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在延安为毛泽东拍照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摄影和电影在中国属于一种高科技时尚艺术，借助声光电，演绎真善美，具有综合性和大众化艺术特征。延安革命队伍与现代时尚文化基本保持同步，国内外电影艺术家关注延安，奔赴延安，聚焦延安，革命队伍里诸多摄影爱好者组成专业或业余电影组织，有力推动了延安电影摄影艺术发展。延安时期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影像文献资料，其范围涉猎之广泛、题材内容之丰富、表现生活之深刻、记录时代之真切，都是此前中国革命历史所没有过的，主要归功于延安电影团摄影师和革命队伍里摄影爱好者们艰苦卓绝的工作。

1938年4月1日，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在延安成立，高朗山、赵品三为正副主任，艾丁为秘书长兼总务部长，徐小冰（徐肖冰）为技术部长。该社筹备工作始于1937年8月，曾拟名西北电影社，其间因故停顿了。正式成立会上，该社宣布其主要任务是“用抗战中血的经验来教训全国人民更坚决地抗战；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华民族在为正义而战，以博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该社主要成员除徐肖冰为专业人员外，其他都属于摄影爱好者，他们分别有各自的本职工作，处于战争环境，工作调动频繁，影响了电影摄影艺术交流。该社曾在八路军汉口办事处、西安办事处设立联络点，接收电影摄影爱好者工作联络和专项捐赠。受器材设备、专业人才等条件限制，该社实际开展活动有限。

1938年8月，上海进步电影人士袁牧之、吴印咸来到延安，并带来了从香港采购的电影拍摄器材，以及接受荷兰国际友人伊文思赠送的摄像设备。与此同时，王稼祥从苏联也带来摄像器材和电影拷贝。在人才、设备都齐备的情况下，1938年9月初，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延安成立，边区抗敌电影社随之解散。

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列入八路军正式编制。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总政秘书长彭加伦协助管理具体工作。红军老战士李肃担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咸、徐肖冰为摄影。1938年12月，肖向荣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具体领导电影团工作。194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整建制编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更名为“联防军政治部电影团”（简称“联政电影团”）。抗战胜利离开延安后，人们为强调电影团及其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影响，习惯称之为“延安电影团”。

延安电影团成立后，立即开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1938年10月1日，纪录片第一组镜头在黄帝陵拍摄，旨在告知天下，中国共产党人誓为抗日救亡之先驱，唤起炎黄子孙爱国热情，动员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在拍摄完延安地区的全部素材后，按照计划，摄影队深入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拍摄。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电影团成员东渡黄河，进入晋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栉风沐雨几千里，穿越敌人重重封锁线，跋山涉水走遍了八路军所辖的晋西北、晋北、晋东北、冀西、雁北、平西等地区。电影团成员被边区军民奋勇抗日的精神深深感动，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影像素材和照片，甚至在游击队的掩护下，深入到北平附近的南口，拍摄了日本侵略军的装甲列车在铁路线上巡逻的画面。在晋察冀根据地，摄影队跟随白求恩从冀西转战冀中，前后将近两个月，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影像资料。

1940年5月，鉴于延安不具备电影后期制作条件，党中央决定派袁牧之和冼星海赴苏联，进行《延安与八路军》后期制作，并学习考察苏联先进的“红色电影”和音乐制作及管理经验。遗憾的是，他们到苏联不久，莫斯科遭遇德国法西斯入侵，在慌乱的撤退过程中，已基本制作好的《延安与八路军》底片样片散失了。后来，经过五年的漂泊流浪，袁牧之辗转回到延安，冼星海不幸病逝他乡，享年40岁。

1942年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电影团拍摄制作了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又称《南泥湾》）。在胶片紧缺的情况下，吴印咸精打细算，最终用1500英尺正片完成拍摄任务。影片真实记录了三五九旅向满目荒凉的南泥湾进军，战士们风餐露宿，在荆棘丛生的荒野烧荒垦地，开挖窑洞，修路筑桥，烧炭造纸，以及创办其他各种手工业作坊。影片还穿插了延安党政机关、学校的大生产运动。经过艰苦的大生产运动，影片结尾是陕北晴朗的秋天，南泥湾变成陕北江南，五谷丰登，瓜果遍地，牛羊成群。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后的八路军战士们，学习文化，练兵习武，决心要打败日本侵略者。

1943年2月4日晚，《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王家坪中央军委礼堂举行首映式。尽管是用放映机放映画面，用留声机播放音乐，用扩音机现场解说，三者互相配合而成的“有声电影”，依然引起现场观众们的热烈欢呼和阵阵掌声。此后，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巡回放映，受到广泛好评。2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影片制成上映的消息，引起边区各界的关注。重庆《新华日报》即时转载，在国统区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徐肖冰在华北抗日前线拍摄的百团大战，八路军指挥农民们拆毁日本侵略军的铁路交通线

延安电影团下设摄影队和放映队。从1938年到1946年的前后八年时间里，延安电影团克服了物质上、技术上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还拍摄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张浩同志出殡》《九一运动会》《延安女大》《日本工农学校》《延安秧歌运动》《延安群众向朱总司令献旗》《刘志丹移灵》《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延安工业生产》《纪念抗战暨追悼阵亡将士大会》等新闻素材，同时还拍摄了数以万计的反映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内容的照片，巡回放映了十几部苏联早期电影和美军观察组赠送的电影拷贝，包括一些彩色卡通动画片。

电影团办公地点，位于延安北门外凤凰山北头的几孔窑洞里。工作人员因陋就简，发挥了无限的创造精神，在窑洞里完成了手工式的影片制作和照片冲洗、印放工作。电影团还举办了两期摄影培训班，自己编写教材，先后培养出五六十人的摄影队伍。

除专业电影摄影活动外，延安还有很多个人摄影爱好者。他们中有的人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就已经有个人照相机，熟悉拍摄冲洗加印全流程；有的是在革命队伍里，受到摄影专业人士影响，学习摄影，尤其是从战场上缴获到摄影器材，经组织安排交给哪位同志使用，往往会成为大受欢迎的时髦。

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八路军成功伏击日本侵略军，缴获大量战利品中有一架德国造的莱卡照相机，被送到太行山抗日前线总指挥部。照相机交给了会拍照的赵品三。赵品三多才多艺，曾在江西中央苏区主持设计红军军服，创办红军“八一剧社”。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山西太原接待徐肖冰参加八路军，朝夕相处一段时间里，学习了摄影技术。辗转回到延安，担任西北青年救国会军事部长兼西北抗日剧社总社长，1941年任中央军委秘书厅副秘书长，摄影是其业余爱好。革命生涯，戎马倥偬，他们随身带着照相机，留下许许多多现场影像照片。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延安电影团派出钱筱璋、田方、许珂等人组成先遣小组，随军前往东北执行接收伪满电影事业的任务。1946年6月，延安电影团大部分成员前往东北，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同年7月，中央宣传部决定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归属西北局领导。该厂受命组织拍摄电影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安排编导、演员到吴家枣园深入生活，在延安南门外七里铺山沟里找到一个村庄，作为外景基地，同年9月正式开机拍摄。受战争影响，拍摄工作停止。1947年1月，该厂主要技术人员组成随军摄影小组，拍摄一批西北战场军事素材，留下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为了完成西北战场纪录片的冲洗印制，学习电影技术，为西北电影厂培养干部，1947年10月成立西北电影工学队。地址在当时中央西北局和中央晋绥分局驻地兴县北坡村，成员包括来自原延安电影制片厂的技术骨干，以及先后从陕北的抗战剧团、绥德文工团，晋绥地区的战斗剧社、七月剧社等单位调来的文艺青年，共约30余人。经组织安排，该机构成员长途跋涉八个月到达东北电影厂，学习电影各部门技术。两年后，学员们回到西北从事电影工作，成为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源头。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19年第九期

作者：朱鸿召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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