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循着火光而来》
张悦然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于 是
将近十年了,我们只能在文学期刊上看到张悦然的短篇小说,这绝对不是因为她懒惰。倾尽心力打磨的长篇小说《茧》是她作为小说家的扛鼎之作,十年间几易其稿,占用了最主要的创作时间,她还担任《鲤》的主编,留给中短篇的余裕因而不多。但她同时还有教职在身,每学期都要给学生讲解经典短篇小说,这让她比普通读者、乃至普通作者更深入地探索了斑斓多姿的短篇世界。
十年间她的短篇合集即为《我循着火光而来》,囊括了她发表于《收获》《鲤》等刊物上的十篇作品,既可见早年创作中的颓废美学(例如《浒苔》中擅长助死的死伴形象),更能读到小说家成长的痕迹。青春小说家的成长,必定体现于题材的拓展、人物的异己;这种成长,是顺遂的青春渐渐氤氲到日常角落的过程,无论死角或转角,以小说家特有的眼光窥见夹藏于社会褶皱中的不同阶层的生活况味。年轻气盛时的哀婉忧郁虽绝对、纯粹,却通常敌不过人间烟火的损耗,因而,大部分少年成名的作家都要经历一次次脱胎换骨式的蜕变,否则,文学疆域难以拓展。
张悦然文学世界拓展的一大标志是:阶层隔膜成为这些紧贴现实的短篇小说中的重大主题。金钱带来观念上的富有,富有者却摆脱不了精神上的无聊,因而要依附于物质、艺术、社交等强大的外在物。另一方面,才华带来观念上的傲慢,却常常让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不得不依附富有者。这种双向的依附联动时,很难分清情感的真实动力,人世的伪善、荒谬因而得以凸显。
我很欣赏张悦然在《我循着火光而来》中精巧的设定:主人公是业已离婚的中年女人,毋庸置疑的养尊处优、不问世事,劈腿离婚的老公很清楚她的问题所在,“吹吹尺八,学学茶道,看看书和展览,你以为这就是生活了吗?你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所谓外面的现实,包括给名人打杂的所谓助理、怀着艺术梦想的青年,也包括不惜鱼死网破的疯狂情妇。这些人物鱼贯出现,利落地产生激烈的动态关系,表面富有的女人第一时间就感受到被人依附所意味的危险,最后,危险迂回地反射回她自身,她似乎在新鲜的情爱关系中获得力量,却同时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结果,疯女人杀死了她的前夫,身为前妻的她即告失业,失去财源,顿觉生命中的自由、乃至允许他人依附于自己的虚假能力都实在不堪一击,依附于她的青年画家也注定失去希望。好像起了一阵乱风,火光骤灭。张悦然在短篇的篇幅中制造跌宕起伏的内心戏,用两三对人际关系点明了阶层动荡的真相——属于不同阶层的个体可能随时发生身份的转换,换言之,阶层内部不堪一击、瞬息万变,自我价值也在动荡之中。
更令人感慨的是,情爱看似推动情节之手,实则退居二线乃至十八线,沦为改变自身状况的一种手段。原本作为青春作家乐于讴歌的性情之核心——爱情——在此明确的缺席,成为阶层动荡中率先而彻底的被隔膜的元素。人们不再光明正大、确凿无疑地谈论自己的爱情,过于偏执(如小说中的那位小三)就必为疯狂;相反,疯狂地揽金,追逐上流生活,却是可以光明正大的事,酷似美德,无需掩饰,这一点在《动物形状的烟火》中尤为明显,我们看到另一位落魄的青年画家参加收藏家的跨年酒会时内心备受折磨,世事如同昔日画中天使般的男孩在暴富的现实中膨胀、丑陋、粗鄙,再也不具有成为艺术对象的资格。世人判断成败的唯一准则是价码,而非才华,更非努力。张悦然是一个在生活中就有强烈自尊的创作者,在此,也将尊严赋予笔下的人物,设想他们在不同动荡中的表现:在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的过程中不断失去宝贵的人生内容,她要以小说的形式,让这些徒劳的努力留下应有的意义。
张悦然敏锐地看到这个时代的真正大众,真正的大众不是暴富者,是她笔下的阿姨、白领、雅歌塔式恶童般的儿童、乃至在制度规范下无奈生存的芸芸众生。比如《大乔小乔》中的亲姐妹:出身在计划生育年代的家庭,姐妹俩命运迥异,令人唏嘘。这篇备受赞誉的小说在设定方面极有张悦然的特色,她很喜欢在写作过程中发现另一位叙事者的存在,并邀请她从暗处走上舞台,成为与女一号发生密切关联、起到平衡和反衬作用的女二号,这种设定也使她的短篇呈现出双线格局,层次更丰满,冲突更强烈。
而在《家》中,双线结构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并带来彻底改换的叙事视角。名为“家”的空间里有一对男女和一只猫,阿姨小菊是每天来打扫的过客,也是唯一发现男女主人在同一天离家出走的人。男女主人都在社会等级不断晋升的过程中体会到陌生的不适感,“她在憎恶一种她渴望接近和抵达的生活”,这简直是大多数奋斗中的中产阶级的真心话;他们选择用文艺青年浪迹天涯的方式来疏解这种不适,又在大地震灾后重建的呼唤中获得新的(但或许经不起考验的)人生动力。这对于来自地震中心的阿姨小菊来说是不可理解但又可以接受的怪事,阿姨是城市中的移民和流民,俨如不同阶层的中介人物,真正负载城市生活琐碎日常的载体,阿姨们也在不断晋升的过程中,因而对丈夫、对家乡有了崭新的看法。她们的务实,隐没在城市生活的宏大叙事中;她们的敏感,隐没在阶层隔膜中;但这故事分明在告诉我们:城中人,无有例外,都在不断晋升的同时不断迷失自我身份,继而,或许以暂时对调身份的办法来弥补这种迷失,这种无法沟通的无力感。因而,没有所谓的主流,没有所谓的过客;联结整个社会的不是充分的沟通,恰恰是无处不在的膈膜。
其实,创作者也因为隔膜的无处不在,很难写透自己阶层之外的人物,尤其对年轻创作者而言,这是致命的局限。所以,张悦然的这十次突破是很有价值的,她笔下的城市异常真实,哪怕,对于生活在城市另一部分褶皱中的人来说,这依然是遥远而异己的故事。微明的火光,既是某人的希望,又可以是某人的哀叹,缥缈在灯火阑珊背后的阴暗中。这是城市写作必然面对的相对性,在这个崇尚晋升和富裕的大城市里,在这个不再讴歌情爱之精神力的时代里,小说家无法奔向情或理的绝对值,只能也必须臣服于人生价值流变的相对论,并且始终信仰文学的意义。在这十篇小说中,张悦然展现出对当代城市的社会关怀,作为去年拿奖无数的《茧》的有效补充,让我们看到了她作为小说家的潜力与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