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村画梅贻琦(左)和杨钟健

不识梅贻琦

2018年值得记住的一件事，就是看了电影《无问西东》。实话说，是这部电影让我知道了——梅贻琦。而电影迟映了几年，让我晚知道他几年，但一知道，便记住了他。

因为这位寡言的先生说过：“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陈寅恪说他：“如果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像梅贻琦说话那样谨言、那样少，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政府。”这位不像校长的校长又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还说过：“大学教育之重，在于人格。”

因为这位校长用废纸起草公函。因为他没有被称为大师，却为清华园请来了众多大师，还为后世培养了很多大师。因为曾在西南联大读过书的何兆武说他：“每一次警报来的时候，他总是穿一身长衫，拿一根手杖，慢慢地走，而不是（像）有的人一听警报就乱了，就非常之慌乱，就乱跑，他不是。（他是）安步当车地，而且还疏导学生：不要急，这条路窄……”这就是先生的斯文！

因为1949年，他要离开大陆，学生们执意挽留他，他还是走了，原来他是为了保护清华庚款基金，清华大学建校就缘自这笔基金。1962年他病逝后，人们在病床底下他留下的手提包里看到的，竟然是清华在美国的所有庚款基金账目，每一笔款项都记得清清楚楚，分毫不差。至今，这笔款项仍在为台湾清华大学所使用。

还因为他没有留下什么学说、宏著，可是后人公认：没有他，就没有清华，没有西南联大，更没有在战乱频仍、半壁沦陷下保存了国家的教育元气和一份精神的力量……

我所以记住了他，正是缘于他的言与行。

父亲记忆中的杨钟健

在电影《无问西东》中，听到一个曾经熟悉的名字：杨钟健。

我小时候，住家在中国科学院大院，大院里有大气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古脊椎所是一座淡黄色三层办公楼，我们一帮孩子老爱去那里玩儿，因为一层有个大厅，趴着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一尊巨大的恐龙骨架。在大院里经常能见到一些叫“科学家”的人，像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张文裕、侯德峰等等，他们看上去都是很平常的样子。那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有多么了不起。还有一位叫刘东生的，住我家斜对面，父亲说他是老西南联大的，搞黄土研究。当时我还奇怪：黄土有什么好研究的？

多少年后，在贾兰坡先生家的墙上，看到一张放大的杨钟健与步达生、王恭眭、德日进、巴罗博、裴文中、王恒升等人在野外合影的黑白照片，下面一行墨笔字：中国地质学的开拓者。我才知道杨钟健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与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928年他负责北京周口店发掘工作期间，中国猿人第一颗头盖骨被发现。

年迈的父亲跟我讲以前的人和事，一次，就说起杨钟健。上世纪50年代初，我父亲因故去古脊椎所当勤杂工。杨钟健时任所长。“他中等个儿，挺敦实的，不太爱说话，说话有点儿口音。别人说他有脾气，我倒觉得他人还算客气，见面常打个招呼说两句，也许他是出于同情吧。”后来有一天，父亲去地安门偷偷看过杨钟健。“当时他快80了，绷着个脸，背着手在小屋里来回溜达。感觉他那时候挺寂寞的。”

现在我还经常回科学院大院，父母亲的老屋还在，但大院早已物人皆非。有时候看着那些从高大簇新的现代化研究所大楼里进进出出的年轻人，不由得想：在他们中间，还能走出像杨钟健那样的名家大师吗？

文：罗雪村

编辑制作：薛伟平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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