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之战，是红军长征史上惊心动魄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平生的“得意之笔”，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伟大胜利。而这个传奇中，有一支鲜为人知的队伍——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他们是为吸引敌人注意而布置的“疑兵”，是为四渡赤水而不顾万千重围孤独奋战的一支英雄的队伍。

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组建，同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密切相关。1935年1、2月间，蒋介石的“追剿”步步紧逼，嫡系薛岳部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数十万兵力向遵义地区前进。中央红军几度受挫，1月28日，土城之战中主动撤退；2月2日，强攻川南叙永县城再次受阻。至2月7日，因敌军加强长江沿岸防御，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已无可能。危机时刻，毛泽东在2月9日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这就是说，暂时搁置北渡长江方案，转而掉头东进，以摆脱敌军。

孤军苦战，牵制强敌

中央红军要东进，就需要同时示形于其他方向以迷惑敌军，这就是疑兵。因此，中央军委扎西会议做出决策——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为贯彻这一战略决策，中革军委红军专门从部队中抽调出一个干部连、一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第5连）、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一个警卫通讯排和几名修枪工人，共400余人，由原红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任纵队领导人。这支部队，就是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前身。

新成立的川南游击纵队在2月12日进入川南叙永地区；中央红军则在11日东进，开启了二渡赤水的征途。

疑兵必须示形于敌，也意味着必须在避战中巧战，在遭遇中苦战，川南游击纵队正是如此。在与中央红军分手后，他们随即与叙永当地游击队会合。此时整个纵队仅600余人，重武器不过四挺重机枪，但在徐策带领下，他们于2月中旬挥兵指向叙永县城，在3月4日与川军、民团遭遇苦战；3月14日，进逼川南长宁县，诱敌增兵“围剿”；3月26日，再次陷入川军、民团包围苦战；4月30日，围攻云南威信水田寨，赶走敌军独立营；5月22日，击溃保商队，开入川南洛表镇……

事实上，四渡赤水之役，除川南游击纵队外，中央红军另外还设下三支疑兵，分别是黔北游击队、遵湄绥游击队和赤水河游击队，每支疑兵至多不过百余人，却与川南游击纵队一样主动求战，牵制敌军。苦战中一支被打散，另外两支曲折会合后，在7月辗转与川南游击纵队会师，合编为900多人的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徐策任司令员兼政委。

从2月成立，直至中央红军在5月初渡过金沙江，赢得四渡赤水胜利的整个阶段，几支游击纵队有意暴露行踪，以各种番号游走川、滇、黔交界之地，与数倍、数十倍的敌军周旋，迷惑调动敌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有时一天打几仗，这番左冲右突，主动求战，真让国民党军队视其为主力一部，引来“三省会剿”，从而牵制了大量敌军，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但在敌人一再“围剿”中，游击纵队自身也元气大耗，戴元怀、梁亚伯、张凤光等特委和游击纵队重要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纵队司令王逸涛经受不住艰苦斗争的考验投敌叛变。1935年7月13日长官司之战，纵队误入敌人重兵埋伏，遭受重创，徐策重伤被杀，包括多位骨干在内的百余战士阵亡。

生死关头，义无返顾

“疑兵”使命终结，主要领导人身亡，孤军悬于重围，加之叛徒王逸涛被任命为川南招抚特派员后，通过各种渠道展开劝降攻势，部分地方同志相继离队，纵队面临解体危险。这时，特委副书记余泽鸿挺身而出，接过了纵队政委和川南特委书记的职务，扛起纵队的大旗，率领这支疑兵继续前行。

在余泽鸿带领下，纵队接连开会，认真总结几个月来牵制和打击敌军的经验教训，确定下一阶段对敌斗争的行动方向，提出抗击敌人“围剿”的任务。通过一系列会议和休整，纵队情绪得到恢复和提升，尽管此时“三省会剿”有增无减，但红军战士重振士气，越战越勇。8月，连取贵州赫章和四川筠连两座县城，并在筠连县城打开监狱，救出群众两百余人，没收劣绅等财物分给穷苦百姓。9月，进占江安县重镇梅桥，攻占叙篷溪，又在贵州赤水县一碗水设伏，重创川军赵治国团，毙伤敌军100余人……纵队声威大振，“川南为之震惊”，而队伍发展已不是一味求战，而是在战斗中拓展生存空间，在胜利中宣传政策，为建立根据地而奋斗。

不过，这又谈何容易。民国以降，四川处在各路军阀犬牙交错的统治之下，军阀与地主豪绅勾结在一起，封建势力雄厚，对革命力量仇视之至。如此区域，区区一支疑军要打开局面极为困难。

纵队成立以来，先后派出多批党员赴川滇黔县乡建立农会、革命委员会和区委，却在军阀团练打压下一再受挫。国民党更容不得这支红军“主力”，三省重兵“围剿”之余，对余泽鸿使出利诱劝降和精神折磨的恶毒方法：一方面利用叛徒王逸涛与余过去的私交，“多方派人赴泽鸿处劝其来归，同做反共工作”；另一方面为摧毁余泽鸿的斗志，对其在长宁的家人施以高压迫害，不仅余家财产被刘湘亲自下令没收分给“剿匪”各县“有功”人员，而且安全更受到严重威胁。余泽鸿亲人中，在1935年的半年内，就因支持红军而遭逮捕、身受牢狱之苦达4人之多，家庭被搜抄4次，受惊吓致死3人，另有10余亲属也先后被捕关押。敌人还在农家墙壁上到处写着“余泽鸿送死，赶快投降才有出路”的标语，试图动摇游击队军心。

残酷的斗争面前，余泽鸿却更加坚定。10月6日，纵队攻占长宁老翁镇时得到情报，余泽鸿堂舅父潘国良叛变，出卖了长宁地下兵工厂党员余绍江。余泽鸿派人将其捉拿，下令将潘国良处决。

游击纵队的处境日渐艰难。9月下旬以来，随着“三省会剿”日益残酷，敌人正规军与民团不断袭击，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从黔北转战至川南，一路苦战不断，队伍减员严重。12月9日，纵队在梅硐附近的桔子岭等地被川军彭营和周化成部重兵包围，战斗十分惨烈，15日余泽鸿壮烈牺牲。

余泽鸿一家的重大牺牲，正是纵队所处困难局面的缩影。1954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致信余泽鸿父亲说：“你和你全家，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保全党的一些优秀干部曾不惜付出巨大牺牲，这种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虽败犹荣，英勇悲壮

此时游击纵队只剩20余人，纵队参谋长刘复初收拾残部进入川南连天山，开始一系列休整、扩军、学习和培训，队伍逐渐恢复至百余人。

就是这支看起来如此弱小、差点被完全打散的队伍，在得知红二、六军团即将于1936年3月到贵州，可以前去会合的情况下，却做出了继续留在敌后牵制敌军，配合红二、六军团长征的选择，毫不犹豫地在兴文洛柏林、炭厂等地发起主动进攻，使川南敌军不敢全力围堵红二、六军团。更令人咋舌的是，他们还在6月与红二、六军团派出的抗日救国第三支队、国民党中央军暂编五旅第三营的起义队伍会合。10月，又吸收了川军一个连的起义队伍，一度发展到近千人，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大旗，并于当年9月30日设伏痛击川南珙县县长刘治国率领的300余人“清剿”武装，打得敌人丢枪溃逃，俘虏警备队长等100余人。这些军事行动大大地牵制了敌人，为红二、六军团取得乌蒙回旋战的胜利和北渡金沙江作了积极的战略配合。

川滇黔边区纵队自建立以来，在四川的兴文、古宋、叙永、长宁、古蔺、纳溪、合江、庆符，云南的扎西、镇雄、昭通，贵州的赫章、毕节、大定、桐梓、遵义等川滇黔边区20余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摧毁反动区乡政权，解除地主武装，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地方临时政权和游击武装，沉重打击了边区的反动势力。

由于始终没能建立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支撑，纵队在牵制和打击敌人的同时，也始终没有摆脱被“围剿”的被动局面，频频与数倍、数十倍于己的强敌浴血周旋，得不到休养生息，最终于1937年1月全军覆没。而由这支游击队纵队组建和领导的云贵川三支游击队，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继续独立自主地坚持敌后武装斗争，开展地方群众工作，直到1947年为止。

1937年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出生入死、险离虎口的纵队女红军李桂红含泪向邓颖超汇报纵队斗争情况后，邓颖超沉默良久，说出这样一句话：“这是长征付出的代价啊……烈士精神不朽。”多年以后，张爱萍将军以“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题词高度评价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掩护主力部队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的杰出贡献。

孤军，是这支队伍的真实写照。

——摘编自《炎黄春秋》201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