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陈来先生，大家对他的印象更多的是一流的朱子学、阳明学专家，是宋明理学研究领域的权威。这只是陈来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实际上陈来先生始终对儒学与中华文化有着坚定的弘道意识，自1980年代立于学界之时起，陈先生在扎实、严谨、厚重的学术研究同时，始终思考着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学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儒学如何在当代中国发展等问题。

　　如今儒学与国学正如火如荼地发展，很多方面都印证了陈来先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相关论断和预见。为了让大家有效而全面地了解陈来先生在儒学与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方面的精彩论断，今年2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我选编的《时代的回应与思考——陈来儒学思想录》一书。全书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儒学与现当代”、“古典儒学新诠”、“论现代新儒家”、“国学论衡”五个主题，展示了陈来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儒学与中华文化现代化方面的思考和回应。我把陈来先生很多重要论断都直接体现在小标题上，如“传统思想复兴的最大条件就是现代化”、“启蒙反思是保守主义运动的新阶段”、“未来儒学发展不需要高度思辨的哲学运动”、“孔子塑像立在国家博物馆是积极的”、“梁漱溟是儒家色彩的社会主义者”、“求新的世界眼光造就了清华国学院”、“国学研究背后的文化观很重要”等等。透过这些标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儒学与传统文化争论的焦点问题的直接回应。

　　在近日陈来儒学思想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对陈来先生的理解在我看来非常到位。杨教授认为，陈来先生的儒学思想最鲜明的特色是贯穿着儒家自孔子、朱子以来的理性精神，这种基于仁道的理性精神使得他的判断总是那么中正、平和、坚定、稳健。杨教授还注意到“主”与“和”这两个关键词在陈来先生儒学思想中的重要性，所谓“主”就是民族文化上的主体性和高度自信，比如陈来先生多次强调国学研究要有“世界眼光”，但第一位的是要有“中国主体”的精神。关于“和”，就是强调宽容，强调“和而不同、多元共存”。从1988年陈先生谈“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儒学及其定位”，到2005年谈“价值的多元普遍性”，再到2013年谈“结构论视域下的多元普遍性”，无不渗透着孔子儒学“和而不同”的实践智慧，陈先生很好地处理了儒学与科学、民主的问题。

　　近年来，儒学正重新以可敬、可亲、可爱的正面形象回归到社会大众生活，中国思想文化界也涌现出一批志在弘扬孔子儒学、复兴中华文化的大陆新儒家，这些现象都是值得肯定的。从1980年代儒学和传统文化遭遇围攻的寒冬时期，到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全球化论战，我们始终能感受到陈先生的勇于担当以及为儒学与传统文化发声的热忱，其沉着、刚毅的理性精神和开放、雄阔的学术视野有力推动了大陆儒学的新发展。在大陆近30年来儒学发展中，陈来先生其人其文，表里如一，中正刚毅，沉着稳健，不激不随，代表了当代儒学发展最稳健的一股力量。

　　我们看到，1980年代以来，陈先生对儒学的阐发一直突出其价值理性的维度，认为在工具理性、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横行的时代，儒学对社群、德性、精神修养、生命境界、终极关怀的重视，在现代社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调节和维系作用。因此，与有些儒者强调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不同，陈来先生的儒学思想其实是一种价值儒学。冯友兰先生对陈来先生影响很大，陈来先生的学术气象及其理性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和冯先生很接近。冯先生的新理学是接续着宋明理学来讲的，可以说，作为冯先生的法脉传人，陈先生的儒学思想是基于新理学的新儒学。

　　华东师大朱杰人教授回顾他与陈先生几十年的交往时曾这样说：起初陈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哲学史家，后来觉得不仅如此，其实他还是一位哲学家，最近才发现实际上他还是一位现实感极强的思想家。《陈来的儒学思想》这本书正是展现了陈先生作为儒学思想家的一面。儒学与当代中国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今天不得不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儒学如何多方面有效介入当下中国社会，如何化解社会现实的相关困境，希望《陈来儒学思想录》一书能够为读者带来启发。

　　(文/翟奎凤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陈来儒学思想录》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