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轺日程》里的南京

　　

　                               　《燕轺日程》里的紫禁城

　　

　　核心观点

　　

　　越南真正地像朝鲜、琉球那样，成为中国的附属国，是从明代开始的。越南的燕行文献主要有三类：诗文集、日记、使程图。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使程图。这些使程图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研究中国南方地区地理、文化的非常好的材料。

　　

　　越南·燕行·燕行文献

　　

　　越南北边跟广西和云南接壤，东面望出去就是我们的海南岛，是一个非常狭长的地形。而在历史上，它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地形。最早时，它的南方是占婆国，跟现在的柬埔寨同属一个文化区。它的北方，从汉代开始一直到公元10世纪，也就是中国的五代时候为止，其实是中国的领土。后来才慢慢统一，成为现在的越南。

　　

　　因为17世纪以后法国传教士的进入，19世纪后期又被法国吞并，再经过越南战争，现在的越南有很多西方文化的影子存在。但越南的很多古迹，写的还是汉字。像胡志明市有个关帝庙，庙墙上装饰的人像都是中国古装的，上面还嵌着汉诗——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城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就是中国文化影响到了它最底层、最基础的一些地方的证明，可是现在的越南人已经看不懂了。

　　

　　越南一开始跟周边国家一样，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在中国统治时期，以及10世纪它成为独立国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汉文都是正式文字。大概最晚到13世纪，越南开始创造一种自己的文字，叫喃字。喃字主要还是依据汉文的基础，为了越南本土语言的发音创造的一种文字。

　　

　　法国传教士进来以后，给他们创造了一种现在通行的拉丁文字。现在在越南，汉文不通行了，喃字也消失了，从文化上看，其实是很悲哀的，整个文字传统被割断了。

　　

　　从现有记录看，从宋代开始，越南已经向中国朝贡了。但越南真正地像朝鲜、琉球那样，成为中国的附属国，是从明代开始的。它的新王即位时，中国政府会派册封使，正式给予任命。而当它作为附属国派使者来中国时，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到北京来见中国皇帝。北京古称“燕”，所以现在文献学上叫这些为朝贡来北京的外国使者为“燕行使”，他们整个的历程就叫“燕行”。

　　

　　相比朝鲜和琉球，越南离北京最远，路程最长。越南燕行使者从他们的首都——早期是升龙(现河内)，后来是顺化——出发来中国，主要是两条线路，都是从镇南关(现广西友谊关)进来的。然后到汉口，分为两路：大概到乾隆年间为止，他们主要是顺长江而下，经过南京，再北上山东，这样上北京的;乾隆以后，是直接在汉口过长江，北过黄河，经河南、河北，到北京。

　　

　　这些燕行使者到中国后，中国给他们的招待是非常好的。进了镇南关后，最基础的费用全由中国承担。中国政府会派两种人去陪他，一种叫“长送”，一种叫“短送”。长送就是从广西进来以后，一个相当于今天省一级政府的副职或近似级别的人物，一直护送他到北京。短送是每过一个州县，都有一个官员在本地的地界里陪同。

　　

　　陪送的过程当中，主要就是为这些燕行使者做两件事。一就是吃喝，每天两顿，还都是有肉的。另一个就是听戏。以清代为例，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一个上谕，就说——

　　

　　向来安南使臣来京瞻觐，经过沿途省会，该督抚等例有筵宴演戏之事。

　　

　　现在看到的燕行文献里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同治七年来华的越南使团，在广西、湖南和湖北，都受到过“酒三行，演戏三出”的招待。到了北京以后，清朝的皇帝也要赐宴，然后也都安排他们听戏。听戏主要有三个地方：热河行宫里的清音阁，圆明园里的同乐园，紫禁城内的畅音阁。别小看这个听戏，中国人招待外宾，举办文艺活动都是有政治目的的。在整个演出过程中要表现什么，非常重要。越南、朝鲜和琉球的使节都是汉字文化圈的人，自然看得懂其中的政治含义。

　　

　　燕行的过程中及之后，燕行使者会留下一批文字或图像的记录，我们现在叫它燕行文献。越南的燕行文献主要有三类：诗文集、日记、使程图。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使程图。燕行使者进入中国后，有时甚至从越南首都升龙或顺化出发时，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尽量把它画下来，一直画到北京。这些使程图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研究中国南方地区地理、文化的非常好的材料。现在的广西、湖南一带，以前整个文化的记录相对而言并不发达。而靠了越南人的这些地图，我们可以获得以前比较缺乏的第一手文献。

　　

　　使程图里的中国

　　

　　使程图在现存的东亚燕行文献中，是琉球没有的，朝鲜也很少的。使程图大多是彩绘的。我选其中一种，是一个叫阮辉□的使臣为首的使团所绘的《燕轺日程》，时间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

　　

　　越南人自己对于去北京的两条线路，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是一位叫潘辉注的使臣写的：

　　

　　汉阳是古今使路水陆分程处。黎以前，使舟过此，顺流东下，历江西、江南，至扬州始起旱，经山东、直隶入京，行程共至周年，水路历东南一带，人景繁华，涉历舒畅。

　　

　　到乾隆时代以前，他们的使行线路全部是沿长江而下，所以经过江南。江南地方是非常漂亮的，又是水路，很平稳，所以玩得非常痛快。

　　

　　近来自汉口起旱，过武陵关，入河南，经直隶，四十日间，风沙跋履，使车殊属劳苦。虽中土山河，备见古今遗迹，而晨夕驰驱，每怀靡及，何如风水安便上路上扬州耶。

　　

　　这里的“近来”，是指清代中后期。“起旱”，就是不走水路，坐马车了。尽管北方有很多古迹，但这么走实在太苦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燕行使者的文字里，有坐双轮车颠下来的，还有在轿子上被颠下来的。所以他很怀念那些早期能够过江南的燕行光景。

　　

　　早期的使程图画得非常仔细，因为整个路程的大部分是水路，中间沿长江而来，水路既平稳又慢，可以仔细画。像《燕轺日程》里画的南京城图，有些城门名称现在是找不到的，如“龙江门”、“后阁门”。这些对我们现在来研究南京的城市变迁，是非常好的一手资料。

　　

　　后期的使程图，基本上可能是以早期的图为基础，再加了一些东西。

　　

　　在使程图里我觉得最有意思，也是被画得最详细的，是北京图;北京图里画得最用心的，则是紫禁城，就是故宫。

　　

　　早期画的故宫，很像越南的建筑，尤其是这两个翘檐，越南黎朝、阮朝的建筑才是这样的。他一定是凭记忆画的，只能以自己熟悉的越南高档建筑为参照。

　　

　　越南燕行使程图中画得最像的故宫，是清代后期，光绪二年，裴文禩使团画的《燕轺万里图》中的故宫图。这当然不可能是这时可以让使臣带着画笔进宫了，而是因为在这之前不远，越南模仿中国的紫禁城，在首都顺化建造了自己的皇宫，据说设计者还是中国派去的。

　　

　　但如果仔细看看他所画的，还是差了一点东西——著名的故宫三大殿的后两殿都没有了。因为后面他是不能进去的。他没见过，所以画不出来。后来大概有人跟他说了，后面还有很多建筑的，所以他在图上加了一个注释——

　　

　　欠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

　　

　　中国的帝后与文人

　　

　　越南燕行文献对中国人的描述是非常精彩的。这里我们以中国的帝后与文人为例，给大家作一点介绍。

　　

　　帝后里面要讲的第一位，就是乾隆皇帝。乾隆八十大寿时，召集了所有属国和属藩派使节到北京来给他祝寿。越南副使潘辉益在《星槎纪行》里，记录说他出发前，曾接到乾隆皇帝的命令，叫他带越南的演员一起到北京，跟中国的演员来同台演戏。

　　

　　据潘辉益记录，越南伶工到了北京，进宫唱了一下，乾隆非常高兴，接下来又想出一招，命太常官选十位中国演员，依照越南伶工的装扮——秀才帽、交领衣(越南当时还保留了明朝式样的服装)，让那十个越南演员教中国演员，用越南音调来演唱越南歌曲。最后到正式的开宴场合，中越分列左右，对唱越南人创作的祝寿歌，大获成功。

　　

　　显然乾隆皇帝是在利用这一特殊场合，来表达他在东亚地区的权威，强调所谓的“天下一家”。这是有关中国帝后的比较早的例子，是中国文献里面见不到的。

　　

　　清代中期也有一则有意思的材料，是潘辉注《輶轩丛笔》里的一条笔记。讲的是道光皇帝没有牙齿。

　　

　　他说：“道光帝今春秋始四十五，而齿已尽落，殊属异事。”才45岁，牙齿已经全没了。去问内务府，内务府回说：“帝为诸王时，射弩偶伤缺齿。”但真正的原因，是“嘉庆二十三年待钓于太湖，得异鱼不知名”，而道光皇帝太贪玩，不听嘉庆皇帝“鱼不知名，不可食”的劝告，“潜令烹煮，一日夜方熟，取而尝之”，结果“是夜梦神人来取鱼龙，醒起，齿尽落”。估计就是吃了有毒的鱼，导致道光皇帝的牙齿全落了。

　　

　　所以大家看道光皇帝中年时候的这个画像，非常瘦，就是因为他没牙齿。这个事情当时中国人就是知道，也不敢记到书里的。

　　

　　第三个材料，是同治年间的燕行使者黎峻、黄竝、阮思僴的《如清日记》里，记录了慈禧太后听戏。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听戏时也垂帘。同治八年的三月二十三日，燕行使们接到命令，进紫禁城迎驾，“大皇帝并两宫太后驾过，鼓乐作，奉敕宣召，仍照次列坐”，然后，他们遥遥看见“正殿中间施榻壹，上施青绸帐，两宫立帐前看戏”。

　　

　　从这些燕行文献看，中国帝后整个的生活是活生生的。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他记录各种各样的情形，比如说他也会说这个皇帝手很软，或者皇帝跟我说什么话，问我什么事，其实问下来都是很平常的，但因为是领袖的语录，所以他全部记录下来。

　　

　　燕行文献里除了有关于中国帝后的纪事，同时也出现了很多跟文人交往的记录。越南使者在中国的交游主要集中在两批人：一批是中国政府官员，另一批是地方绅士。越南派来的使者，汉文水平大都很高，来去有一两年，实在闲着无事，他就到处写诗，还老想找人唱和。中国的官员比较忙，尤其是清代后期，所以越南使者经常会找地方的士绅来唱和。这些材料作为中国的文学文献来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例如，在越南燕行文献里，我们发现了晚清大诗人陈三立的诗，而且是陈三立最早时期的诗。

　　

　　光绪二年到四年，越南使臣裴文禩到中国来时留下的一个诗集《中州酬应集》，里面有两首诗就是陈三立的。第一首是：

　　

　　觚棱回望五云高，江水秋清返节旄。重译久闻沧海贡，皇华更咏使臣劳。花堂围醉吟朋集，官烛摊笺妙语叨。璀灿纪行诗满箧，人天投分感吾曹。

　　

　　第二首是：

　　

　　归去仍乘下濑船，桄榔叶黑瘴江边。圣朝文物无中外，上国衣冠自岁年。荒峤风花还入梦，故山藤竹想参天。新醅菊酒逢残腊，应有新声播管弦。

　　

　　最后还有一个跋：

　　

　　光绪三年丁丑冬十月，珠江侍郎以贡京师使还越南，吾乡盛锡吾观察招陪节宴，围座笔谈，极中外一家之乐，用成长句二章，奉送归轺，即求赐和。豫章陈三立伯严甫呈稿。

　　

　　不要看这个诗写得很一般，其实很重要。大家知道陈三立现存的诗集，一个是南京图书馆藏的稿本《诗录》，主要是陈三立早年当官时候的诗;另一个就是现在通行的《散原精舍诗》，收的全部是戊戌变法陈三立被革职以后的诗。而现在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两首诗，是光绪三年(1877)，陈三立还没有出仕、25岁时候的诗。

　　

　　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讲，陈三立这样一个同光体的代表人物，最早写的诗是什么模样，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中国的另一面

　　

　　但是，也因为是越南人，所以他无所顾忌。无所顾忌以后，他就会描写很多中国的另一面。这另一面，有时候看上去是很不堪的。但从这不堪里面，我们也比较真确地知道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

　　

　　现在留下来的大部分燕行文献都是清朝的。整个清朝从乾隆时的全盛，到道光时的四面受敌，再到最后同光时期，朝贡的藩属国被西洋或日本所侵吞，最后离中华远去，从这另一面里，我们是很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痕迹的。

　　

　　首先我们举黎贵惇的燕行日记《北使通录》来看。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到八月间，出使回国的黎贵惇在长江一带顺流而下，遭遇了舟人贩盐。在这样庄重的外交使团专用船只里，船夫竟趁机一路贩卖私盐。

　　

　　黎贵惇记了好多次：六月份，“风顺，由舟人贩盐不行。”他就让通事(翻译官)找钦差官督促开船，但钦差官居然允许舟人商卖，“托以风少未可行为辞”。然后，再到一个地方，就又开始卖盐。卖了就停，再去请求，回说天气不好，船有问题，仍旧停着。

　　

　　后来到七月份，越南使者已经总结出规律：“大要伊(“伊”即钦差官)专听其管家，管家又与私人贩盐，到处商卖。”进了八月份，还卖盐，结果到了湖北省界，出问题了：“初八日、初玖日，仍驻，由钦差管家人陈魁前站船卖私盐，为驿上巡司察出，捉船户二人，盐百斤，馀送县。”到别人的省界里面，人赃俱获。当时“县官欲动文申详”，准备查办，而“钦差尚使解说，以是未行”，还是走不了。

　　

　　所以，越南使者在北京碰到过的一个士子，考取进士后，比他们晚三个月出发，在长江里后船追前船，居然跟他们重逢了。

　　

　　清代中期的情况就更麻烦了。

　　

　　道光十七、十八年之间来华的范世忠，在所撰《使清文录》里，记录了他在北京收到道光皇帝的赐品里存在质量问题一事。

　　

　　当时的赐品有“锦八疋，蟒绸缎八疋，蟒纱八疋”，其中“锦八疋”是最高档的礼品。但是，据范氏说，“领赏国物项间有锦八疋，内六疋穿裂颇多。”也就是政府操办的东西里，四分之三都是次品。

　　

　　也是在范世忠的《使清文录》里，还记载了邓廷桢察核地方官员的一个故事。那是越南使者到广西后听到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移文，定于本年正月中旬，抵该省辖，察核官吏。广西省向例，由该员自行考实勤休”。也就是自查。但自查能查出什么东西呢?

　　

　　就此传话的这个人，给越南使者举了个例子，“至如前途驺从船艘供应，颇属太广。每州县寻常照应，仿约三四千银两之外方得充需。不然，则摘出别事革削。以此州县望风惶惧，或以病告，或以老告。抚院堂亦虑失察之咎，听其告假”。得知邓廷桢要来查，这些有问题的地方官的第一反应都是——生病了，老了，不干了，赶紧走人。总督以下的高级地方官，怕邓廷桢来批评他们失职，也就随下面人去了，走就走吧。

　　

　　所以，道光十八年越南燕行使者到广西以后，碰到的实际情形是：“嗣而一路舟行，所过州县，间有新任员帖，有代理员名帖，有无帖者”。他每到一处跟人家交换名片，有的是新上任的官员，有的是代理的，还有竟然没有名片可以交换的。

　　

　　实质上，如果我们从文献所记整个来考察，从乾隆就开始就有这个问题。乾隆曾经有一次发了很大的脾气，因为他八十寿辰时，某地接待越南燕行使花了四万两银子，就是地方啊，什么东西要花四万两白银?彻查，最后居然查不下去。范世忠《使清文录》记的这个事情已经是清中期了，1838年，再过两年就是鸦片战争了。这个时候的败象，其实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过了这个时期，到了后面的同治时候，那就非常地不好看了。同治八年，阮思僴《燕轺笔録》记录了北京城大朝时候的场景——中国官员也从来不会记录这个——清晨到故宫太和殿前去朝拜皇帝的时候，“方礼拜间，见观者亦有拥挤行间，文员亦有混列右班”。所以越南使者写了一个评语：

　　

　　朝会大礼如此不整，无人举劾，亦一异也。

　　

　　地方的情况则更难以想象。1870年范熙亮的燕行日记《范鱼堂北槎日记》里记录，他们从南一路往北，接近北京城时住的宾馆，据说是“上漏下湿，无处可避，坐处架竹，蔽以蒲藩油纸。旅况如此，亦笑话也”。不仅如此，他们还遭遇了“乙使官失盗”。

　　

　　清代越南4或6年一贡，两部一起，所以有甲部、乙部。乙部的使官，是正使官。“大朝”就是正式觐见中国皇帝时穿的服装，“常朝”是普通外交场合穿的服装。而这位正使的这么重要的“服”和“冠”，居然全部被偷。

　　

　　事出之后，巡抚一级的派人彻查两天，居然找不到。然后这个地方官给越南使节出了个点子：“将就县员，请照原式备制，先令入京购办，俾及事。”这样也算了，他还关照越南使节一句话，说“贵使亦当为东道主人顾体面也”。这个话，越南人自己说是可以的，作为清朝的政府官员说，却是不太像话了。这个越南使者也不客气，他就把这句不太像话的话给记下来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不体面的。

　　

　　我们从中国自己的文献上看，相同时期是乾隆盛世，后面还有所谓同治中兴。但从越南人非常冷峻的眼睛看，那个天朝帝国，虽然还保持所谓朝贡体系，保持着有天子、有臣子、有外藩这样一个基本的结构。但是，这里面的衰败，实在是相当严重的了。

　　

　　馀论

　　

　　最后，我想对我们现在从越南燕行文献里面看到的中国，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这个小结，我也用越南人的话做一个开场。越南燕行使者到北京后，住在现在北京城南装潢豪华的“四驿馆”。越南使臣潘辉注曾这样描述：

　　

　　此馆体制颇华饬。本国使与朝鲜、琉球诸使来者分住。盖外国表文，惟我并此二国用汉文，与中华同，殊异于诸国也。

　　

　　作为同用汉文因而是一等外藩国家的使节，显然他是很自豪的。

　　

　　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这些越南使臣也非常有意思。比如乾隆二十六年来中国的黎贵惇，他非常喜欢对对子。他到湖南巡抚的衙门里，碰到一个中国武将。这个中国武将不知道越南使节的厉害，说，听说您是越南状元，我给你出个对子的上联，“安南贡使，安南使乎使乎”。黎贵惇马上就对出了下联，叫“天朝圣皇，天朝皇哉皇哉”。很得体，而且很有气度。不光如此，他还告诉这个不知深浅的中国武将：“此下句出《文选》。”

　　

　　事情还没完，这位黎贡使对完上面这个对子，回到自己船上，余兴未散，又就着那个“安南贡使，安南使乎使乎”的上联，说我还可以再对个下联，叫“天下大老，天下老者老者”。这个下联很有深意。一方面，可以解释说这个“老者”是长者，承认中国是“天下大老”;但另一方面，“天下老者老者”也可以理解为，你尽管是天朝，但是你已经老了。

　　

　　所以越南人在整个燕行文献里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图景，或者说他对中国的看法，其实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必须承认他们的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根基上的再衍生。另一方面，在现实的中国，他也看到了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所以他有时候也会自大，也会做梦，在想象中超越中国。

　　

　　我们现在讲“域外文献里的中国”，一方面是要通过这样的文献，来理解19世纪后期册封朝贡体系崩溃前中国和周边邻国的基本关系，来看这些邻国的汉文文献反映了当时中国怎样的实相。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从这样的文献里，吸取一个历史教训，就是在和周边国家建立和平外交的过程中，重视共同的文化的最基础源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历史文化的根，是西方人不能理解的。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本报所刊“域外文献里的中国”系列讲座各讲全文，已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章培恒讲座丛书”第一种《域外文献里的中国》。)

　　

　　文/陈正宏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法国亚洲学会学员。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文学文献学、美术文献与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近年致力于若干区域的东亚汉籍的调查编目工作，发表《东亚汉籍版本学序说》、《越南汉籍里的中国代刻本》、《琉球本与福建本》等系列论文，与人合编《古籍印本鉴定概说》、《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