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

高莽自述

杲文川整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高莽

2017年10月6日，翻译家高莽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一岁。高莽是我国俄语翻译界的大家，也是著名的作家、画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高莽》是他生前自述的回忆录，回顾了他一生的成长道路，回忆他在求学、翻译、创作历程中遇到的人与事，叙述平实，真切动人。

翻译剧本《保尔·柯察金》及演出盛况

1947年，我翻译的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 柯察金》，曾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演。

当时，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赠送了一批图书，其中有剧本《保尔· 柯察金》（打字稿）。那时，我还没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所以一看到这个剧本，就像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新人，和我们过去见过的人物形象太不同了。他是一个在争取生命、胜利的过程中坚持斗争的青年，不管自己要付出多大牺牲、承受多大的痛苦，他都在不断地克服、不断地向前，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我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好好睡觉，一口气将剧本读完，我被保尔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催促我把它翻译出来了。保尔，与我过去知道的事情太不一样了。我是在日伪统治下受到的教育，所以对过去的革命历史很不了解。忽然出现这样一个人物，真的很震撼。我要让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像保尔一样生活和工作。之后不久，我遇到了从延安来的女作家草明。

194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三十周年，中苏友协举办了一个苏联照片展览，解说词是我译的。草明很认真地看了展览，然后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你的汉语语言不纯，应多多学习。”她建议我认真阅读现代进步文学家们的作品，并努力锤炼自己的文字。草明的话使我震惊，我从没有想过自己语言不纯的问题，以为会汉语就可以了。后来，她还就此事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的语言不规范，有的地方有‘协和语’的味道。”“协和语”就是日本人说中国话用日语语法排列中国汉语词句的语言表现。

草明是第一位指出我的文字缺少训练的人。我生长在敌伪统治下，受的是奴化教育，草明的话立刻使我意识到日寇对青年心灵甚至语言摧残之深。几十年来，草明的教导一直记在我心中。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有许多译本，最值得纪念的是第一个译本，从英文转译的，译者的名字叫梅益。

我翻译的剧本《保尔· 柯察金》就是根据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由兆麟书店印刷。1948年，哈尔滨市教师联合会的文工团排演了这部话剧。这是《保尔· 柯察金》首次搬上中国舞台。

演出人员都是从日本长期奴役下获得新生的青年男女，大家都怀着一种改造思想和建设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参加了演出。一连演出多日，观众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在舞台上看到了一种新人。那年的演出成为哈尔滨市解放初期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剧中扮演冬尼娅的是一个小学代理校长孙杰，由于那次演出，我们相识相爱，后来她成为我的妻子。

1950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以最优秀的演出阵容把《保尔· 柯察金》呈现给广大观众。此剧连演多日，场场爆满。当时，《人民日报》《中苏友好》杂志及其他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号召青年向保尔学习。保尔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人最崇敬的人物，学习保尔成为社会风气。

当时演出时还有过一段有趣的插曲。扮演保尔的演员金山因事去了天津，演出前他未能按时赶回北京。剧院负责人向观众说明情况，表示道歉，准备改日为这些观众再演专场。可是观众就是不肯散去，在剧场里一直等到金山回来，那时已快到午夜了。《保尔· 柯察金》的演出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可想人们对保尔笃爱之深。

后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三次将该剧搬上舞台。保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的光辉榜样。

1956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赖莎应邀来我国访问。她在全国各地为青年作过多次报告，受到欢迎的场面是用语言难以形容的。我当时为赖莎担任翻译工作。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朴实、诚恳、热情、平常，她像拉家常似的跟我们谈天说地，讲了很多有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她说：“中国红军长征时，尼古拉可关心形势的发展了。他听广播，还让我在墙上挂了一张中国地图，自己看不见，让我告诉他中国红军行进的路线……”

1957年迎春晚会上，我和妻子一起去看望她。她拉着我们的手，观察了我们良久，然后戏谑地说：“记住，我是你们的媒婆！”她送给我们一张照片，照片上奥斯特洛夫斯基躺在病床上，她关切地守护在他的身旁。在照片的背面她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句话：“祝你们像尼古拉微笑那么幸福。”

结识恩师戈宝权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戈宝权先生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那是1949年早春时节，有一天，领导通知我，说路过哈尔滨市的戈宝权同志想和当地的俄苏文学译者、研究者见见面，座谈座谈。那时，“戈宝权”在我的头脑中是位高不可攀的人物，他的译著是我学习的榜样，具有指导意义。当时，戈宝权先生肩负着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特殊使命，他被派往莫斯科担任新华社驻苏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任命，戈宝权先生作为新中国驻苏使馆的代表接收了国民党的驻苏使馆，并担任了新中国驻苏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和参赞。

按着指定的时间，我早早地来到了指定的地点。戈宝权先生准时到了。他的穿戴和广大革命干部不一样，大家穿的是黄色军装或蓝色干部服，而他身上是一套西装。他戴着一副近视镜，黑发梳理得非常整齐，脸上露着亲切的微笑。他谈话客客气气，只是浓重的苏北口音使我听起来有些费力。他问其他几位被邀请的人怎么还没有来，我回答不知道还有谁。他取出笔记本，念了几个人名。我茫然不知所措，我仔仔细细看了几遍，然后用颤颤悠悠的声音说：“这些人都到了……那名单上写的都是我的笔名……”

我先后用过的笔名有：雪客、小四、肖儿、竹马、何马、何焉、野婴、野炬、乌兰汗、秀公、海子、谢桃等。戈先生开列名单时，以为是多位译者和研究者，其实他开出的那几个名字都是我的笔名。戈宝权大概感到意外，他没有想到翻译文学作品和撰写有关文章的竟是如此一个毛头小子，更没有想到，他列出的笔名会是我一个人的。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座谈会是否还能开得成。在这么一位名人面前，我屏住呼吸，甚至连气也不敢大声喘了。戈宝权先生笑了，思考了少许，最后说：“就开一个两个人的座谈会吧！”

那年我二十三岁，很不成熟，与现在的二十三岁青年相比差太多了。戈先生并没有因为出席座谈会的只有我一人而将发言删减省略，或应付几句了事。相反，他讲得津津有味儿，谈苏联文学现状、谈苏联作家、谈他与苏联文学界的交往，还谈了他自己怎样走上了研究俄苏文学的道路，如何进行诗歌翻译。他让我讲讲自己的情况，我记不得我都说了些什么。告别时，他可能听出我的语文水平不高，文化素质较低，便鼓励我要加强中俄文字修养与锻炼，要刻苦，要勤奋。

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讲授俄苏文学课，讲授如何治学，讲授翻译的重要意义，而讲课人是大名鼎鼎的戈宝权先生。我觉得，他很了解对方的需要，他把我想知道的、我没有说清楚的和需要知道的事都告诉了我，还指出了我需要努力的方向。我暗自思忖，如果有朝一日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工作该有多好呵！没有想到，几年后，我的希望竟变成了现实。

第二次见到戈先生，是1953年的夏天。当时，我作为一名翻译随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前往苏联参观访问。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的奔驰，抵达了我向往多年的莫斯科。车站上聚集了很多迎接代表团的苏联人。戈宝权先生也在他们中间，他是作为我国驻苏使馆的代表来欢迎中苏友协代表团的。在这种场合做翻译，我感到紧张。这已不是二人坐在桌前慢慢地用母语交谈，而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着他的面，做口头翻译，经受俄语的考验。戈先生居然还认识我，大概意识到我的不安，主动提醒我：“要冷静，要沉着，要认真。”他看了看我，又加了一句：“遇到疑难我会帮助你。”多么温暖的话语，多么亲切的关怀！我如释重负，信心倍增。从那时起，我愿意在他面前从事口译，不怕出丑，因为在工作中可以时时得到他的指导，他随时随地以长辈的体贴口吻，纠正我翻译中的失误或遗漏。他的态度、他的声调，增强了我工作的勇气与信心。

1954年2月，戈宝权先生离任回国，调到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当领导，我则是他管辖下的对外联络部的一名工作人员。那时，我经常跟随他接待外宾。戈宝权先生知道我喜欢画画，喜欢画速写肖像，特别是文学界人士，所以，他有时会有意地给我留出一点时间来，让我满足自己的心愿。记得有一次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那天，主客随便交谈，戈先生对我说：“你画吧，我自己与他们随便聊聊。”戈先生的俄语讲得很地道，知识渊博、词汇丰富，只是发音带有江苏家乡的味道。戈先生突然意外地用俄文讲话，使习惯于听我翻译的苏联客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苏联客人以为我只顾作画，不做翻译，便催促我。待我说明之后，他们恍然大悟。

戈宝权先生是学者、是翻译家，他从事学术研究态度严谨，从不投机取巧，更不回避困难。每逢遇到疑难问题，他总是查遍各种书籍，反复向行家请教，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问题。戈先生又十分虚心，不耻下问，有时也找我们商量某字某句的译法，和我们一起探讨学问。有一天，我去看望先生，谈话间他顺手拿出几页纸递给我。我一看，愣住了。原来，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我发表的《〈阿Q 正传〉在苏联》一文，认为有用，又不肯麻烦别人，便亲手抄录了全文。那时，我国还没有复印机。这事使我深为感动。

戈宝权先生是我国介绍、翻译俄苏文学的杰出学者。他接过了鲁迅、瞿秋白、茅盾、曹靖华等老一辈的接力棒，奋力地往前奔跑。在学术领域，他拓宽了研究文化交流的范围，写了不少文章，集成厚厚一本，以《中俄文学交流因缘》为书名问世，其资料之翔实、之丰富，是前无古人的。戈先生的学术活动加深、扩大了与俄苏作家的友谊与交流，很多苏联老作家都认识他，他也悉心保存了他们寄给他的信件、赠书、题词等。几年前，他把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南京图书馆，成立了“戈宝权藏书室”，并捐款三万元，设立戈宝权文学奖金。半个多世纪苦心积累的文化财富，如今变成大家可以享用的宝贵资料，显示了他博大无私的胸怀。我感到幸运的是我为他画的一幅肖像也挂在“戈宝权藏书室”内。