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平

“追思”是一个充满肃穆和伤感色彩的词汇，近年来经常被这个词义冲击并压抑着。闻知旧恩故交作古的消息，心中总是不能平静。虽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逆旅过客，但红楼隔雨，天悬地远，还是难以接受。

我和昌平兄相识大约是在1987年前后，他到我们学校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其间有所交谈，他温雅的形象，使人印象深刻。论年龄他长我近一轮，我本科毕业时他硕士毕业，我自然尊其为大兄长。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顾况生平的几个问题——与傅璇琮先生商榷》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二期上，我拜读后钦慕不已。此后五六年，他一系列论文接连发表，分量都很重，极具影响，在我心中视他为学界师长。以后就是在一些学术会议上的接触了，我参与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一些事务后，常相聚商量。他是上海师范大学校友，我到上师大参加活动，多有机会行揖，而复旦大学学位论文答辩我们更经常一起参加。从每次论文评议可以看出，他阅稿甚细，提问中的，以和缓节奏显示判断力的语调，充满学者气——更准确地说，是海派学者风度。我想，如果昌平兄在高校工作，以科研积淀的实力走上讲台，一定是很受学生欢迎的。

眼光很高而性情平易，这是大家能够与昌平兄走近的原因。因其眼光高远，使人可得教益；因其性情平易，交往总是舒畅。他主事上海古籍出版社多年，在出版问题上有独到的学术观点和管理之道。这见诸于他的相关论文，更见诸于其出版实践。作为“老总”，因私因公有事我便想到“联系昌平兄”。2010年研究地域与家族文学的论文想结集出版，与昌平兄谈起，他说“稿子发来看看”。阅后不久即打电话说：“很好的选题，文章也有意思。”此书承他包括用精装封面等诸事都亲力亲为安排，出版后在学界反响还不错，我是很感激的。后来见面谈起，他说：“‘地域、家族、文学’，以三个关键词作书名倒很醒目，我正在写一篇论文，题目也准备这样，排比几个关键词。”不知说的是不是他其后发表的《文献、文化、文学之契合》一文，如是，则幸甚。也可以看出，他处理所谓“私事”，心中总有“学术”在。

▲赵昌平

众所周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800册在学界是很受重视的。我任学校图书馆馆长后发现馆藏中无此书，自然要购。文献部主任告知：价格较高，经费不足。我打电话与昌平兄联系，道“囊中稍窘”，他自然明白其意，说：“出版社对高校图书馆有优惠政策，但你要来面谈！”我如约而至，其实没有谈几句，结果便使随我同去的文献部主任心喜。中午我欲请他和出版社的朋友们坐坐，昌平兄说：“你们来上古谈业务、购图书，是支持出版社，公对公该我们请。今天约你，是复旦大学陈允吉先生也要来，正好一起便宴。”昌平兄为人大器和细致于此可见，而在公事往来中将“理”与“情”处理得如此持衡融洽，真令人温暖而感佩。

昌平兄平生学者的形象非常突出，至少在我心中这是他的主体形象。虽然我读过他的不少文章和《自选集》《诗注本》，但要全面评价他的学问，尚非我所能。幸《赵昌平文存》整理出版了，有葛晓音先生和陈尚君先生的两篇大序在，评骘全面且极允当，昌平足可安慰矣。尚君先生的《序》写好后曾发我看过，开篇即深情动人。我想起了他前年“泣别昌平大兄”所作的挽联：“冥味唐音恢弘书业续存文脉凡事奉公后己惜天壤终残唐诗史尊师任重伉俪情深接友诚淳终身守道执中信沪滨曾有真男儿”。52字可谓知己真言，不惟见昌平兄人品性情，亦见其治学之师承与志道。

我和昌平兄都治唐代文学，他的识见和成果高出我几个头地，远不止上下楼之别。除了起步早、起点高之外，我想这与彼此治学路径稍异有关。我们因老师（钱仲联先生和马茂元先生）的关系某种程度上都接续了无锡国专的传统和学风，但昌平兄步武马先生由源至流，在先秦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下了功夫，蓄积深厚，泓涵演逸，故研究唐代文学能日大以肆。我对钱先生在先唐经、史、集三部上的成就心向往之而力不及，是由隋唐而下以明清诗学反哺唐代诗学。谈论至此也许逸出题外了：晚于我辈者欲研治唐代文学，将先唐文史的根基筑牢非常重要。只要看一看昌平兄的《建安诗歌与<古诗十九首>》《谢灵运与山水诗起源》《鲁仲连、赵蕤与李白》《李白性格及其历史文化内涵》《李白的“相如情结”》《李白与选体及玉台体》等论文，便可知根植于先唐对研究唐代文学多么重要。大约1990年代后期，葛晓音先生曾赐我《八代诗史》大著，由此知这也是北京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的传统。昌平兄研究唐代文学的路径，与他在北大接受的学术训练也有密切关系。我最近发愿将《全唐诗》细读一遍，并尽可能作些批注、圈点，进程已经开始。但看来还是应该从《诗》《骚》向下，但时间如何分配呢？这是由《赵昌平文存》散发的学术气息生出的触发和感慨。

▲《赵昌平文存》，中华书局2021年出版

昌平兄学术研究的路径大致如上，而其特点概要述之有三个方面。一是感悟文心，抉发诗理。感悟力，也许是天成的，看不见、摸不着，难以道其具体，但就天然存在着。文学研究者如果没有几分感悟力，所有的理论和语言都是“钝器”。当然，绝对将文学感悟力说成先天的，也不完全正确。昌平兄对文学作品篇章、结构、语义的敏感度很高，应该与他自己写诗，细致摩挲意象、意境、意脉有关。如他认为人们一般对“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理解不确；对“薄雾浓云愁永昼”“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理解也不允当，就在于“我们读诗的时候会通过一个一个诗句体会意象，慢慢地、像抽丝似地把这个意脉把握住了，进而真正体会到诗歌的意境到底是什么。这里面，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很好地把握诗歌的脉络。”昌平兄所论，题为《抽“诗”剥茧，读出不一样的意境》（《解放日报》2016年12月13日），抽“诗”剥茧之功，是感悟力和对文本结构理解力的合成，这方面昌平兄有独到之处。

二是重视文献，养根竢实。“养其根而竢其实，根之茂者其实遂”（韩愈《答李翊书》）昌平兄深谙此理。他认为，文献学是一切中国学术的基础。近世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文献学研究的成绩在中国文史研究中三维中最为显著，也为文学研究的推进，提供了最丰富的土壤。他最初的学术论文即顾况、张志和生平考证，后来又研究郑谷文献并参与了《郑谷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由此可知他于文献考据、于实证研究是倡导派，也是实践者。他一直强调“每一种新文献的发现或旧资料的考订，都潜在地对各种文学文化现象提供新诠释的可能，学科整体研究的突破经常以文献学的突破为前提。”昌平兄是个严谨而真率的人，他有“夫子自道”：“我主要治文学史，但是每一篇论文起始的工作就是要查稽傅（璇琮）、陈（尚君）等十数位文献学专家的考论。试想如果连研究对象究竟存留多少作品，自己所面对的文本是真是伪都搞不清，由如何进入研究？” （《文献、文化、文学之契合》，《文学遗产》2013年第六期）他长期在古籍出版社工作，接触并推出大量古典学文献，其“重量”他掂得出。我不敢说昌平兄的所有成果在文献史料使用上都无缺无譌，但基于文献，言必有据，则属无疑。

三是视野广博，格局宏阔。昌平兄承施蛰存、马茂元两位大家唐诗学之教，根基既实而鸿谋在胸。在八十年代国外文学理论、文化观念的传入的氛围中，他很敏锐地取其可“为我所用”的部分以广眼界。他的学术视野是古今中外、上下左右，而其理论意识是兼取《文赋》《文心雕龙》和唐人意兴、意象观与西方文艺观有机融合。1990年代是昌平兄学术思想最为活跃时期，撰写过数篇很有见地的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引起学界关注。朋友们也都知道，他进行了若干唐代文人个案研究并协助马茂元先生完成了唐诗选注后，已开始构思撰写一部《唐诗史》，其创新性思路基本体现在《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线点面综合效应开放性演进’构想》一文中。文章表述详细却略显繁复，我的理解是以文献为柱础，文人为脉络、文心为本位；填平旧学与新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鸿沟；包含但超越单一人学、社会学、心态学的唐代诗歌史。这是一个非常超前且难度极大的新断代诗史研究，一旦成功，定将形成唐诗史研究全新面貌、格局、高度。从其《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盛唐北地士风与崔颢李颀王昌龄三家诗》《“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三篇论文已可以看出他思考的理路，拓展性与新颖性都很强。其中尤以《“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一文，文献利用与思考向度都让人耳目一新，至今仍然具有经典意义。

昌平兄有诗云：“半山黄叶间红叶，一路松音伴足音”（《游岳麓山》），这是金秋之景。73岁，对昌平兄来说正是人生、学术最美好的收获季节。其遽然谢世，离开了他长期贡献力量的出版事业，离开了他鸿图待展的学术工作，天地不仁，痛曷可言！然有眼前的这本《文存》，我们便能看到他人生的青松翠色，听到他留给我们的空谷足音，感受到他优雅而有力的步伐、姿态。今天这么多学者在凝视、聆听、感会，祈愿昌平兄有知而宽慰。

不老的昌平兄，永在的昌平兄！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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