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辞格审美史》，宗廷虎  陈光磊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2019年4月，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辞格审美史》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著是迄今为止最为“厚重”的中国修辞史，这不仅因为它形式宏大：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者——六个省市十所高校17名老、中、青三代学者，撰著过程——历时十年、九易其稿、十期简报、19次研讨会，字数——皇皇五卷本226万字；而且因为其内容丰富：它不仅是一部修辞格（简称“辞格”）发展史，还是一部审美演变史，抑或是一部文化关系史。说是修辞格发展史，是因为该著的立论基础是“阐明所论辞格古往今来的结构类型及其历史演变”；说是审美演变史，是因为该著的立论要旨是“阐明所论辞格呈现于其结构演变中的审美特点的历史变化”；说是文化关系史，是因为该著的立论依托是“阐明所论辞格构成及其审美的历史变化与社会语境，尤其是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联系”。这种立足结构描写、着眼审美阐释、联系社会文化的多维式修辞史撰著体例，开辟了新路径，开发了新领域，开创了新局面，势必对中国的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研究，乃至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史研究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辞格史论的新进展

一般而言，历史、特别是社会发展史，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都要求朴实简明，客观描写，辞达而已。然而人文科学史则略有不同，这是因为，人文科学史首先要在特定科学观的指导下确立描写的对象和范围，然后再对所选定的对象进行历时的考察并作出科学评价。可以这样说，社会史自“史”至终，一以贯之，而人文科学史则“史论结合”，双轨并行。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就在《修辞学发凡》之“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中对辞格演进作了亦史亦论的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望老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在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治史方法，而《中国辞格审美史》则是这一方法的出色运用。

（一）理论阐释的深化与创意。研究修辞史，不仅要有正确的历史观，而且要有正确的修辞观，自然，要研究辞格史，就必须明确辞格的内涵与外延，不然，史料搜集就无从谈起。以前的修辞史，往往理论阐释不足，有的直接描写某一修辞现象的历史，如钱锺书《谈艺录》和《管锥编》中对一些辞格演进轨迹的勾勒；有的简短介绍某一修辞现象的区别性特征，然后再做历时描写，如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史》。即使是宗廷虎、李金苓的《中国集句史》这种专写一个辞格的专著，全书30余万字而仅用2000余字说明集句本体的性质范围等。而《中国辞格审美史》则不然，全书226万字，近四分之一的文字是理论阐释和评价。首先，“绪论”用四万余字对辞格的定义、特征、形成基础、审美机制、文化动因等进行详细分析，其次，每一个辞格都用两三万字从以上几方面展开论述，11个辞格史仅对辞格的本体研究就近30万字，这比一般修辞学著作，如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对辞格研究的文字还要多，甚至比专门的辞格研究著作，如谭永祥《修辞新格》《修辞精品六十格》和《汉语修辞美学》等的字数还要多。第三，对特定辞格在特定时段的特殊表现方式，往往也深入探讨其审美功能和社会文化理据，并根据已定的辞格界定对修辞现象进行科学评价。加上11个辞格史的“结语”，全书理论、评论性文字多达50余万字。我们并不是用字数多少做评价标准，但大篇幅研究修辞本体，评价修辞得失，至少说明理论阐释深入细致，现象评论全面到位，这在以往的史著中是少有的。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该著对辞格演进的阐释和评论，不仅继承了陈望道的修辞学思想，而且有所细化和深化。比如对偶，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对偶本来不必排斥……但魏晋以后，竞尚纤巧，往往以为文辞一定要对，那就成为措辞的镣铐。所以唐代曾经有过一度激烈的反对，‘五四’前后也曾有过一度激烈的反对运动。”对此，《中国辞格审美史》却用了22万5千字进行历时描写和动态阐释，特别是对汉魏时期由偏好形式美而“难免削足适履”的审美趋向作了全面分析，并深入追溯原因。可以说，这种建立在辞格史实基础上的评论和分析，正是“论从史出”精确而细致的体现。

（二）史实描写的丰满与层次。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料熟。远从《诗经》《尚书》、历史散文、诸子百家，中贯汉唐至明清的诗词歌赋、戏曲小说，近至各种语体文体包括网络文字，所有辞格用例都为作者亲手爬梳剔抉，很少转引复制的二手材料。二是选材精。对同一辞格在同一时代同一语体中的无数个体，该著的选择很具典型性和广覆盖性，以回文辞格在唐宋诗中的运用为例，作者分三个层次进行选例:第一是文体层次，从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四方面展开；第二是内容层次，在上述每一文体中又分为单篇回文诗、唱和回文诗和四季回文诗；第三是作者层次，从每一内容层次中选择三到五位作者的诗作。如“七律回文诗”之“单篇回文诗”中就选了最具代表性的唐代徐夤和宋代茹芝翁、汪元量的诗作各一首。三是描写细。前述《中国修辞史》用150万字全面描写汉语修辞中语音修辞史、词汇修辞史、句法修辞史、辞格演变史和篇章结构修辞史各个方面。而《中国辞格审美史》仅描写11个辞格（比《中国修辞史》还少一个），字数就多达226万！这足以说明，该著无论是史迹追踪还是史实描写、史料分析都是很精细的。还以“回文辞格审美发展史”之“现当代”时期为例，作者首先揭示现当代回文审美的特点，对回文诗、回文词、图形回文体韵文、回文曲、回文赋、回文联以及政论、新闻、广告等语体中的回文进行宏观概括，接着又用近六万字分别对这些文体中回文审美现象的传承和发展、类型与变体进行详细描写，通过大量回文文本的比较归纳，详细描写出其在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中不同面貌。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辞格审美史》既有描写修辞审美史实的“彰往”，也有根据历史进行逻辑推演的“察来”，真正体现治史的终极目的。该著不仅在“绪论”中揭示辞格审美与文化发展、语体发展的关系，进而预见“辞格美的创造”如何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而且在具体的辞格描写中也都有对未来趋向的推算。这对辞格的使用和研究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辞格审美的新视野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望道就在《文章的美质》和《美学概论》中指出修辞和美学的共生互动关系，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更进一步指出辞格的两个区别性特征：一是结构特征，即“辞格不过是修辞上几种重要的模式”；一是美学特征，即辞格是“魅力比较深厚的”语辞。可以说这是学界认同度最高的认识。然而，已出版的几部修辞史，却多侧重辞格的结构演变，很少进行美学观照。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辞格审美史》弥补了这一缺憾，第一次对辞格与审美的关系作了系统深入的学理阐释，尤其是第一次从审美的视角系统深入地考察辞格的历史演变，开拓了修辞与审美历史汇通的新境界。

首先，该著继承了陈望道的辞格观，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辞格：呈现美感魅力的话语模式”，继而详细阐释辞格的两大特征：特定的表达性能：具象性、体验性、情感性；特定的结构模式：运用特定手法形成各自的结构模式。

其次，该著继承了陈望道的美学理论，对辞格的审美观照都一以贯之地按照陈望道《美学概论》对美的六大分类展开，而对辞格审美形成机制的分析也是基于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的三大核心命题：“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和“修辞要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当然，该著最重要的贡献是发展和完善了陈望道的修辞学思想和美学思想。陈望道在《美学概论》和《修辞学发凡》中作了学科互通、互释、互补性的研究，揭示了辞格的审美属性和审美效能，为后来者指引和开发了辞格审美研究的新途径。而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辞格审美史》循此路向，把陈望道关于辞格审美属性的认识演绎成了一个辞格审美系统，尤其是延伸出一个辞格审美演变系统，这是对中国修辞学和修辞史的一个突出贡献。该著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论述辞格形成的美学基础，并用三万余字阐释“辞格的审美观照”、“辞格审美趋向与汉语文的演变”、“汉语辞格审美演变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辞格美的创造与汉语走向世界”，后面11个辞格的理论部分都是严格按照定义、特征、生成基础、审美功能这个框架进行建构；而具体辞格的演变描写则都以结构为核心，以审美为主线。

可以肯定地说，从审美的视角系统地观照辞格及其演变，这不但填补了修辞史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切中了辞格的本质，尤其反映了辞格发展与中华民族审美追求演进的互动共生关系。

三、文化语境的新阐释

《中国辞格审美史》不仅能够“彰往察来”，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对修辞史实进行精细描写，进而预测、指导、推动辞格的未来发展，而且还做到了“显微阐幽”，对辞格发展的逻辑理据、社会文化动因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在“绪论”和各章“导论”中，作者都有辞格生成机制的精当论述，揭示辞格的哲学、心理、美学和语言基础，阐发辞格发展与社会、文化、文体等的互文关系。

该著突显了汉语汉字对辞格生成的主体作用。所描写的辞格虽然在其他语言中也大都存在，但其中双关、排比、回文、对偶、复辞、列锦等都与汉语言的结构特点密切相关，这就比世界上其他语言中的同类辞格更具独特的精彩。如双关，就是依据汉语言的同音多义功能而构建，李商隐《天涯》“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就是“啼哭”之“啼”与“啼叫”之“啼”的多义共现，刘禹锡《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又是“情感”之“情”与“晴朗”之“晴”的同音互显。而对偶、排比、列锦则是汉语基于音长的音节对应节律，基于音色的韵母复现韵律，基于音高的声调对立声律的具体体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张养浩），“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就分别是这“三律”——音节整齐、韵脚押合、平仄对应的典型代表。至于回文，就更是汉语的单音缀、非形态和重语序的结构特点以及汉字的单音独体、多义兼容之特点共生的产物。当然，同形复现的复辞格，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可道，非常道”、“骑车人一把把把把住”等，也是建立在上述汉语特点基础之上的。

一部辞格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文化与中国辞格的关系史。该著辟专节从五个方面探讨“汉语辞格审美演变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第三卷第五章“引用辞格审美发展史”为例，先秦时期引用与祖先圣贤崇拜、学术争鸣、游说君主，秦汉魏晋南北朝引用与朝廷偏好、文坛风气、文体发展，隋唐宋引用与儒释道融合、禅宗理念与独创精神，元明清引用与封建社会衰落、商品经济发展、城市文明兴起，现当代引用与中外文化对接、语文体式发展、文学文化运动等紧密相关。阅读本章，我们不仅能厘清引用辞格审美的演变轨迹，还可以透视历朝历代的社会文化面貌，这对弘扬传统文化也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辞格审美史》既是一部辞格、审美、文化交织的修辞论，也是一部修辞观、审美观和历史观融汇的修辞史，这种本体论和方法论高度统一的治史方式，不仅对未来的修辞学和修辞史研究将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可以说，《中国辞格审美史》为未来的修辞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可以想见，如果该著论述之外的其他辞格，以及语音、词汇、语法、篇章等其他修辞方式都能进行历时的审美观照和文化透视，则必将对中国修辞学的繁荣、中华文化的彰显产生重要影响。

作者：高万云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