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等5位中共重要领导人被捕后随即被枪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面对血与火的较量，生与死的考验，多数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宁死不屈。少数意志薄弱者则被吓破了胆，无耻叛变，和国民党特务一起，对党组织安全构成了极大危害。

在此形势下，中央特科专门成立了行动科，又称红队，担负起镇压特务、叛徒、内奸的任务。据民国时期上海市警察局档案记载，仅1927年至1931年间，在公共租界，中央特科“红队”就至少消灭了40名特务或叛徒。中央特科“红队”是保卫党组织的出鞘利剑，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打狗队”。

1929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通过他的弟弟一一在国民党军政部任储备司司长的白云深，秘密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自首。为了邀功请赏，他把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部分负责人将于8月24日在设在新闸路经远里江苏省委机关开会的消息，透露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

8月24日，白鑫通知中共有关负责人到新闸路自己家中开会时，已事先将开会的时间、地点、人员情况报告了国民党特务。会议开始，白鑫未到，而国民党特务却开着5辆钢甲囚车来了，破门而入，将彭湃等5人逮捕。敌人为了掩人耳目，事后还把叛徒白鑫一起押走。

中共5位重要领导人被捕，在中央引起很大震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于当晚即主持召开特科负责人紧急会议，部署对彭湃等人的营救，并要求迅速查明被捕真相，如发现叛徒，坚决予以制裁。

特科通过内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随即查出彭湃等人被捕系为白鑫出卖所致，并得知8月28日，彭湃等人将从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解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周恩来当即下令特科全体出动，在囚车经过枫林桥一带时，武装劫车救人。

8月28日清晨，一群电影摄制人员在枫林桥边拉开拍片阵势，过往的行人和小商小贩也多于往日，他们都是红队队员装扮的。按计划，枪支将放在皮箱内，由“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用脚踏车带到劫车现场。可范梦菊迟到了，红队队员还来不及清洗掉枪膛里的黄油，囚车已在森严的戒备中呼啸而过。

国民党得知特科曾在枫林桥布阵劫车，十分恐慌，蒋介石急电就地处决彭湃等人。8月30日，彭湃等即遭枪杀。消息传来，全党悲愤，周恩来亲自草拟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等文，号召人们“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同时明令“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

▲陈赓等部署了严密的行动计划

特科又通过杨登瀛了解白鑫的行踪，侦知他企图逃往南京。周恩来指示不能让其逃脱，制裁要坚决执行。白鑫自知必成红队追杀的对象，在国民党特务范争波、范争洛等严密护卫下，深居不出。

9月初，白鑫突然出现在作为中共中央重要联络点的达生医院，原来他患了疟疾。白鑫本与医院主管医生柯麟相识，但不知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在为他开罢药方后，试图将白稳在医院，趁机发出消息，可狡猾的白鑫见柯麟离开诊室，随即不辞而别。

柯麟经诊断，认为白的病尚需几个疗程才能好，特科遂策划在白鑫再次到达医院就医时行刺。然而，白鑫再也没外出就医，只是请柯麟只身到他的住所为其诊治。时隔月余，杨登瀛传来确信，白最终确定将于11月11日逃往意大利避风。周恩来决定，叛徒的死期就是他动身的那一天。

顾顺章、陈赓和谭忠余研究了严密的行动计划，由谭忠余等10名红队队员，在白鑫住宿的范公馆附近用手枪射杀白鑫，然后迅速撤离。

11月11日午后，由顾顺章亲自指挥，陈赓、谭忠余等潜入白鑫住所周围的弄堂，分别装扮成小贩、修补匠、送衣人或过路者。入夜10点，公馆附近寂静冷清，两辆车开到公馆门前，保镖和佣人搬运行李忙活了好一阵，可白鑫仍未露面。

约摸一小时后，有六七个人从公馆后门走出，白鑫也在其中，红队队员迅速扑过去向白鑫射击。由于夹裹在人群之中，白鑫没有被第一排子弹击中。他顿时意识到大难临头了，一面拔枪还击，一面狂奔夺路而逃。

白鑫的保镖随即开枪抵抗，看门的巡捕也前来护卫，一时枪声大作。枪战中，负责保护白鑫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身中3枪，重伤倒地；其弟范争洛连中6弹，当即毙命；巡捕中亦有人被打死。

三名红队队员对狂奔的白鑫紧追不舍，终于在他跑出20多个门院时，将他击倒，其中一颗致命的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

白鑫在众多保镖护卫之下，仍然未能逃脱中共特科的追杀，使整个上海震惊。数十家报纸争相报道白鑫被击毙一事，有的报纸还用红色标题大加渲染，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暗杀”。

——摘编自《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