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建党伟业》剧照

马林被租界警方监控，日本情报机关预先得到一大即将开会的消息：

大正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亚洲局第一课警视总监致局长外秘乙第九九五号

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明日即三十日，将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原名“适庐”处，召开该党大会，参加该大会的各地代表，系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等地的学生团体及其他各类联合会会员，亦有日本人参加，目前正在秘密侦查此人姓名，完毕。

这个情报并非捏造，开会的名义和地点都相当准确，说明租界警方已经在监控此事。本来按马林的要求，一大应该在6月20日召开，但是各地代表行动缓慢，多数是等学校暑假才动身的。毛泽东接到通知，叫上了密友何叔衡。因何与谢觉哉当时在湖南《通俗日报》共事，所以谢知道此事。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隐语就指中国共产党。他们大约走了五天，才到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刘仁静比张国焘晚走，7月3日在南京开完少年中国社的会才到上海。陈公博带着太太到上海顺便度假，7月22日住进大东旅社，应该是最晚到的。

关于中共一大的经过，当事人的回忆各不相同，互相矛盾。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花了很大篇幅，逐一进行考证。现在一大档案及相关文献已经公布，一是共产国际保存的俄文版《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一个是陈公博在美国写的论文中保存的英文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说明，这是第一手资料。我们以此为准，结合相关的回忆录来还原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与会代表13人：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两次出席。

会议日程：

7月23日开幕。第一次会议，张国焘主持，制定议事日程，马林做主旨演讲。

7月24日第二次会议，听取汇报。

7月25-26日休会。起草委员会制定“章程”和“工作计划”草案。

7月27日第三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7月28日第四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7月29日第五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7月30日夜第六次会议。马林到会，因侦探闯入和租界警方搜查临时休会。

会议通过的党纲确定了党的名称和纲领：

1.本党定名“中国共产党”（C.P.C）。

2.本党纲领如下：

A.联合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阶级消灭。

B.采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C.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悉归社会所有。

D.联合第三国际。

陈公博所写论文中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特别记录了会议期间关于党的性质、方针、政策方面的争论：

他们特别强调对现存其他政党的态度。第一个纲领写道，“对现存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在政治斗争、反对军阀与官僚，以及要求言论、出版与集会自由时，凡必须表明态度者，本党应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得与其他党派或团体发生关系”。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点是有种种原因的。首先是内战连绵多年，陷民众于水火，经济凋敝。共产党人遂认为，任何一个党派若使民不聊生，它便是人民之敌。内战不断，形势堪忧。对此不仅北京政府，而且连南方政府都有责任。这就宣示了一个真理：中国现存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值得参加。其次，当时许多共产党人代表的是其他党派或团体的激进分子。如果他们保留着其他党派或团体成员的资格，会有损于共产党员的人格。再次，由于承认不妥协是唯一的政策，独立斗争对党来说就很重要。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一起活动没有好处。

党纲领第十四条禁止党员做官和充当议员，并进一步说明，学校校长和大学校长如果经由政府任命，就视同官员，应如上述处理。这一规定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主张，教育行业不应视同做官，而且党建立伊始，凡能活动的地方应积极活动，不管他们是什么职业，即使是在政府职位上也好。由于持这种主张的一方坚持己见，这条规定遂留待下次大会作决定。

第一个宣言并未能发表。宣言的原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为基础论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立即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后一部分列举了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的弊端，指出孙逸仙博士的政府并不好于北方军阀政府。这种说法在大会上引起了重大争议。有些代表论证说，尽管国民党的纲领有许多错误观点，但目前它毕竟多少代表了新时期的趋势。孙博士所提的民生主义类似国家社会主义。然而，多数代表鉴于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认为那就应当推翻南方政府。最后，宣言还是通过了。但第二天另一项议案又决定把宣言的发布问题留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第一个宣言没有公布，其原稿遂不为世人所知。

当事人的回忆录都提到了这些争论，陈潭秋的回忆录是1936年写的，应该最接近实际情况。他写道：

“大会进行了四天，讨论的问题是：当时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章程，以及发展组织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间，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争论。一方面是以李汉俊为首的‘公开马克思主义派’。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须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因此，不赞成组织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且不主张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而主张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因此他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独立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基于同样的观点，他提出党的条件不论成分，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他信仰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即可入党。李达与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另一方是刘仁静为首的极‘左’派。他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斗争的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任何合法运动，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包惠僧赞成刘仁静的意见。大会大多数代表，严厉批评了两方面的错误意见，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但在过渡阶段的斗争策略上，不但不拒绝而且应当积极组织无产阶级来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决定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在一定的有利于无产阶级发展的条件下，应当利用公开合法运动。这一原则的通过，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初步基础。”

与会代表们在党的政治纲领上争论了三天，还没取得一致。马林等得不耐烦。他认为开会最主要的目的是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一切都以共产国际的决议为准就行了。到30日，他和尼克尔斯基强烈要求参加会议。这次是晚上在李书城的寓所（今中共一大会址）客厅举行。马林慷慨激昂地英文演讲，声震屋瓦，夏天开着门窗，从街上都能听见。会议进行了半小时，突然有个陌生人敲门，进来看看说走错了。马林警惕性很高，说一定是“包打听”，赶紧散会。于是大家纷纷从后门走了（据当年在法国巡捕房工作的薛耕莘说，那个身穿蓝袍黑褂，闯入会场的是探长程子卿）。李汉俊是房主走不了，陈公博留下陪他。不一会，来了一群法国巡捕、警察和中国翻译。陈公博写道：

“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我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查。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微笑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这只好通融。’一直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

陈公博用春秋笔法，写了这篇游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发表在1921年10月的《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这也是最早公开记录中共一大的文章。

陈公博陪着李汉俊应付法国巡捕两小时的搜查，抽了一听香烟，很是不爽。当夜在大东旅馆睡梦中，突然被隔壁的枪声和惨叫惊醒。第二天茶房慌张地说隔壁出了杀人案，一个男青年把一个女子打死了。真是祸不单行，陈公博一下没了情绪，带着夫人就离开上海去了杭州，一大也不参加了。

当天夜里，各位代表就商量怎么办，李汉俊家不能开会了，住在上海也有危险。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建议：她是浙江嘉兴人，那里有个南湖，开会安全。大家一听都赞成，于是一同乘火车去嘉兴。到了南湖，王会悟租了一条大画舫。备了酒菜，大家就在南湖泛舟开会。一群大男人在船上聚集恐怕引起怀疑，王会悟坐在船头，装成唱曲的歌女，这看起来就和旅游一样了。会议开了一下午，大家发言也都简短了。会议确立了联合共产国际的方针，选举了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陈独秀未到之前，由周佛海代理。代表们闭会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会议结束后大家即乘火车返回上海。回到上海时已是万家灯火。

中共一大最后在嘉兴闭幕是哪天？陈潭秋、张国焘、包惠僧的回忆录都说是在上海遭巡捕搜查的第二天，也就是1921年7月31日。但是有人提出异议，说是8月1日或3日。理由是8月1日嘉兴遭遇大风雨，开会只能在风雨过后。陈潭秋回忆录中说：“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到9时半以后，天忽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为败兴。然而对于我们倒很便利了。”这就是大风雨的前奏，从会议的过程来看，没有人会在上海耽搁三天时间。中共一大就这样紧凑地开完了。

当年开会的时候，恐怕多数代表都没意识到他们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有了共产党，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毛泽东作为创建者之一，带领工农大众搞起了武装斗争，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摘自《火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