司令部。

 

就这样，《满文大藏经》被半搜罗半劫夺地从中国带到日本，归东京大学收藏；稍前，日本军方用五千元买下了1902年内藤在黄寺发现的金字《蒙文大藏经》，这部经属于了外务省，外务省说，既然《满文大藏经》放在东京大学收藏，那《蒙文大藏经》也给你们一并收藏了吧。很可惜的是，1923年东京大地震，震后烧了好几天，这两部经也被烧掉了。《内藤湖南全集》里有他拍摄的被烧掉的这两部书的书影。

 

稍稍可以安慰的是，《满文大藏经》在北寺的这一套虽然被毁了，但近年故宫紫禁城出版社调查到这个大藏经的原版——就是刻书时的木版模板，还被保存在故宫的皇史宬。所以，2002年就把这个版拼合起来，只缺几块，又根据现有的经卷补刻了几块版，于是他们用了当年乾隆年间的这个木版，重新印了《满文大藏经》。

 

内藤还有一个重要的调查，就是关于清朝开国时期满蒙文档案资料的调查，这些都是到了沈阳故宫里以后才发现的，内藤尤其关注《满文老档》《太祖实录战图》《三体蒙古源流》《五体清文鉴》等书。

 

沈阳故宫大清门左侧有一个翔凤阁，就是藏《五体清文鉴》的地方。《五体清文鉴》是一部工具书，五体就是汉满蒙回藏这五种文字，这也是清入主中原后兼收并蓄各种文化的表现。《五体清文鉴》绝不仅仅是一本词典，它其实是对清朝一些名物、制度的考据，是一部百科全书。故宫再往后走，左路的最后叫作崇谟阁，是书库，《满文老档》就放在那儿，也就是用满文写下的最早的满清档案。

 

内藤其实在1905年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为后人研究清朝的起源、研究日本和满洲的地理关系，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当时就做了记录。但这些书是故宫里的财产，不是流通的书。这件事到了1912年来了时机，也就是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京都大学的教授们非常敏锐地感到，《满文老档》这些东西有可能都会被中华民国收去作为将来写清史稿的材料，于是他们打算赶紧去看一看。当时内藤湖南已经是京都大学东洋史的首席教授，经他提议，京都大学就拨款派了内藤湖南、富冈谦藏、羽田亨等学者到沈阳去进一步寻找机会准备下手。最后的成果就是在八个星期内在沈阳故宫借出了这两本书，一页一页拍下来。

 

内藤在日记里记录了当时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在沈阳，他们首先从照相馆里请了两个工人，然后又请了一个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来做助手，加上内藤，还有当时年轻的羽田亨，五个人组成了一个摄影小组。他们在故宫存放《满文老档》的崇谟阁前面做了一个暗室，内藤负责把《满文老档》按照顺序一卷一卷运出来，两个照相馆工人和同文书院毕业生三人负责一张一张拍，羽田亨就在暗室里给这些拍出来的照片不断冲洗，用这样的流水作业，一共拍了近一万张照片，之后还要对着原文看，然后又进行了一百多张的补拍。可以看到，在内藤湖南的日记里为这些事情非常得意，当时他已经完全被这些资料所吸引了。

 

从崇谟阁再往东，是赫赫有名的文溯阁，也就是当年乾隆编了四库全书，分放各处的七部之一。内藤也去看了看。

 

对于清朝皇子皇孙来说，《满文老档》是他们老祖宗的资料，但对于一般人来说，哪怕是学者和管理沈阳故宫的人，大都也不知道《满文老档》是什么东西，内藤书里写了这么一段话：至于《满文老档》里到底写了什么？是本什么样的书？中国官吏们本来完全不知道，即使是总督大概也不清楚，只知道是用满文书写的书籍吧，但是日本人却为此进入宫中埋头拍摄，摆出那样一个架势，所以才知道大概是很贵重的东西，于是乎就不能再放任不管了。拍完《满文老档》以后，因为内藤他们没有想到要花那么多胶卷，钱都花光了，所以从沈阳到大连的日本银行里借钱再回来，想接着再拍《太祖实录战图》，可那时沈阳故宫就急剧改变了态度，说不能给你们拍了。当时《五体清文鉴》已经借出来了，所以他们就赶紧抢拍了《五体清文鉴》。不管怎样，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国学者对故宫里藏的这些文献的重视。

 

日本人的情报观念非常强，内藤他们除了访书外，还带了一个摄影师，一路跟拍了一本《满洲写真贴》。

 

另外，就是关于京都大学的学者来北京调查敦煌卷子的事。伯希和把敦煌卷子在北京发布之后，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当时清政府学部要把敦煌卷子从西北收归来京，罗振玉就给日本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通风报信，所以，京都大学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到北京来访查敦煌卷子。清政府一个官员叫李盛铎，他收藏了一大批敦煌卷子，后来被羽田亨买下来了，羽田亨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大家，他在做京都大学校长时，调动社会资金，买下了李盛铎的这批敦煌卷子，这是后话。

 

书店主人采购：田中庆太郎与文求堂

 

田中庆太郎是京都人，祖上开和籍书店，但到了明治时期，继承人田中庆太郎学的专业是中国语，对中国比较感兴趣，大学毕业以后，就决定要这个书店搞一些中国书的买卖，当然这也和我刚才讲的甲午战争后的时代气氛有一些关系。1900年他决定在东京开汉籍书店，他办汉籍书店的50年，在日本中国学的学术界非常有名。他把自己历年书店里卖的书都出版了目录，叫《文求堂书目》。

 

田中庆太郎和近代中国很多重要人物有联系。如郭沫若在日本时就经常到田中的中国书店去，还有郁达夫，1937年时也给田中写了一封信，里面讲到一些具体的关于书籍的事。“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郭沫若就彻底地离开了日本，当时田中的记录说他也没有跟我打招呼，他把他的日本夫人和孩子留在日本，悄悄回到中国参加对日抗战了。

 

田中的文求堂卖哪些书呢？田中说，他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毕业后就到中国的江南去旅行，因为当时日本人的观念中，北方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南方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所以他们访书首先到江南。1901年时，田中决定把自己的书店从京都搬到东京，卖中国书。这个书店经历了两个时期。在1923年东京大地震之前，田中主要往返于东京和北京之间，买进了很多中国的古书字画。清末民初，北京城头变换大王旗，政局不稳定，所以他能以很便宜的价钱买到中国的好书，拿到日本卖很多的钱。比如在这期间，他收购了二十多本《永乐大典》，后来他把其中五六本卖给了美国的国会图书馆，还有大批的十五本卖给了现在的东洋文库。1908-1911年，正是清朝的最后三年，他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包括甲骨文、敦煌经卷等。

 

但1923年东京大地震把他的文求堂烧掉了，好多书也都烧掉了，后来他重新盖了一个钢筋水泥的文求堂，这就是1927-1954年文秋堂后半期的事。1927年后他把在中国买书的重点从北京改到上海，因为当时上海是一个新文化中心，主要买新书，包括一些国学基本典籍，还有中国语的教科书，这些对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来说，非常有用。这些中国语教科书等等又让他火了一把，所以，田中庆太郎是一个兼具学术和商业头脑的人。当时在东京学术界有评论说，对中国古代典籍最在行的，一是内藤湖南，一是田中庆太郎，还有岛田翰。文求堂还做出版，如郭沫若1930年代在日本的一些金石研究著作，都是文求堂出版的，他自己出《文求堂书目》，还把他经手的一些中国重要典籍，写出提要，叫《羽陵余蟫》。田中赚了很多钱，为日本输入了很多中国的书，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当然他也是在中国的乱世中，使得中国的典籍海外流失的一个人。

 

藏书机构代办：岛田翰与皕宋楼藏书及其他

 

日本人的访书，还包括寻找石刻、石碑。石碑文也是广义上的文献，中国刻石广泛涉及佛经、道经和儒家经典。武内义雄主要到中国北方调查老子的石经，另外他也到北京的房山云居寺，看石刻的佛经。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故事，在武内义雄的一篇文章里记到的：1937年7月6日，京都大学的讲师平冈武夫又去了我当年去过的北京边上的易州（易县），他要去看龙兴寺的《老子石幢》，他在寺里面流连忘返辨认碑上的文字，度过了怀古的一日，但是，第二天突然爆发了“卢沟桥事件”，当然作为一个日本人就被抓起来了。当时日本北京公使馆想尽办法寻找这位平冈武夫，推测他在这个时间被中国人给抓住了，归来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几天后他被送到保定再辗转到天津的日本领事馆，平安归来。武内义雄写道：也许是平冈君醉心于研究的态度，深深打动了中国巡警，才得以死里逃生。我听了平冈武夫这番话后，在感激尊重学术、爱护学者的中国巡警的同时，也为千古遗迹龙兴寺的荒废深感悲哀，但愿这篇拙文能够保存下来。

 

神田喜一郎和长泽规矩也这两位也是在中国进行过多次访书调查的人物。长泽在中国穿着中国人的衣服，他除了自己买书，也为日本的藏书机构买书，做民国时期旧书业研究的人一般都会去看他的文章《中华民国书林一瞥》，从这篇长文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北京和上海一些书店的情况。研究中国文学的吉川幸次郎翻译了杜甫的诗歌到日本，非常有影响，他也是较早研究明清戏曲的一位学者。有意思的是，他在1928-1931年在北京留学，培养了非常重的中国情趣，1931年他结束留学准备回国时，到江南再一次去访书，先到南京、苏州，再到扬州、高邮，又到了宝应、淮安。其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最后，我想说一下中国近代书籍史上一件很惨痛的事，也是一般爱书人都会说到的陆心源皕宋楼事件。陆家藏书非常丰富，仅宋版书就有两百种之多。皕宋楼是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到了20世纪初，当时湖州一带赶上荒灾，陆家作为当地的大户人家，因为有责任赈灾救济周边的老百姓，所以，陆心源的儿子花去了很多家里的钱赈灾，经济变得拮据，就想把皕宋楼的藏书给卖掉。皕宋楼除了两百本宋版书以外，还有所谓的十万卷楼，收藏的是明清两朝的精校精刻本，还有一些一般性的书，收在叫守先阁的地方。陆家是现代图书馆成立之前非常有规模的一个私人藏书楼。这就要说到，刚才我讲的日本最懂版本的三个人之一的岛田翰了。这三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内藤是京大教授，田中是书商，岛田翰则是一个世家子弟，他父亲是东京大学著名的汉学教授，家学关系，他从小汉学修养就非常了得，但由于没有东京大学的学位，不能在东大做教授，所以算是一个学问非常大的社会人士。日本那些学者、藏书家会请他去编个目，校个书。岛田翰也经常在中国江南一带晃悠，晃悠之下就知道皕宋楼要卖书，于是积极地回日本斡旋，最后，皕宋楼就卖给了日本的三菱财团。为此三菱财团在东京骏河台建了“静嘉堂文库”，现在俨然成为一个日本国宝的所在地之一。中国的皕宋楼藏书当然在那儿也是被保存得非常好，这些年也有很多中国学者去看书。岛田翰当时就写过《皕宋楼藏书源流记》，因为他当时想让日本人知道这些书的重要性，让日本买下来，所以他首先对这些书的价值、流传做了一个研究。

 

结语

 

现在我想小结一下，清末民初日本人来中国访书的特点：

 

首先，访书的人员有三种构成，一是学者，像内藤湖南，一是书店老板，像田中庆太郎，另一种是藏书机构代办，像岛田翰、长泽规矩也为静嘉堂买书。

 

第二，他们把在中国获取珍贵文献看作是与军队占领中国一样“建立战功”的事情，一个是“武功”，一个是“文功”。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访书不仅仅是一个文人对书籍或学术的诉求，也是特殊时代政治下的一种文化扩张性的、占有性的诉求。内藤的一些诗里就写道，“此生成就名山业，不厌重洋十往还”，名山就是指书籍事业，还有“收来天壤间孤本，书生此处足称豪”等等。

 

第三，访书所体现的学术关注，具有一定领先性，如敦煌文献、甲骨文、金石铭文等；同时折射了日本时代政治的信息，如关注、搜集满蒙史地、边疆史地的资料等。

 

第四，日人近代访书是以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并与战争利益相结合的。1902年他们不能进入沈阳故宫，到1905年日俄战争获胜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事实。

 

最后，我想以一段引文来结束今天的讲座。日本学人如痴如醉地追求中国的典籍，中国人也为典籍的流失而扼腕叹息，那么，千百年传承的中国典籍、善本，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吉川幸次郎无意间写下的一段话，1931年他在江南旅行，在高邮王引之、王念孙家高宅大院的书房里，环顾四周，非常感慨地写了这么一段话：“窗户镶嵌玻璃的极少，大多贴以白纸，光线透过白纸柔和地照射在紫檀木的几案上，……几案上铺展着数百年前的印刷物，其纸之色、墨之色美洁如玉，它们呼吸着柔和的光线，简直就像有生命的、温良的小动物一般。”这些书籍，这些穿越百年千年的古籍经卷，是有生命的，能够生长，是一种厚重的文化传承！对于当年到中国来访书的日本学者是这样，对于今天我们的每一个普通读者，也是这样。

 

（本文节录自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2014年5月24日第718期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